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到萬曆很多人第一個聯想到的事，就是28年不上朝，也有明粉為他開脫，說是他腿有頑疾，難道這就是他不上朝的理由？說白了就是一個字懶，萬曆不僅懶，而且任性，貪財，好色。也不怪雒於仁說萬曆是酒色財氣。

要說萬曆為什麼造40張豪華床，首先要提一下當時的背景，在萬曆前期由於李太后，馮保，張居正的約束，他並沒有為所欲為的胡鬧，但隨著李太后，張居正去世，馮保被貶南京，萬曆就像一個掙脫牢籠的獅子一樣，終於解放了。

有人曾統計萬曆造一張床的總共費用在1000兩左右，而當時一個人的一天平均生活費才幾文錢，大概一張床就是一個人十年的花銷費用，其實萬曆造了40張床並不是自己一人享用，有的是賞給了妃子，但皇宮一下預訂40張床，而且非常奢華，難道真缺嗎？我想只是萬曆奢靡生活的一部分罷了！

《明神宗朱翊鈞朝服畫像》軸 故宮博物院藏 | 源於《紫禁城》

所謂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尤其《酒色財氣四箴疏》中的“貪財”一項。試看在此五年之前的萬曆十二年（1584年），萬曆皇帝一口氣傳旨內府御用監成造四十張床即可略見端倪。筆者現在此試探究這四十張床對萬曆皇帝的意義，以及其用費、形制與紋飾為何，與傳統宮中御用床制之差異。並與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內閣首輔嚴嵩（1480～1567年）被籍沒的床具作一比較，略窺明代中晚期皇室與顯宦間的器用文化。

四十張床的形制與紋飾

萬曆皇帝十歲登基，前十年由生母慈聖皇太后、外廷內閣首輔張居正以及內府司禮監掌印太監馮保輔佐。慈聖皇太后從慈寧宮暫移住乾清宮，以就近照顧小皇帝起居，每逢上朝的五更（現在時間凌晨3點～5點）便由內侍將小皇帝左右拉掖而起，取水盥洗後，再挾提上轎出乾清宮上朝。朝政在張居正領導下，政治、經濟、財稅等各方面都有重大改革，稅收較前朝增加約三成，京師儲糧也是前朝的三倍，朝廷氣象一新。張居正為臣為師，盡心盡力，對萬曆的管教四方八面，無微不至，連每年元宵節各宮院例行有的鰲山煙火與新樣宮燈，或萬曆六年（1578年）的皇帝大婚，張居正都以天下民力有限為由，力諫小皇帝節用。張居正之於萬曆，“比於威君嚴父，又有加焉”。小皇帝對張居正敬畏有加，也十分恭敬，呼其為“先生”。馮保身為近侍，是萬曆的“大伴”，也是皇太后的耳目。劉若愚的《酌中志》記萬曆十八歲時酒醉後“佩劍夜遊，將一內官頭髮斫下，又杖二內官幾斃”。馮保向太后告狀，太后大怒，欲將萬曆廢了，改立其弟潞王為帝，萬曆因而“恐懼滋甚，跪泣久之”，最後對天下頒佈張居正代擬的《罪己詔》，以示悔過才平息。內有馮保，外有張居正，皇太后居中鎮守，長期以來的“鐵三角”將萬曆包挾得密不透風。直到萬曆十年（1582年）六月二十日張居正病逝，局面頓時改觀。

《孝定皇后像》軸 | 源於《紫禁城》

萬曆親政後不久便藉故宣佈馮保的十二大罪，發配南京孝陵種菜，次年馮保即瘐死獄中。萬曆接著開始追查張居正，萬曆十二年（1584年）四月初九日全面抄家，抄得張家老少餓死的餓死，自殺的自殺，籍沒的財物110箱被抬進大內給萬曆過目，整個抄家事件到九月才完全結束。當此之際，萬曆傳下特旨成造十張床。據工科給事中何士晉的稽查報告說：

查萬曆十二年七月二十六日，御前傳出紅殼面揭帖一本，傳造龍鳳拔步床、一字床、四柱帳架床、梳背坐床各十張，地平、御踏等俱全……

明 木製明器拔步床 朱檀墓出土 | 源於《紫禁城》

明 木製明器拔步床 潘允徵墓出土 | 源於《紫禁城》

明 木製明器拔步床（線繪） 王錫爵墓出土 | 源於《紫禁城》

四種不同的床制各十張，在傢俱的製造上算是不小的工程，這四十張床應非萬曆一人所用，系包含後宮后妃們的所需。即便如此，若說宮中一時短缺四十張床，似不盡情理，也非比尋常。四種床制中，較具體的形制有“龍鳳拔步床”及“四柱帳架床”。“拔步床”是床前有小廊的架子床，如明初封國山東的魯王朱檀（1370～1389年）墓葬出土的木製明器床。其床板與門圍間留有廊廡，床面另設攢接鏤空的“卐”字圍槅扇等。另外，上海盧灣區嘉靖中期潘允徵（1534～1589年）墓與蘇州虎丘的王錫爵（1534～1610年）墓出土的明器床亦為此制。三者形制大同小異，或可作為萬曆“龍鳳拔步床”形制之參考。“四柱帳架床”為架子床的一種，顧名思義，其床四角各有一柱，床頂由四根支架框住，可放帳勾以方便垂帳，王世襄在其《明式傢俱研究》中稱此為“不帶門圍子的架子床”，並依照《魯班經匠家鏡》的敘述，繪製成床面穿藤的“藤床”。至於“一字床”，若依《明式傢俱研究》對“無頂箱、外形有如一套線裝書”的方角櫃稱為“一封書”的稱名方式，此“一字床”可能系完全無圍子，俯瞰如“一”字形的床制，也就是長寬僅供一人獨睡的“榻”，亦即晚明文人文震亨（1585～1645年）在《長物志》中所提的“獨眠床”。“梳背坐床”應系床面較短較窄，三面設直欞式如梳狀的圍子，主要用來閒坐休憩的床座，《明式傢俱研究》中有“一統碑木梳背椅”、“直欞圍子玫瑰椅”等之“梳背”可供參考。至於“地平、御踏等俱全”，則系每床各設一木板平臺，以及上下床時擱腳用的腳踏。

藤床草圖 王世襄編著《明式傢俱研究》（文字卷） | 源於《紫禁城》

束腰馬蹄足鼓腿彭牙榻 王世襄編著《明式傢俱研究》（圖版卷） | 源自《紫禁城》

一統碑木梳背椅 王世襄編著《明式傢俱研究》（圖版卷） | 源於《紫禁城》

直欞圍子玫瑰椅 王世襄編著《明式傢俱研究》（圖版卷) | 源於《紫禁城》

至於“龍鳳”紋飾，檢視嘉靖年間所刻《禮制集要》中的“床帳”條：“官民人等所用床帳並不許雕刻龍鳳文，並硃紅金飾，床帳不許用玄黃紫及織繡龍鳳文。”觀其重點在於官民人等禁用玄黃、朱漆飾、金雕飾或織繡龍鳳等。由此可知這四十張床之紋飾必當都俱備此御前所用之特徵，而並不僅僅施於“拔步床”。除了專斷的紋飾外，萬曆傳造四種床具的形制皆為王世襄在《明式傢俱研究》中所津津樂道者。換言之，也是晚明江南地區文人所主導的傢俱品類之一。

傳造四十張床之於萬曆皇帝的意義

不難看出，萬曆十二年御前傳造的龍鳳拔步床、一字床、四柱帳架床、梳背坐床等四種形制俱非傳統的宮中御用，而是親政近兩年的青年萬曆對江南風尚的好奇與嚐鮮。

萬曆皇帝此次“大刀闊斧”的創舉也許有跡可尋—當時萬曆的御前日講官于慎行（1545～1607年）在其書信中提及張居正死後不久被抄家之事說：“主上憤結之日久矣，又有積怨於海內，一欲有所出之。”意即萬曆對張居正的憤懣已久，加上朝中同僚又對張居正素有積怨，抄家之事遂成為上自皇帝，下至張居正同僚們一致的發洩出口，此四十張新制之床可能正是萬曆皇帝怨懣出口的具體行動之一。抄家事件五年以後，萬曆還在追問工部有關張居正在京的沒官房產作何處理，是餘恨未消還是憶起昔日君君臣臣的師生舊情，不得而知。總而言之，青年萬曆在歷經十年密不透風的包夾管教之後，此時正如脫韁Mustang般的摩拳擦掌、躍躍欲試，萬曆十二年七月特旨傳造的這四十張床，或許也反映萬曆皇帝親政後獨當一面的快意作為。

此四種床制流通於江南地區，為北地大內的罕見之物，萬曆皇帝自欲盡情把玩，或分賜後宮“有福同享”。比較同年稍後開始修築的定陵前後六年費銀八百萬兩來看，此四十張床僅是萬曆“小試身手”而已。也正因為用度浩繁，雒於仁所謂“貪財”之名也無可避免。

四十張床價值幾何

身為言官的何士晉在稽查報告中謂此四十張床：“合用物料除會有鷹平木一千三百根外，其召買六項計銀三萬一千九百二十六兩，工匠銀六百七十五兩五錢。此係特旨傳造，固難拘常例，然以四十張床費至三萬餘金，亦已濫矣。”，雖然“此係特旨傳造，固難拘常例”，但四十張床的用料，除原有的木料“鷹平木”1300根之外，仍需“召買”的部分居然還要“費至三萬餘金”，何士晉謂其“亦已濫矣”。按萬曆中期全國每年稅入也不過400萬兩，三萬餘金的數額接近平均每月稅入的十分之一，算下來每張床召買部分就要用銀800兩以上，這還不包括已有的木料“鷹平木”。而木料一般為床具成造的主要開銷，且所費不貲，若保守的以總經費三成多估算木料，則一張床全部用銀當在1200兩以上，四十張床當在50萬兩上下。明代中期的物價，以七品言官何士晉為例，其年俸為45兩，萬曆的一張床是他26年的年俸。嘉靖二十五年（1546年）修築從宣府到大同地區的長城，役夫都是無償徵來的，每一英里還要銀6000兩，萬曆連工帶料的四十張床可修築長城近26裡，或可於“萬曆三大徵”中萬曆二十二年（1594年）援朝戰爭之際，供養50萬名軍隊近半個月的糧餉。

若以庶民生計而言，明中晚期吳承恩（1500～1582年）所撰《西遊記》，雖系小說，但也約略反映當時的物價。其中記唐三藏師徒投宿趙寡婦開的店，趙寡婦開出三個等級的食宿費用：包吃、包住，外帶“陪唱陪歇”的“上樣兒”是一天五錢；自行喝酒，“不用小娘兒”的“中樣兒”一天二錢；“沒人伏侍”的方便吃宿是“隨賜幾文”。就算這“隨賜幾文”是將近一錢的話，三種價位平均折算一天約2.5錢，而趙寡婦的黑店喊出的自然是坑人的價位，比一般百姓一日所費要高。儘管如此，萬曆皇帝的一張床，未含木料，尚足夠一個江南地區外出人員吃住至少10年以上。同樣明代中晚期的小說《金瓶梅》，寫西門慶為討好潘金蓮，從元配月娘房裡叫來一個ㄚ頭服侍潘金蓮，另用5兩銀子買一個小丫頭去替補，再用6兩銀子買一個上灶ㄚ頭供潘金蓮差遣。經此折算，萬曆的一張床可買服侍的ㄚ頭240名，或上灶ㄚ頭200名。如此看來，何士晉所言並非言過其實，萬曆親政後宮中用度之奢靡可想而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