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人要走向成功，可能需要很多內在和外在的條件，比如過人的天賦，自身的努力，以及要有一定的際遇。雖然我們常說，個人的努力非常重要，沒有人能夠隨隨便便成功，但其實運氣和機遇也十分關鍵。天定命數以及歷史的程序，其重要程度甚至還高於個人的努力。簡單舉個例子，比如鄉間有個學子，天賦很高，自己也很努力，但因出身貧寒必須花費大量時間賺錢養家餬口，也沒有遇到伯樂，可能從此終老鄉野，成為時代的遺珠。

又比如，有個人年少得志，少年科第，平步青雲，但由於天妒英才，年紀輕輕就去世了，那麼前半生的所有努力也隨之付諸東流，無法繼續攀登更高的山峰。

而且在命運的安排上，上天也是非常不公平。有些人生來運氣很差，人生不如意事十有八九，而有些人的人生卻像開了掛一樣，福祿壽考全部好處都被他佔了。在清朝道光年間，就出了個運氣極好的宰相，他的名字叫做潘世恩。潘世恩的運氣到底有多好，清末的陳康祺給我們盤點了一遍：“本朝耆臣，生加太傅者五人，重宴瓊林者八人，狀元作宰相者八人，惟潘文恭公兼之。又大拜不階協辦，樞廷不始學習，皆異數也。富貴壽考，子孫繼武，公之福祉，三百年一人已。”

首先解釋幾個概念。“太傅”是三公之一，在清朝時算是個虛銜，但代表著很高的榮譽。受封為太傅的人，大多數都是死後追贈，能在活著的時候就被封太傅的，整個清朝只有5人（另一說為11人），而潘世恩就是其中之一。

“瓊林”，是每年科舉以後新科文武進士參加的“瓊林宴”，也叫“鹿鳴宴”。而“重宴瓊林”，意思是在考上進士滿60年時，可以再次與新科進士一起參加鹿鳴宴。能重宴瓊林者，一是高壽，二是當官當得久，整個清朝，也只有區區8人得以享此殊榮。“狀元作宰相”比較容易理解。“大拜不階協辦”，指的是潘世恩入閣拜相時，沒有經過“協辦大學士”這一階段，直接成為了正一品的殿閣大學士；“樞廷不始學習”，則是指潘世恩進入軍機處時，也沒有經過“行走學習”的過程，直接當上了正牌的軍機大臣。能跳過這兩個“實習期”，都是有清一代的大臣中極其罕見的。而潘世恩能夠集上面這所有榮寵於一身，且歷經四朝，活了足足86歲，說他是清朝300年來運氣最好的宰相，恐怕不會有人反對。在清朝中葉出了一個運氣這麼好的宰相，為何卻說是清朝的悲哀呢？原因就在於，是那個時代風氣的墮落，才造就了這麼一位運氣如此之好的高官。潘世恩有沒有能力才華？顯然是有，他能考上科舉狀元便是明證。潘世恩是不是奸臣？也不是，他的職業生涯中沒有什麼劣跡。在咸豐朝時，潘世恩還曾上疏舉薦林則徐，可見他也不為無識。但潘世恩身居高位，卻起不到他應該有的作用，《清史稿》記載：“（世恩）在樞廷凡十七年，益慎密，有所論列，終不告人。海疆事起，林則徐所論奏，廷議多贊之；及穆彰阿主撫，世恩心以為非，不能顯與立異。”潘世恩是個宰相，但每次遇到事情時，卻表現得像個局外人，從來不發表自己的意見。鴉片戰爭時，穆彰阿主張與英人求和，潘世恩心裡認為不對，卻不敢公開表示反對。就連後來舉薦林則徐，也是在咸豐罷斥穆彰阿之後才敢上奏的。也就是說，潘世恩當官，奉行的原則就是做得少錯得少，但凡是有一絲風險的事情，潘世恩寧可閉上嘴巴，選擇不發表見解來保全自己。而可悲的是，在當時官場風氣和制度的篩選下，潘世恩這種遇事模稜兩可的伴食之官，卻能一路扶搖直上，不但身兼大學士與軍機大臣之職，還成為清朝300年間運氣最好、榮寵最高的人，但實際上朝廷有他沒他都沒什麼區別，正印證了古時蘇東坡所說的“我願生兒愚且魯，無災無難到公卿”。清朝在道光時已經加速走向衰落，於此便已可見一斑。

清朝是家皇帝，就像家庭一樣，皇帝一人說了算的，不想宋朝以前的在公堂上，個人意見可以發表的，清朝沒有宰相，自有大學士

道光朝這個官場不倒翁名叫曹振庸，27歲中進士踏入官場，活了80歲，從政52年，歷乾隆、嘉慶、道光三朝而不倒，在清朝他是做宰相時間最長的一個人。

曹振庸的為官之道頗受後人詬病，“少說話、多磕頭”成了他的座右銘。他和五代十國的宰相馮道有得一拼。馮道五任宰相，歷四朝，十位皇帝。無論皇帝如何換來換去，馮道一直穩做宰相之位。

▲曹振庸

二人之所以能夠左右逢源，官居高位，共同特點就是：明哲保身，遇到不好辦的事情，儘可能躲得遠遠的，不出頭；如果躲不過了，就要多請示，多彙報，堅決跟著領導走。這也許是個人之福，卻不是國家之幸。

曹振庸，安徽歙縣人。乾隆朝的宰相曹文植之子，曹家在清朝是名門望族，乾隆曾御賜曹文植“四世一品”匾額，其實準確的說是“五世一品”因為乾隆和他老爺子曹文植先後去世後，嘉慶加封曹振庸為一品宰相。

嘉慶朝曹振庸官居首席軍機大臣（相當於宰相），武英殿大學士，太子太傅。時人稱“父子宰相”。曹振庸在乾隆活著時，是被培養的青年幹部，是為兒子嘉慶儲備的人才。

嘉慶本來是個平庸的皇帝，有怎樣的領導就有怎樣的臣子，乾隆盛世根本沒有曹振庸發揮的餘地，曹振庸只是沾染了官場老油條的習氣，和珅之流深深影響了官場，他的父親因為不恥與和珅為伍而辭職回家養老，這些事都對曹振庸產生了影響，所以在嘉慶起用他後，吸取了教訓，做一個“好好先生”，一個沒有稜角的宰相。

▲嘉慶

曹振庸的名字透露出了他的為官之道，走的是“中庸”之路，不左不右，不偏不倚，既不會為領導添麻煩，又不會為屬下產生壓力。官場混的四平八穩。沒有大錯，也沒有大的功績。這樣的領導誰不喜歡呢？

嘉慶在外出巡遊時，曹振庸有三個月是總處理公務，這是領導對他莫大的信任。當時朝中流傳這樣幾句話“宰相朝朝有，代君三月無”。可見曹振庸有一套為官秘訣。

到了道光朝時，他的老油條風格發揮到了極致，道光是歷史上最簡樸的皇帝，他捨不得得吃捨不得穿，但是大臣們可不想這樣受苦，紛紛欺騙皇上。

比如一個雞蛋宮外賣一文錢，可到了宮裡變成了五文錢，中間都被大臣吃了回扣。有一次道光問曹振庸，雞蛋多少錢一個呢？曹振庸知道說多了說少了都不合適，乾脆回答說，臣從來沒有吃過雞蛋，也不知道多錢一個。這樣一來，既不得罪大臣，又迴避了皇上的問題，這就是曹振庸做官的訣竅。

▲道光

這樣的例子還有許多，無一不說明曹振庸是個平庸的宰相。這也是他長壽的秘訣。這些是個人之福確是大清的悲哀。但願官場少些曹振庸這樣的人，多一些宰相劉羅鍋這樣的官！

這人說的是潘世恩。潘世恩是清朝的“四朝元老”，乾隆58年的狀元，歷仕乾隆、嘉慶、道光、咸豐四朝。潘世恩有才，著有著有《真意齋文集》、《恩補齋詩集》、《正學編》、《讀史鏡古編》、《熙朝宰輔錄》、《恩補齋筆記》、《潘史恭自訂年譜》等書；潘世恩會做人，受到從乾隆到咸豐幾代皇帝的恩寵，未經宦海沉浮；潘世恩也有識人眼光，八十高齡時舉薦林則徐；潘世恩心態好，會養生，活到八十六歲才善終。總之潘世恩是是古代做人的極致，大富貴亦壽考，蓄道德能文章，福祿壽具備，所有該享的福他都享了。

但潘世恩卻生活在一個清朝由盛轉衰的時代，在這個時代裡，潘身居高位，卻沒有什麼作為。拿現在的話說，犯了“不作為”的錯誤。而且，潘世恩是一個“老好人”，不輕易發表自己的觀點，哪怕截然相反的觀點，他也好好好。他的門生中，既有林則徐這樣的直臣，又有穆彰阿這樣的奸臣。潘世恩誰也不得罪，所以誰也對他造不成傷害。本該力挽狂瀾的他，做了一艘順風船，載著清朝慢慢走向墳墓。

穿越了嗎？

看到這個問題，弱弱的想問一句：清朝穿越了嗎？還是清朝又恢復了宰相制度？明初就廢了宰相制度，明朝中後期的內閣權大的時候幾乎是很接近宰相了。清朝見到了這種情況，就更進一步削弱了內閣，並且創立了軍機處。

什麼是宰相？用形象的比喻就是皇帝的“管家”，他們可以不是一個人，同時也賦予了權力給管家來替皇帝做決策，所以才有一人之下萬人之上之說。清朝都沒有了宰相一說，何來的最好命宰相？

時代不能選擇，但是責任卻必須承擔

一個人生於哪個時代是沒有選擇權的，所以沒有誰生錯時代之說，同時一個朝代也是如此，一個朝代也是沒有選擇在什麼時代的立朝建國的權力，故何來的是大清的悲哀之說？

無論是人亦或是朝代，都有一個共同需要承擔的東西，那就是時代的責任。若是一個朝代或者一個人抓住了時代賦予的責任，並且經過自己的最大努力，那麼無論成功與否，都會被後世人稱讚。相反若是沒有抓住自己應承擔的責任，甚至白白浪費掉，從而給自己或是後世重大苦難，那麼就可能會遭後世唾罵。故人或者朝代都應該承擔其時代賦予的責任，不光是為了自己，同時也是為了後世。

再來看清朝，清朝和清朝的皇帝還有清朝的臣子們很多都沒有能很好的承擔時代給與其的責任，有些甚至是聽之任之，有些則是為一己私慾。而不承認責任的結果就是自己和後人來承擔苦難的後果，所以我們經歷了一段極其苦難的歷史，要想這段歷史不再重演，那麼生為我們當今時代的人，就得承擔當今時代賦予給我們的責任。

這裡要糾正一下。按照清朝的官制，清朝不存在宰相這種官職。大家常說的宰相，大概分兩種情況：一種是假宰相，也就是隻是軍機處大臣沒有大學士頭銜；另一種是真宰相，既是軍機處大臣，又有大學士頭銜，比如著名的大貪官和珅同志。這裡說的300年最好命宰相，應該指的是歷經乾隆、嘉慶和道光三朝的曹振鏞。曹振鏞一輩子不求有功，但求無過，歷經乾隆、嘉慶、道光三朝，只會做官不會做事，生平奉行六個字：多磕頭，少說話。

曹振鏞人如其名，碌碌無為

曹振鏞是安徽歙縣人，27歲考取進士進入仕途，嘉慶朝時，任吏部工部侍郎，還受嘉慶委託代理朝政三個月，他老家安徽歙縣，至今人們仍然會驕傲地念叨“宰相朝朝有，代君三月無”的諺語；道光朝時，升任武英殿大學士，仕途之路一馬平川，位極人臣，掌管軍機處長達15年，官齡長達53年，80歲才退休。最後頤養天年、壽終正寢，道光皇帝賜諡號“文正”，要知道“文正”可是文臣夢寐以求的最高諡號，據嚴復統計，有清一代有諡號的大臣2748人，死後諡“文正”的僅8人。號稱“半個聖人”剿滅太平天國運動的中興之臣曾國藩也是諡號“文正”，立下收復新疆不世之功的左宗棠也是次一等諡號“文襄”。那麼曹振鏞同志立下了何等大功，可以當此殊榮？

但曹振鏞在後世的知名度很低，就是因為沒有留下什麼事蹟可以大書，所以《清史稿·曹振鏞傳》的篇幅很短，只有700多字。平平庸庸，無所建樹的曹振鏞官職就像坐上火箭，屹立三朝不倒。有人向曹振鏞請教為官秘訣，他很直接：“無他，但多磕頭，少說話耳”。由此可見，安安穩穩為官，深得皇帝信任，還得高壽，死後獲賜諡號“文正”，堪稱300年最好命宰相。

曹振鏞的為官之道帶壞了朝廷風氣，大清加速淪落

雖然對曹振鏞個人來講，個人仕途非常成功，但他對國家改革和重大決策沒有什麼貢獻，實實在在是一個庸官，或者用精緻利己主義者來形容更合適。他的為官之道就是老闆上任之後，當務之急是先琢磨清楚老闆的基本工作思路，再順著老闆的心思辦事努力跟到位，有風險有責任的事不表態不發言，以小博大，四兩撥千斤，專門在小事細節做文章，零風險低成本高收益，最終贏得盆滿缽滿。

在道光年間，西方工業革命方興未艾，英華人的堅船利炮已經在東亞打開了天朝的大門，《南京條約》的簽訂已經使得國家處於生死存亡之際。這個時候，正是需要君臣同心，打破常規革故鼎新。由於道光皇帝本性是守成皇帝，這就更需要身邊肱股大臣敢於面對困境，敢於擔當，勇於任事。但是，宦海浮沉多年的曹振鏞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很壞的示範作用，大臣們紛紛效仿曹振鏞的為官之道，苦心鑽研如何應付皇帝、如何讓皇帝高興，對自己沒好處的事情沒人想、沒人幹，能推就推，能糊弄就糊弄，這無疑會加速將大清向沉淪的方向推落，即使偶爾有有心作為的良臣也“木秀於林風必摧之”，難以有機會施展身手，正是在諸如曹振鏞這樣的庸官巧官的帶領下，清朝積重難返，逐步加速走向滅亡的方向。

另類君答題^_^

滿清從康熙後期開始，由於康熙自視甚高，驕傲自滿，加上虛榮心爆棚，為了迎合他“一代聖主”的光輝形象，臣下對政治事務基本報喜不報憂，而康熙本人對待政務也是糊弄一天是一天，遇到上報的貪贓枉法之事，大多做低調處理，不予深究。

康熙的這種毛病在繼任者雍正那裡得到了糾正，然而到了乾隆時期，比之於晚年康熙的昏聵，則更加有過之而無不及。

在這個大背景下，滿清的官場不倒翁，所謂的“三百年最好命丞相”曹振鏞粉墨登場了。

老曹的開場白是“多磕頭，少做事”。這種工作方法完全符合滿清官場“和光同塵”的政治生態環境。

“多磕頭”是給別人面子，少樹敵甚至不樹敵，而不做事，自然也就不會觸碰別人的利益，而且還不用給自己沒事找事，樂得清閒。

用我們現在的話來說，就是“懶政怠政不作為”，這種官員擱今天做不出業績來，而且烏紗帽也難保，但擱在乾隆年間，那是準準的“不倒翁”。

事實上，曹振鏞歷經乾隆、嘉慶、道光三個皇朝，都穩坐軍機處，直到八十歲告老還鄉時也沒有犯過哪怕一丁點的錯誤，被道光帝評價為“老成謀國”“股肱之臣”！

熟讀近代史的人都知道，道光帝時期第一次鴉片戰爭已經打響，《南京條約》已然簽訂，當此時，正是朝野上下勵精圖治的緊要關頭，而曹振鏞這個混賬王八蛋居然飽食終日無所用心，以混日子的態度經營朝局，終其一生儘管未曾犯錯，沒有貪汙腐化的記錄，卻也正經事一個沒有做，而其“多磕頭少做事”的名言，卻也影響了滿清官場幾乎所有同僚，最終讓滿清帝國暮氣沉沉，銳意盡失，一步一步蹣跚著走向腐朽滅亡。

說起道光朝三百年最命好的“宰相”，那一定非曹振鏞莫屬了。曹振鏞是安徽人，乾隆四十六歲中進士，任翰林院編修。嘉慶十一年升工部尚書，奉命撰寫《高宗實錄》，成書後加封太子少保，調任戶部尚書，兼任翰林院掌院學士，幾年後又調任吏部尚書、協辦大學士。道光帝繼位後任命曹振鏞為軍機大臣，而清朝的軍機大臣相當於宰相，所以曹振鏞被稱為命最好的“宰相”。曹振鏞在道光一超朝不僅做到了軍機大臣，還升任武英殿大學士，仕途之路無比順暢。曹振鏞為官五十三載，80歲退休，最後壽終正寢，享年81歲。曹振鏞死後道光帝親自弔喪，下詔褒恤，還賜諡文正。“文正”可是文臣的最高諡號了，清朝兩百多年能都得到“文正”諡號的也不過8人，就連收復新疆的左宗棠也僅僅諡號“文襄”，比“文正”低一點。可是曹振鏞有什麼功勞，能得到“文正”這樣的諡號？

其實曹振鏞確實沒什麼功勞，他能得到此等諡號也不過是通曉為官之道深得皇帝信任罷了，後世的人幾乎都不知道有曹振鏞這麼個人，就連《清史稿·曹振鏞傳》也只有短短七百餘字的篇幅，可見曹振鏞確實沒有留下什麼值得書寫的事蹟。那麼無所建樹的曹振鏞為何仕途這麼順利呢？有人也問過他，他對於他的為官之道沒有過多掩飾，直接說“無他，但多磕頭，少說話耳”，可見他的成功秘訣就是平庸二字，只要小心謹慎，就能得到皇帝信任。《清史稿·曹振鏞傳》中對於曹振鏞受寵的原因也有記載“宣宗治尚恭儉,振鏞小心謹慎,一守文法,最被倚任。”

但是曹振鏞雖然為官謹慎，卻不是一個好官，因為他的為官之道給大臣們開了個壞頭。如果做官都像曹振鏞這樣無所建樹，只管著琢磨皇帝的心思，討好皇帝的話，那麼整個國家離滅亡也就不遠了。很可惜，曹振鏞就這麼帶壞了清廷的風氣，使得本來就日漸落後的清朝雪上加霜。要知道道光時期西方都已經完成了第一次工業革命了，清朝還在固步自封，可以說此時的清朝已經處於危難之中，可就在國家危難之際，朝堂之上受寵的確是曹振鏞這樣的庸人，清朝如很能變革？到了1840年英國用炮火打開了清朝緊閉百年的大門後，道光帝想變革也晚了。雖然此時曹振鏞已經逝世五年，但還是有不少大臣效法他的為官之道，無法提出什麼實質性的建議，加上道光皇帝自身也沒什麼才能，對於國家突如其來的變故毫無辦法，導致清朝迅速衰落。

所以說為官者不能只想著討好領導，還是得要有真本事，不然真到危急時刻，誰也救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