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夫之，字而農，湖南衡陽人。王夫之曾考取了舉人，青年時以博學見稱。張獻忠率領的農民起義軍過湖南時，曾遨請王夫之參加農民起義軍，王夫之毀面傷腕而拒絕。1644年清軍入關，王夫之在家鄉舉兵抗清，失敗後前去廣東肇慶，投奔明永曆政權，擔任行人司行人小官，因不滿南明政權的腐敗，上書要求改革，受到當權者的迫害，幾喪性命。

中國古代哲學中有兩種明顯的傾向，一是傾向於迴歸。如佛教認為一切皆空，人只有認清一切皆空而不執著，才能回溯至光明的佛境；如道家思想也可認為是迴歸性的，老子就問：“專氣致柔，能嬰兒呼？”雖說道家、道教有著許多經世的謀略、手段。唐末李翱首先提出“復性”說，宋明新儒家繼續提倡復性，所謂“復性”，就是迴歸到性的本然狀態，也即是聖人之境。

另一傾向與迴歸性傾向相反，是向前進性的。這一傾向表現出了唯物主義的精神，如荀子、王充、張載等。具有此種傾向的哲學，多主張世界的本體是物質的、實有的，認為人應努力前進，運用自己的才智，去達到自己追求的理想，表現出了人創造世界的雄心。王夫之的哲學與佛老不同，又與宋儒有區別，它屬於向前進性的哲學。這一特點在王夫之哲學本體論、認識論，以及王夫之對社會、歷史、個人的觀點上都得到了反映。

王夫之哲學的本體論。王夫之認為宇宙充滿著氣，“陰陽二氣充滿太虛，此外更無他物，亦無間隙，天之象，地之形，皆其範圍也。”氣無處、無時不在，氣是無限、普遍的。氣是極其微細的物質，王夫之說：“氣，有質者也。”人的感官不能直接感受這種微細的氣，“虛空者，氣之量；氣彌淪天涯而希微不形，則人見虛空而不見氣。”

氣是運動變化的，氣有陰陽，“太極動而生陽，動之動也；靜而生陰，動之靜也。”運動是絕對的，靜只是動之靜，是相對的氣的運動原因來源於自身，運動是氣固有的屬性。氣是實在的，是有，所以王夫之哲學中“有”是無限、絕對的。除物質的氣之外，本體上沒有如宋儒所說的“理”。“理”在王夫之哲學中只是氣的一種屬性，理氣又是統一的，所以王夫之提出了有名的論點——“理在氣中”。

氣是陰陽之氣，“一氣之中，二端既肇，摩之之，而變化無窮。”陰陽二氣交感變化而產生萬物，具體的物也就是“器”。王夫之說：“天下惟器而已矣。道者器之道，器者不可謂之道之器也。”道不可離器而獨存，而且道只是器的道。王夫之“理在氣中”、“道不離器”的理論，抹去佛老以及宋思想中飄忽、虛無的道，一變而成實在的、物質的、變化的世界。

而且，“六合一氣，萬古日新”，氣運動不息而且日日新，這肯定了事物是不斷向前發展的。具體的事物時時在變，其變化的事物處於不斷更新之中。那麼，如何認識事物的本質呢？王夫之的認識論觀點主要是知行觀。首先王夫之認為行先知後，意思是說，透過對事物的接觸，進行實踐，在此基礎上方可以產生對事物的認識——知。王夫之以這一唯物論的觀點，批判了朱豪知先行後的觀點。

同時，王夫之針對王陽明“知行合一”的觀點，提出了“行可兼知”的觀點。他認為王陽明“知行合一”，其實是把行歸入了知之中，但王夫之認為與其把行歸入知之中，還不如說行之中可以包含知。王夫之用例證說明：“行於君民、親友、喜怒、哀樂之間，行而信，失而疑，道乃益明，是行可有知之效也。”王夫之在知行觀上表現了一定的辯證性，認為知行是統一的，者不可偏廢，“知行相資以為用”、“知行並進而有功”。

王夫之氣動理論，以及關於認識、社會、歷史、個人的理論，都表現出了人應該認識清楚一切都是變化的，而變化的方向是向前的，而且是日新日成。所以人要以自己的頭腦把握現實，從現實出發，因為現實是最重要的。王夫之這種具有積極進取的思想，在歷史上引起了很大的反響。但王夫之思想中也有時很強調人的先天性。

值得一提的是王夫子在哲學上的成就很高的，提出了七個觀點，首先、反禁慾主義，提倡不能離開人慾空談天理，天理即在人慾之中。王夫之在其《周易外傳》、《尚書引義》等書中對程朱理學的“存天理，滅人慾”提出了批評。其次、均天下、反專制、愛國理想。其三、氣一元論，王夫之認為氣是唯一實體，不是“心外無物”。其四、心物(知行)之辯——反對“生而知之”的先驗論。其五、揭示“名”、“辭”、推的辯證性質。其六、理勢合一的歷史觀。其七、性日生而日成的人性論。

其實不止在哲學上成就很高，在文學和歷史上他也一樣有著驕人的成績。許多史論文章都認為，在明末清初三大思想家顧炎武、黃宗羲、王夫之中，只有王夫之至死不“剃頭”保持了忠節，王夫之為了事業和理想，從來不為利祿所誘，不受權勢所壓，就是歷盡千辛萬苦，也矢志不渝。明朝滅亡後，在家鄉衡陽抗擊清兵，失敗後，隱居石船山，從事思想方面的著述。

王夫之主張廢封建,其意不限於加強中央集權以確保國家一統,還著眼於“民力”的承受度,較具人民性.他主張廢除世卿世祿制,還著眼於倡導選舉制,所謂“封建廢而選舉行”,布衣士子因此得以登上政治舞臺,顯示了其作為庶族士人反對封建貴胄特權的傾向.

　　較之柳宗元以“勢”論封建,王夫之則作了深度開拓：於“勢”後探“理”.王氏說：“郡縣之制,垂二千年而弗能改矣,合古今上下皆安之,勢之所趨,豈非理而能哉!”（《讀通鑑論》卷一）從而在更高層次上揭示“封建——郡縣”之辯背後的歷史規律性問題.在論及漢代抑制諸侯勢力的舉措時,王夫之說：“武帝之眾建王侯而小之,唐、宋之先聲也.一主父偃安能為哉?天假之,人習之,浸衰浸微以盡泯.”（《讀通鑑論》卷三）深刻說明主父偃單車赴齊而使齊國歸服,並非主父偃個人力量所致,乃“天”藉其實現客觀規律罷了.

　　王夫之將秦廢封建提升到歷史哲學的高度：“秦以私天下之心而罷侯置守,而天假其私以行其大公,存乎神者之不測,有如是夫!”“天假其私以行其大公”,其說頗類似黑格爾“最大的‘罪孽’反而最有益於人類”的名言.在這種主觀動機與客觀效果頗相矛盾的現象背後,有著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支配力量在起作用,黑格爾歸之於“絕對精神”,王夫之則歸之為“理”,終之於“天”,從而把秦漢唐宋以來的“封建論”推到歷史哲學的高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