經歷了百多年殖民統治的香港，處處充滿了西方的文化和色彩，可是香港人卻對中國傳統的風水命理文化篤信非凡，甚至可以說是到了如痴如醉的地步。很多人相信，香港之所以經濟繁榮，乃是得益於香港的好風水：維多利亞港風平浪靜，東西兩邊都有山脈阻擋，好像一個大的聚寶盆，香港的財氣就是從這個聚寶盆而來。
什麼是風水？《辭海》引用南北朝郭璞《葬書》中的解釋，是為“葬者，乘生氣也。經曰，氣乘風則散，界水則止，古人聚之使不散，行之使有止，故謂之風水。”郭璞被尊奉為風水師的祖師爺，當然以此為準。美國心理學會有一派名為環境心理學（Ecopsychology），本質上探索的也正是中國這門古智慧，不過是從科學的角度加以詮釋和解說罷了。
不過在香港人看來，風水既不是迷信，也不是科學，而是一種道地的商業文化，這種商業文化滲透進香港人的骨子裡，已經成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份。不論貧富、階層、職位，從辦公場所、生活起居、室內陳設到興辦公司、開張志禧、買樓裝修等，香港人都要講究一個風水，偏愛請風水先生“睇風水”。
香港的商家均在店堂裡設有財神位，張掛著“鎮宅七十二靈符”。據說這是根據中國古代傳統仿製的靈符，一式兩款，掛著它可以避難消災，身心安泰，生意興旺。而臨街的店鋪還會在門口靠牆處擺上神龕，店主人有事無事都要出來拜一拜。香港的公司則大多掛有“通勝”掛曆，老闆們談生意，大都會看日子，遇到大生意開張，更會設壇切燒豬，祈求神佛保佑。由於風水理論深受香港人的推崇，就連在香港的外國公司難免不入鄉隨俗，也紛紛興起加入了風水學說的大軍。譬如香港知名的外國機構里昂證券自1990年起每年都會發布“風水指數”，於每年的年初預測一年的香港股市、樓市表現。
不僅普通小民相信風水，香港的富豪們更是津於此道，不亦樂乎。他們都配有自己的御用風水師，每月定期請風水先生上門，小到辦公室的擺設、家居佈置，大到經貿活動、起地蓋樓，都要請出來測算，選點選向選擇黃道吉日方能開工。當年人稱小甜甜的亞洲女首富龔如心逝世後，第一個跳出來宣稱對其遺留下來的鉅額財產有繼續權的，竟然是她生前的御用風水師，多少體現出了風水師的吃香。
香港政府的高官們也講風水。譬如香港應用科技研究院就曾經暴出過風水醜聞，就是因為這所本意培養優秀科技人才的科研機構，竟然花費了幾十萬港元三度聘請風水師，就辦事處環境及遷址事宜大看風水。除了不科學的科學院，警務處、消防處、運輸署等機構也都會尋求風水師的意見，如當年九鐵工程出現阻滯，就會邀請風水師從風水的角度做出合理的解釋。
不過說到政府官員中最愛風水的，還要屬前特首曾蔭權。當年他從政務司司長官邸搬入禮賓府就職時，首要的就是花上幾十萬元修一座錦鯉魚池（下圖），遷養他心愛的九尾錦鯉魚，以擋官剎。有風水大師剖析，這幾尾鯉魚一路助曾蔭權躍入龍門，功勞不小，禮賓府修魚池既旺曾也旺港。
風水裡也蘊藏著政治。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就有政治的明爭暗鬥。香港最有名氣的一次“風水大戰”，莫過於匯豐銀行和中銀大廈的“鬥法”。
匯豐銀行地處香港扯旗山山腳的“龍穴”，因山坡形似低垂的馬頭，在維港飲水，故曾被風水大師寓之為有助提升運勢的“天馬飲水穴”。為了不讓大廈前方再出現新的建築物來破壞這飲水之穴，匯豐銀行於是將其前方一直到香港渡輪碼頭的整片地皮買下，發展成為公園，取名為“皇后花園”，以保持其風水之優勢。
在中國銀行進入香港之前，匯豐銀行的效益一直非常好，就在其業績如日中天之時，中資背景的中行闖進了香港，並在其邊上建起了中銀大廈。
中銀大廈由建築大師貝聿銘所設計，整棟樓高300米，形狀下大上小，以竹子節節拔高為形象理念，被貝聿銘充滿詩意地形容為雨後春筍。可是大廈落成後，所佔據的風水格局卻給鄰居帶來了麻煩。香港的風水師出來說，中銀大廈像一把寒光四射的尖刀，有許多尖角和刀刃一樣的稜線，特別是那貝氏特色的“三角式”頂端，猶如犀利的鋼刀，刀鋒一面對著港督府，一面直指匯豐銀行，佔盡風水之餘，也破壞了督署和匯豐的貴氣。
於是，為了避開中銀大廈那柄尖尖刀刃帶來的壞運道，香港展開了一場風水大斗法：匯豐銀行在它的樓頂上面架了兩尊鋼炮，比林則徐當年抗英用的大炮還大，炮口瞄準中銀，意為“刀來炮往”；而港督府則是“以柔克剛”，在面朝中銀的方向種了六棵柳樹擋剎，並在花園裡修成了世界上獨一無二的旋轉噴水池，寓“時來運轉”之意。
風水信仰為什麼可以在香港長盛不衰？這與香港特殊的人文社會環境分離不開。
首先，香港的風水文化可謂是香港不同時期內地移民潮的產物。根據史籍和族譜的記載，最早遷徙香港的漢人是南宋一名叫彭桂公的客家人。南宋初年，彭桂公攜子遷居至新界粉嶺定居，至今其子孫已經繁衍了25代。元明時期，又有以鄧、文、廖、侯、彭五大姓為代表的客家人遷移至新界，他們自成聚落，有土有財，具有相當的影響力。1842年香港開埠之後，越來越多的客家人來到香港發展，他們散處在港九各地，活躍在社會的各個階層。一般說來，中國的風水理論定型於唐宋時期，並形成了以江西風水為代表的“形法派”和以福建風水為代表的“理氣派”，理氣派強調以“陰陽”、“卦理”論吉凶，傳播於閩、浙、粵、贛等地區。所以，當作為風水信仰載體的贛、閔、粵客家人徙居香港，他們自然也帶來了原有的風俗習慣和信仰文化，這應該說是香港風水文化盛行的基本原因。
其次，大眾傳媒的大肆渲染和公益機構的“風水行為”，也為香港的風水文化營造了社會氛圍。香港的一些電臺、電視臺經常會請一些“相學專家”談運程、看掌相或講星座，深受香港人的歡迎，不少報章和雜誌也專門闢有“紫微斗數論命”、“神機測字”或“易經占卜”等專欄，由堪輿學家回答讀者來信或以深入淺出的方式暢談風水與命運，解答諸如“睡房佈置不宜動”、“剋夫克妻相”、“旺宅催財化煞”等問題，五花八門，應有盡有。而每逢新春前，各式各樣有關年勢運程的書籍更是猶如雨後春筍般霸滿整個報檔，據估計，每年全港運程書約有50多種，年銷售量達40萬本，若以每本50元計算，生意額高達2,000萬港元。除香港媒體的宣揚之外，一些公共團體也會利用週末和節假日在各大公園組織算命先生、風水先生為市民免費看相算命，運演生辰八字。
再次，香港風水文化的盛行，脫離不開港英政府殖民統治時期的管治政策。當年的港英政府在“不干預”文化政策導向下，為香港本土文化自由發酵提供了一個相對包容寬鬆的環境。如此，算卜看卦、相命測字等風水習俗才有機會得以儲存並壯大，乃至很多在內地已經消失的中國傳統文化和信仰，也能夠在香港這塊彈丸之地安身立命，如包山節、天后誕等。另一方面，港英政府奉行“經濟掛帥”的經濟政策，統治期間努力在社會中營造商業主義氛圍，實用主義、工具理性逐漸成為人們價值尺度的標準，香港人在追求商業效益最大化的同時，也開始藉助風水學說撫慰心靈。
香港人生活在一個競爭激烈的環境中，人人渴求做人上人，步入中產階級置業安家。當富豪們長年擁有自己的御用風水師，因為相信風水而受益時，普通人士就更想借用外部力量助自己一臂之力，年年賺大錢，謀取人生的成功。而風水正是可以“奪神功，改天命”的重要元素，在香港人的日常工作生活中發揮著不容忽視的影響。
經歷了百多年殖民統治的香港，處處充滿了西方的文化和色彩，可是香港人卻對中國傳統的風水命理文化篤信非凡，甚至可以說是到了如痴如醉的地步。很多人相信，香港之所以經濟繁榮，乃是得益於香港的好風水：維多利亞港風平浪靜，東西兩邊都有山脈阻擋，好像一個大的聚寶盆，香港的財氣就是從這個聚寶盆而來。
什麼是風水？《辭海》引用南北朝郭璞《葬書》中的解釋，是為“葬者，乘生氣也。經曰，氣乘風則散，界水則止，古人聚之使不散，行之使有止，故謂之風水。”郭璞被尊奉為風水師的祖師爺，當然以此為準。美國心理學會有一派名為環境心理學（Ecopsychology），本質上探索的也正是中國這門古智慧，不過是從科學的角度加以詮釋和解說罷了。
不過在香港人看來，風水既不是迷信，也不是科學，而是一種道地的商業文化，這種商業文化滲透進香港人的骨子裡，已經成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份。不論貧富、階層、職位，從辦公場所、生活起居、室內陳設到興辦公司、開張志禧、買樓裝修等，香港人都要講究一個風水，偏愛請風水先生“睇風水”。
香港的商家均在店堂裡設有財神位，張掛著“鎮宅七十二靈符”。據說這是根據中國古代傳統仿製的靈符，一式兩款，掛著它可以避難消災，身心安泰，生意興旺。而臨街的店鋪還會在門口靠牆處擺上神龕，店主人有事無事都要出來拜一拜。香港的公司則大多掛有“通勝”掛曆，老闆們談生意，大都會看日子，遇到大生意開張，更會設壇切燒豬，祈求神佛保佑。由於風水理論深受香港人的推崇，就連在香港的外國公司難免不入鄉隨俗，也紛紛興起加入了風水學說的大軍。譬如香港知名的外國機構里昂證券自1990年起每年都會發布“風水指數”，於每年的年初預測一年的香港股市、樓市表現。
不僅普通小民相信風水，香港的富豪們更是津於此道，不亦樂乎。他們都配有自己的御用風水師，每月定期請風水先生上門，小到辦公室的擺設、家居佈置，大到經貿活動、起地蓋樓，都要請出來測算，選點選向選擇黃道吉日方能開工。當年人稱小甜甜的亞洲女首富龔如心逝世後，第一個跳出來宣稱對其遺留下來的鉅額財產有繼續權的，竟然是她生前的御用風水師，多少體現出了風水師的吃香。
香港政府的高官們也講風水。譬如香港應用科技研究院就曾經暴出過風水醜聞，就是因為這所本意培養優秀科技人才的科研機構，竟然花費了幾十萬港元三度聘請風水師，就辦事處環境及遷址事宜大看風水。除了不科學的科學院，警務處、消防處、運輸署等機構也都會尋求風水師的意見，如當年九鐵工程出現阻滯，就會邀請風水師從風水的角度做出合理的解釋。
不過說到政府官員中最愛風水的，還要屬前特首曾蔭權。當年他從政務司司長官邸搬入禮賓府就職時，首要的就是花上幾十萬元修一座錦鯉魚池（下圖），遷養他心愛的九尾錦鯉魚，以擋官剎。有風水大師剖析，這幾尾鯉魚一路助曾蔭權躍入龍門，功勞不小，禮賓府修魚池既旺曾也旺港。
風水裡也蘊藏著政治。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就有政治的明爭暗鬥。香港最有名氣的一次“風水大戰”，莫過於匯豐銀行和中銀大廈的“鬥法”。
匯豐銀行地處香港扯旗山山腳的“龍穴”，因山坡形似低垂的馬頭，在維港飲水，故曾被風水大師寓之為有助提升運勢的“天馬飲水穴”。為了不讓大廈前方再出現新的建築物來破壞這飲水之穴，匯豐銀行於是將其前方一直到香港渡輪碼頭的整片地皮買下，發展成為公園，取名為“皇后花園”，以保持其風水之優勢。
在中國銀行進入香港之前，匯豐銀行的效益一直非常好，就在其業績如日中天之時，中資背景的中行闖進了香港，並在其邊上建起了中銀大廈。
中銀大廈由建築大師貝聿銘所設計，整棟樓高300米，形狀下大上小，以竹子節節拔高為形象理念，被貝聿銘充滿詩意地形容為雨後春筍。可是大廈落成後，所佔據的風水格局卻給鄰居帶來了麻煩。香港的風水師出來說，中銀大廈像一把寒光四射的尖刀，有許多尖角和刀刃一樣的稜線，特別是那貝氏特色的“三角式”頂端，猶如犀利的鋼刀，刀鋒一面對著港督府，一面直指匯豐銀行，佔盡風水之餘，也破壞了督署和匯豐的貴氣。
於是，為了避開中銀大廈那柄尖尖刀刃帶來的壞運道，香港展開了一場風水大斗法：匯豐銀行在它的樓頂上面架了兩尊鋼炮，比林則徐當年抗英用的大炮還大，炮口瞄準中銀，意為“刀來炮往”；而港督府則是“以柔克剛”，在面朝中銀的方向種了六棵柳樹擋剎，並在花園裡修成了世界上獨一無二的旋轉噴水池，寓“時來運轉”之意。
風水信仰為什麼可以在香港長盛不衰？這與香港特殊的人文社會環境分離不開。
首先，香港的風水文化可謂是香港不同時期內地移民潮的產物。根據史籍和族譜的記載，最早遷徙香港的漢人是南宋一名叫彭桂公的客家人。南宋初年，彭桂公攜子遷居至新界粉嶺定居，至今其子孫已經繁衍了25代。元明時期，又有以鄧、文、廖、侯、彭五大姓為代表的客家人遷移至新界，他們自成聚落，有土有財，具有相當的影響力。1842年香港開埠之後，越來越多的客家人來到香港發展，他們散處在港九各地，活躍在社會的各個階層。一般說來，中國的風水理論定型於唐宋時期，並形成了以江西風水為代表的“形法派”和以福建風水為代表的“理氣派”，理氣派強調以“陰陽”、“卦理”論吉凶，傳播於閩、浙、粵、贛等地區。所以，當作為風水信仰載體的贛、閔、粵客家人徙居香港，他們自然也帶來了原有的風俗習慣和信仰文化，這應該說是香港風水文化盛行的基本原因。
其次，大眾傳媒的大肆渲染和公益機構的“風水行為”，也為香港的風水文化營造了社會氛圍。香港的一些電臺、電視臺經常會請一些“相學專家”談運程、看掌相或講星座，深受香港人的歡迎，不少報章和雜誌也專門闢有“紫微斗數論命”、“神機測字”或“易經占卜”等專欄，由堪輿學家回答讀者來信或以深入淺出的方式暢談風水與命運，解答諸如“睡房佈置不宜動”、“剋夫克妻相”、“旺宅催財化煞”等問題，五花八門，應有盡有。而每逢新春前，各式各樣有關年勢運程的書籍更是猶如雨後春筍般霸滿整個報檔，據估計，每年全港運程書約有50多種，年銷售量達40萬本，若以每本50元計算，生意額高達2,000萬港元。除香港媒體的宣揚之外，一些公共團體也會利用週末和節假日在各大公園組織算命先生、風水先生為市民免費看相算命，運演生辰八字。
再次，香港風水文化的盛行，脫離不開港英政府殖民統治時期的管治政策。當年的港英政府在“不干預”文化政策導向下，為香港本土文化自由發酵提供了一個相對包容寬鬆的環境。如此，算卜看卦、相命測字等風水習俗才有機會得以儲存並壯大，乃至很多在內地已經消失的中國傳統文化和信仰，也能夠在香港這塊彈丸之地安身立命，如包山節、天后誕等。另一方面，港英政府奉行“經濟掛帥”的經濟政策，統治期間努力在社會中營造商業主義氛圍，實用主義、工具理性逐漸成為人們價值尺度的標準，香港人在追求商業效益最大化的同時，也開始藉助風水學說撫慰心靈。
香港人生活在一個競爭激烈的環境中，人人渴求做人上人，步入中產階級置業安家。當富豪們長年擁有自己的御用風水師，因為相信風水而受益時，普通人士就更想借用外部力量助自己一臂之力，年年賺大錢，謀取人生的成功。而風水正是可以“奪神功，改天命”的重要元素，在香港人的日常工作生活中發揮著不容忽視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