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初，歸義軍節度使曹宗貴暗藏4萬敦煌卷

敦煌經卷，又稱“敦煌遺書”，是在甘肅莫高窟發現的公元4-11世紀的佛經寫本，當時的敦煌是西北的宗教、佛學、政治中心，僧人寫經不輟，代代沿襲，較早的經卷是隋代唐初寫出的長達十七米的《羯摩經》。

據資料顯示，敦煌遺書總計4萬件（一說5萬件），英國存有1.3萬件，法國有5700件，俄羅斯藏1100卷，日本約600卷，美國、丹麥各有20餘件，其餘存於中國各地。

發現經書的藏經洞到底是誰封閉的？學術界共有好幾種解釋，如西夏避亂說、北宋邊禍說和曹氏自封說等，目前，各方基本傾向於是當時的歸義軍節度使曹宗壽所藏。

藏經洞的封閉，是因東部甘州回鶻政權與西邊于闐李家王朝相繼被滅，瓜沙地區歸義軍曹宗貴的統治勢力突然變得勢單力孤，東邊有來自西夏的嚴重軍事威脅，朝不保夕，為了防患於未然，留存下文明的痕跡，他只好秘藏佛經典籍，封閉了洞口，順帶將官府文書也一併藏入，這個年份應是在北宋鹹平五年（公元1002年）到公元1014年之間。

有研究認為是敦煌寺廟的藏經，不同於中原寺廟的藏經樓，敦煌地區的寺廟是以洞窟作為藏經之處所。

從魏晉到兩宋，敦煌一帶都非常崇佛。北涼創立者沮渠蒙遜曾從西域延請高僧鳩莫羅什到涼州宣講佛法、開場譯經，封其為國師，甚至讓他參與軍國大事。統治西北的五涼無一例外都崇佛，在境內大力扶持佛教，廣修寺廟，皇帝親自聽法，參拜佛像，組織盛大法會。唐武宗會昌滅佛時統計，即使地遠人稀的下州——沙州也開窟千座，窟內塑像以及窟內所繪佛像、佛本生故事、佛傳故事、經變畫等總面積達45萬平方米之巨，這些充分說明無論在中原還是敦煌，對“佛法僧”的崇拜自魏晉至唐宋五代延綿不絕，並未受政權更迭、戰亂災害、民族變遷干擾，即使是三武滅佛的“法難”也沒有波及到敦煌地區，顯示了佛教思想強大而深遠的影響力。而且當時僧人地位尊貴，待遇豐厚，許多文官武將都“舍官出家”。

統治沙州一帶長達60年的歸義軍時期，許多高僧還擔任高階僧官，如教授、都教授、僧統、都僧統，僧官和僧人普遍參與民眾生活，舉行法會，為人誦經、發願、攘災等，儼然是思想界的權威和統治者。而在此之前的吐蕃統治時期，還建立了寺戶制度，以附屬於佛教寺院的民戶來奉養僧人，保證了僧人的生活供給。

僧人生活優渥，便有條件開場譯經。從敦煌藏經洞出土的5萬多件敦煌文書，其中大多數是佛教文書。而敦煌寫經中又有大批寫本帶有寺院標記，其中三界寺的最多，斯坦因推測藏經洞文獻的主要來源就是三界寺藏收室的藏書。有專家認為，由於敦煌一帶具有濃厚的“三寶崇拜”尤其是佛經崇拜思想，所以才能夠儲存最早的成書於前秦時期、最晚的成於公元1002年曹氏歸義軍晚期的藏經。

從藏經洞出土品類來看，是寺廟供奉佛教“內藏”和“外藏”之處所。中國古代的許多寺院既收藏經律論等“內典”，也收藏傳統典籍等“外典”，敦煌藏經洞所出的各類藏品就有這些特點。首先，敦煌藏經以“經律論”等佛藏為主，主要是敦煌十七個古寺中的三界寺所藏經籍；其次，還藏有豐富的中華傳統典籍，六朝時期，僧俗之間交遊往還，詩文酬唱，高堂論對。不少高僧“出入孔釋”、“兼學六經”，儒釋融通。敦煌所出的文書除佛典外，很大部分就屬於“外典藏”，按傳統的經史子集四部分類法已基本齊全。

1944年8月，即藏經洞文書出土後44年，莫高窟土地廟塑像中發現六朝殘經85件及殘片32件。專家研究比較分析了土地廟遺書與藏經洞遺書的差別，認為敦煌新出土的土地廟文書以實物證明藏經洞文書系佛教正常的藏經。今後可能會隨著考古的進展，而發現其他寺廟的藏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