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根牛骨上刻有一則與日食有關的占卜記錄，“癸酉，貞：日夕又食”。
在西方，人們認為古希臘哲學家泰勒斯曾經利用自己推算出的一次日食，阻止了一場戰爭。
日食是地球、月球形成之後就已經存在的自然現象。而人類到來之後，日食有了新的意義。日食進入了人類的歷史，並且成為歷史重要的內容，從記錄日食到預測日食，從相信它是天神干預人間事務的手段，到能夠對它進行科學的解釋，中間經歷了漫長的歷史，發生了很多有趣的故事。
日食記錄 中國第一
日食是人類肉眼所能觀察到的最震撼的天文現象，所以人類自古就對日食重視有加。中國有悠久、豐富的日食觀測記錄。《竹書紀年》記錄了夏仲康五年秋九月庚戌朔(約公元前二十世紀)的日食，這是目前世界上發現最早的一次日食記錄。據統計，從春秋到乾隆年間，中國史書記載的日食大約近千次，居世界首位。
在中國古代，觀測日食的方法主要是用水盆反射的方法。這種方法最早見於公元前一世紀的《開元戰經》。到了宋代，人們用油盆代替了水盆。元朝的郭守敬用小孔成像法能夠準確測量食分(食分是被月亮遮住的太陽部分視直徑與整個太陽視直徑的比)。到了明朝末年，天文學家徐光啟開始用望遠鏡觀察日食。
日食預測有風險
人類預測日食的歷史也非常久遠。因為日食被賦予了很深的政治意義，所以古代皇家天學家的重要職責之一，就是預報日食。據《尚書·胤徵》記載，羲和(相傳為帝堯所任命的皇家天學官員)因沉湎於酒，未能對一次日食做出預報，結果引起了混亂。這一失職行為給他帶來了殺身之禍，這說明當時已經開始預報日食。而在西方，公元前1000年左右的巴比倫人就已經能夠預測日食(當然，他們也不一定預測得準)。
預測日食聽上去很了不起，其實不需要現代的科學知識也能做到。首先，它的原理不難猜到，因為古代的天文學家整天都在跟蹤太陽和月亮的執行軌跡，所以很容易發現日食的時候月亮會“侵入”太陽，從而推測出日食的成因。第二，預測日食不用掌握“日心說”。其實，從運動學的角度來說，說太陽繞著地球轉也沒什麼問題，之所以最終日心說勝出，是因為這種說法更簡潔，也更符合牛頓力學的解釋。預測日食不一定非要認為地球繞著太陽轉，只要能夠算出太陽的“軌道”和月亮的“軌道”的交點在何時何地即可。當然，這種計算還要輔以大量的觀測資料。
那麼，中國古代是採用什麼樣的宇宙模型，是怎麼預測日食的呢？清華大學科技史研究所所長馮立昇說，中國古代確立了與現代球面天文學模型基本一致的天球模型，還是比較先進的。華人很早就知道了月球、太陽執行和日食的關係。中國古人在西周時發現日食都是在朔日發生，在戰國時已經對交食週期進行了研究，從而確定了一套預測日食的公式，東漢時提出了時限概念，因此預報日漸準確還是比較準確的，當然也有預測錯誤的時候。西方在近代研製出能夠透過模擬太陽、地球和月亮運動而預測日食的儀器，中國古代並沒有用這類儀器預測日食。
所以，古代有很多成功預測日食的例子，也有很多失敗的例子。北京天文臺臺長朱進說，古代之所以預測日食不十分準確，一是因為宇宙模型不是太正確，二是計算精度也不高。
當然，現在的日食預測是非常準確的。朱進說，現在日食的預測已經不需要觀測，全靠計算就可以精確預測日食，靠著計算機，可以很快很好地預測日食。雖然因為潮汐、小行星和遙遠天體的微小引力等原因會引起地球、月球軌道的微小改變，但這種改變對日食預測的影響很小。
錯報日食是件好事
《新唐書》卷二七《歷志三·下》記載，當時負責天象觀測、推算的官員報告說，開元十三年十二月會出現日食。古代華人錯誤地認為，日食是對皇帝“不德”的警告和懲罰，所以通常皇帝們聽到這樣的報告就會設法作出禳救。當時，唐玄宗正在從泰山封禪回京的路上，於是用禁食、簡裝的方法來補救。
誰知道，到了天官預測的時間點上，日食居然沒有發生！如果這事擱現在，我們會說天官算錯了。可那時候這可了不得，大臣們興奮地認為皇帝德行感天，紛紛上表祝賀。
這裡引發出一個有趣的話題，如果日食是可以預測的，那麼它就像二十四節氣一樣只是自然現象，很難再和政治活動掛鉤，那麼“天官”的作用就下降了；但是如果完全不能預測，“天官”就變成單純的記錄者，地位也會下降，那麼他們的地位是如何在很長的歷史時期裡得以保持的呢？
唐代的天文學家僧一行真是絕頂聰明的人，他一語道出真諦：“使日食皆不可以常數求，則無以稽歷數之疏密；若皆可以常數求，則無以知政教之休咎”。就是說，如果日食完全沒有規律，那曆法的準確性就無從談起；但如果每次日食都有規律可循，那就無法得知上天對人間政治優劣所表示的態度了。也就是說，日食有可預測的因素，同時也有不可預測，或者人為力量可以臨時改變的因素，既有點像賭博，又有點像追求美女。
“欽天監”不懂天文學
到了清代，由於行星運轉週期的細微差異，傳統中國的天學已經與天文現象的實際情況出現了很大差距。耶穌會士的科學家們，比如湯若望，給中國帶來了近代天文學，這大大推進了中國天文學的發展。
清朝初年，兩派天文學家還進行過一次“日食推算PK”。當時，湯若望推算出八月初一會發生日食，並預言了發生時刻。而中國天學家們也透過傳統曆法推算出與之不同的時刻。最終，日食果然在湯若望預言的時刻發生。事後，他被任命為欽天監的“監正”。此後，該部門一直陸續存在著耶穌會士的影子。
1793年，馬戛爾尼率領的英國使團來到北京。他們帶來了當時最先進的天文儀器。這些儀器被認為“能預測未來1000年太陽、地球和月球的執行情況”，當然也能準確地預測日食。據當時使團成員丁維提的筆記，當時清政府中專門負責天象事務的部門“欽天監”的工作人員，一開始還以為這不過是個“自鳴鐘”或者“八音盒”，搞清楚它的作用就走了。
第二天，當時的北京主教、葡萄牙神父湯士選悄悄地找到使團請求幫助。原來，當時湯士選的主要工作就是掌管曆法，但他其實根本不能預測日食或月食。在此之前，他們由於有巴黎出版的《天文曆書》，所以能應付這項工作。但法國大革命切斷了新曆書的來源，他們的騙局就要露餡了。丁維提出於同情，給了他一本可用到1800年的航海曆書，這樣不學無術的“洋和尚”湯士選才可以堅持到1800年。
日食幫助夏商周斷代
日食在古代是一種非常重要的天文現象，所以有詳細的記載。誰能想到，兩千多年前的一次日食紀錄，在上世紀90年代的“夏商周斷代工程”中起到了關鍵性的作用。在古本《竹書紀年》中，有這樣一段簡短的記載：“懿王元年……天再旦於鄭”。人們早就知道，周懿王是西周王朝從武王算起的第七位天子，但“懿王元年”是哪一年，卻從沒有確切的記錄。天文學家懷疑，“天再旦”是在黎明時發生一次日食，使“天亮了兩次”。
為了驗證是否會出現這種現象，1997年3月9日在新疆北部組織的日全食觀測網，60位觀測者從18個不同地點觀測，寫出35份報告，證明了黎明時發生的日全食確實會產生“天再旦”的現象。現在計算出公元前899年有一次這樣的日食，從而推測出懿王元年就是公元前899年，從而把中國有確切紀年的歷史又向前推進了58年。
這根牛骨上刻有一則與日食有關的占卜記錄，“癸酉，貞：日夕又食”。
在西方，人們認為古希臘哲學家泰勒斯曾經利用自己推算出的一次日食，阻止了一場戰爭。
日食是地球、月球形成之後就已經存在的自然現象。而人類到來之後，日食有了新的意義。日食進入了人類的歷史，並且成為歷史重要的內容，從記錄日食到預測日食，從相信它是天神干預人間事務的手段，到能夠對它進行科學的解釋，中間經歷了漫長的歷史，發生了很多有趣的故事。
日食記錄 中國第一
日食是人類肉眼所能觀察到的最震撼的天文現象，所以人類自古就對日食重視有加。中國有悠久、豐富的日食觀測記錄。《竹書紀年》記錄了夏仲康五年秋九月庚戌朔(約公元前二十世紀)的日食，這是目前世界上發現最早的一次日食記錄。據統計，從春秋到乾隆年間，中國史書記載的日食大約近千次，居世界首位。
在中國古代，觀測日食的方法主要是用水盆反射的方法。這種方法最早見於公元前一世紀的《開元戰經》。到了宋代，人們用油盆代替了水盆。元朝的郭守敬用小孔成像法能夠準確測量食分(食分是被月亮遮住的太陽部分視直徑與整個太陽視直徑的比)。到了明朝末年，天文學家徐光啟開始用望遠鏡觀察日食。
日食預測有風險
人類預測日食的歷史也非常久遠。因為日食被賦予了很深的政治意義，所以古代皇家天學家的重要職責之一，就是預報日食。據《尚書·胤徵》記載，羲和(相傳為帝堯所任命的皇家天學官員)因沉湎於酒，未能對一次日食做出預報，結果引起了混亂。這一失職行為給他帶來了殺身之禍，這說明當時已經開始預報日食。而在西方，公元前1000年左右的巴比倫人就已經能夠預測日食(當然，他們也不一定預測得準)。
預測日食聽上去很了不起，其實不需要現代的科學知識也能做到。首先，它的原理不難猜到，因為古代的天文學家整天都在跟蹤太陽和月亮的執行軌跡，所以很容易發現日食的時候月亮會“侵入”太陽，從而推測出日食的成因。第二，預測日食不用掌握“日心說”。其實，從運動學的角度來說，說太陽繞著地球轉也沒什麼問題，之所以最終日心說勝出，是因為這種說法更簡潔，也更符合牛頓力學的解釋。預測日食不一定非要認為地球繞著太陽轉，只要能夠算出太陽的“軌道”和月亮的“軌道”的交點在何時何地即可。當然，這種計算還要輔以大量的觀測資料。
那麼，中國古代是採用什麼樣的宇宙模型，是怎麼預測日食的呢？清華大學科技史研究所所長馮立昇說，中國古代確立了與現代球面天文學模型基本一致的天球模型，還是比較先進的。華人很早就知道了月球、太陽執行和日食的關係。中國古人在西周時發現日食都是在朔日發生，在戰國時已經對交食週期進行了研究，從而確定了一套預測日食的公式，東漢時提出了時限概念，因此預報日漸準確還是比較準確的，當然也有預測錯誤的時候。西方在近代研製出能夠透過模擬太陽、地球和月亮運動而預測日食的儀器，中國古代並沒有用這類儀器預測日食。
所以，古代有很多成功預測日食的例子，也有很多失敗的例子。北京天文臺臺長朱進說，古代之所以預測日食不十分準確，一是因為宇宙模型不是太正確，二是計算精度也不高。
當然，現在的日食預測是非常準確的。朱進說，現在日食的預測已經不需要觀測，全靠計算就可以精確預測日食，靠著計算機，可以很快很好地預測日食。雖然因為潮汐、小行星和遙遠天體的微小引力等原因會引起地球、月球軌道的微小改變，但這種改變對日食預測的影響很小。
錯報日食是件好事
《新唐書》卷二七《歷志三·下》記載，當時負責天象觀測、推算的官員報告說，開元十三年十二月會出現日食。古代華人錯誤地認為，日食是對皇帝“不德”的警告和懲罰，所以通常皇帝們聽到這樣的報告就會設法作出禳救。當時，唐玄宗正在從泰山封禪回京的路上，於是用禁食、簡裝的方法來補救。
誰知道，到了天官預測的時間點上，日食居然沒有發生！如果這事擱現在，我們會說天官算錯了。可那時候這可了不得，大臣們興奮地認為皇帝德行感天，紛紛上表祝賀。
這裡引發出一個有趣的話題，如果日食是可以預測的，那麼它就像二十四節氣一樣只是自然現象，很難再和政治活動掛鉤，那麼“天官”的作用就下降了；但是如果完全不能預測，“天官”就變成單純的記錄者，地位也會下降，那麼他們的地位是如何在很長的歷史時期裡得以保持的呢？
唐代的天文學家僧一行真是絕頂聰明的人，他一語道出真諦：“使日食皆不可以常數求，則無以稽歷數之疏密；若皆可以常數求，則無以知政教之休咎”。就是說，如果日食完全沒有規律，那曆法的準確性就無從談起；但如果每次日食都有規律可循，那就無法得知上天對人間政治優劣所表示的態度了。也就是說，日食有可預測的因素，同時也有不可預測，或者人為力量可以臨時改變的因素，既有點像賭博，又有點像追求美女。
“欽天監”不懂天文學
到了清代，由於行星運轉週期的細微差異，傳統中國的天學已經與天文現象的實際情況出現了很大差距。耶穌會士的科學家們，比如湯若望，給中國帶來了近代天文學，這大大推進了中國天文學的發展。
清朝初年，兩派天文學家還進行過一次“日食推算PK”。當時，湯若望推算出八月初一會發生日食，並預言了發生時刻。而中國天學家們也透過傳統曆法推算出與之不同的時刻。最終，日食果然在湯若望預言的時刻發生。事後，他被任命為欽天監的“監正”。此後，該部門一直陸續存在著耶穌會士的影子。
1793年，馬戛爾尼率領的英國使團來到北京。他們帶來了當時最先進的天文儀器。這些儀器被認為“能預測未來1000年太陽、地球和月球的執行情況”，當然也能準確地預測日食。據當時使團成員丁維提的筆記，當時清政府中專門負責天象事務的部門“欽天監”的工作人員，一開始還以為這不過是個“自鳴鐘”或者“八音盒”，搞清楚它的作用就走了。
第二天，當時的北京主教、葡萄牙神父湯士選悄悄地找到使團請求幫助。原來，當時湯士選的主要工作就是掌管曆法，但他其實根本不能預測日食或月食。在此之前，他們由於有巴黎出版的《天文曆書》，所以能應付這項工作。但法國大革命切斷了新曆書的來源，他們的騙局就要露餡了。丁維提出於同情，給了他一本可用到1800年的航海曆書，這樣不學無術的“洋和尚”湯士選才可以堅持到1800年。
日食幫助夏商周斷代
日食在古代是一種非常重要的天文現象，所以有詳細的記載。誰能想到，兩千多年前的一次日食紀錄，在上世紀90年代的“夏商周斷代工程”中起到了關鍵性的作用。在古本《竹書紀年》中，有這樣一段簡短的記載：“懿王元年……天再旦於鄭”。人們早就知道，周懿王是西周王朝從武王算起的第七位天子，但“懿王元年”是哪一年，卻從沒有確切的記錄。天文學家懷疑，“天再旦”是在黎明時發生一次日食，使“天亮了兩次”。
為了驗證是否會出現這種現象，1997年3月9日在新疆北部組織的日全食觀測網，60位觀測者從18個不同地點觀測，寫出35份報告，證明了黎明時發生的日全食確實會產生“天再旦”的現象。現在計算出公元前899年有一次這樣的日食，從而推測出懿王元年就是公元前899年，從而把中國有確切紀年的歷史又向前推進了5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