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風不與周郎便，銅雀春深鎖二喬。“東風不與周郎便，銅雀春深鎖二喬。”這後兩句久為人們所傳誦的佳句，意為倘若當年東風不幫助周瑜的話，那麼銅雀臺就會深深地鎖住東吳二喬了。這裡涉及到歷史上著名的赤壁之戰。在赤壁戰役中，周瑜主要是用火攻戰勝了數量上遠遠超過己方的敵人，而其能用火攻則是因為在決戰的時刻，恰好颳起了強勁的東風，所以詩人評論這次戰爭成敗的原因，只選擇當時的勝利者—周郎和他倚以致勝的因素—東風來寫，而且因為這次勝利的關鍵，最後不能不歸到東風，所以又將東風放在更主要的地位上。但他並不從正面來描摹東風如何幫助周郎取得了勝利，卻從反面落筆：假使這次東風不給周郎以方便，那麼，勝敗雙方就要易位，歷史形勢將完全改觀。因此，接著就寫出假想中曹軍勝利，孫、劉失敗之後的局面。但又不直接鋪敘政治軍事情勢的變遷，而只間接地描繪兩個東吳著名美女將要承受的命運。如果曹操成了勝利者，那麼，大喬和小喬就必然要被搶去，關在銅雀臺上，以供他享受了。這裡的銅雀臺，就表現了曹操風流的一面，又言“春深”更加深了風流韻味，最後再用一個“鎖”字，進一步突顯其金屋藏嬌之意。把硝煙瀰漫的戰爭勝負寫得很是蘊藉。詩中的大喬、二喬兩位女子，並不是平常的人物，而是屬於東吳統治階級中最高階層的貴婦人。大喬是東吳前國主孫策的夫人，當時國主孫權的親嫂，小喬則是正在帶領東吳全部水陸兵馬和曹操決一死戰的軍事統帥周瑜的夫人。她們雖與這次戰役並無關係，但她們的身分和地位，代表著東吳作為一個獨立政治實體的尊嚴。東吳不亡，她們決不可能歸於曹操；連她們都受到凌辱，則東吳社稷和生靈的遭遇也就可想而知了。所以詩人用“銅雀春深鎖二喬”這樣一句詩來描寫在“東風不與周郎便”的情況之下，曹操勝利後的驕恣和東吳失敗後的屈辱，正是極其有力的反跌，不獨以美人襯托英雄，與上句周郎互相輝映，顯得更有情致而已。詩的創作必須用形象思維，而形象性的語言則是形象思維的直接現實。用形象思維觀察生活，別出心裁地反映生活，乃是詩的生命。杜牧在此詩裡，透過“銅雀春深”這一富於形象性的詩句，即小見大，這正是他在藝術處理上獨特的成功之處。另外，此詩過分強調東風的作用，又不從正面歌頌周瑜的勝利，卻從反面假想其失敗。杜牧通曉政治軍事，對當時中央與藩鎮、漢族與吐蕃的鬥爭形勢，有相當清楚的瞭解，並曾經向朝廷提出過一些有益的建議。如果說，孟軻在戰國時代就已經知道“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的原則，而杜牧卻還把周瑜在赤壁戰役中的巨大勝利，完全歸之於偶然的東風，這是很難想象的。他之所以這樣地寫，恐怕用意還在於自負知兵，借史事以吐其胸中抑鬱不平之氣。其中也暗含有阮籍登廣武戰場時所發出的“時無英雄，使豎子成名”那種慨嘆在內，不過出語非常隱約，不容易看出。
東風不與周郎便，銅雀春深鎖二喬。“東風不與周郎便，銅雀春深鎖二喬。”這後兩句久為人們所傳誦的佳句，意為倘若當年東風不幫助周瑜的話，那麼銅雀臺就會深深地鎖住東吳二喬了。這裡涉及到歷史上著名的赤壁之戰。在赤壁戰役中，周瑜主要是用火攻戰勝了數量上遠遠超過己方的敵人，而其能用火攻則是因為在決戰的時刻，恰好颳起了強勁的東風，所以詩人評論這次戰爭成敗的原因，只選擇當時的勝利者—周郎和他倚以致勝的因素—東風來寫，而且因為這次勝利的關鍵，最後不能不歸到東風，所以又將東風放在更主要的地位上。但他並不從正面來描摹東風如何幫助周郎取得了勝利，卻從反面落筆：假使這次東風不給周郎以方便，那麼，勝敗雙方就要易位，歷史形勢將完全改觀。因此，接著就寫出假想中曹軍勝利，孫、劉失敗之後的局面。但又不直接鋪敘政治軍事情勢的變遷，而只間接地描繪兩個東吳著名美女將要承受的命運。如果曹操成了勝利者，那麼，大喬和小喬就必然要被搶去，關在銅雀臺上，以供他享受了。這裡的銅雀臺，就表現了曹操風流的一面，又言“春深”更加深了風流韻味，最後再用一個“鎖”字，進一步突顯其金屋藏嬌之意。把硝煙瀰漫的戰爭勝負寫得很是蘊藉。詩中的大喬、二喬兩位女子，並不是平常的人物，而是屬於東吳統治階級中最高階層的貴婦人。大喬是東吳前國主孫策的夫人，當時國主孫權的親嫂，小喬則是正在帶領東吳全部水陸兵馬和曹操決一死戰的軍事統帥周瑜的夫人。她們雖與這次戰役並無關係，但她們的身分和地位，代表著東吳作為一個獨立政治實體的尊嚴。東吳不亡，她們決不可能歸於曹操；連她們都受到凌辱，則東吳社稷和生靈的遭遇也就可想而知了。所以詩人用“銅雀春深鎖二喬”這樣一句詩來描寫在“東風不與周郎便”的情況之下，曹操勝利後的驕恣和東吳失敗後的屈辱，正是極其有力的反跌，不獨以美人襯托英雄，與上句周郎互相輝映，顯得更有情致而已。詩的創作必須用形象思維，而形象性的語言則是形象思維的直接現實。用形象思維觀察生活，別出心裁地反映生活，乃是詩的生命。杜牧在此詩裡，透過“銅雀春深”這一富於形象性的詩句，即小見大，這正是他在藝術處理上獨特的成功之處。另外，此詩過分強調東風的作用，又不從正面歌頌周瑜的勝利，卻從反面假想其失敗。杜牧通曉政治軍事，對當時中央與藩鎮、漢族與吐蕃的鬥爭形勢，有相當清楚的瞭解，並曾經向朝廷提出過一些有益的建議。如果說，孟軻在戰國時代就已經知道“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的原則，而杜牧卻還把周瑜在赤壁戰役中的巨大勝利，完全歸之於偶然的東風，這是很難想象的。他之所以這樣地寫，恐怕用意還在於自負知兵，借史事以吐其胸中抑鬱不平之氣。其中也暗含有阮籍登廣武戰場時所發出的“時無英雄，使豎子成名”那種慨嘆在內，不過出語非常隱約，不容易看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