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1月，克林頓正式入主白宮。本該意氣風發的他，卻不怎麼高興，只因當時的美國正在經歷著一場“內憂外患”：
一方面，因為與蘇聯對抗，美國很長時間裡都把提升軍事力量作為首要任務，可是伴隨著持續近半個世紀的冷戰正式宣告終結，經濟和科技已逐漸取代軍事力量，成為新的全球競爭焦點，而德國、日本等國家的崛起以及一眾新興工業國家的追趕，又給美國帶來了巨大壓力。
另一方面，美國國內經濟增長乏力已是不爭的事實，電子、金融、化工等重要產業的競爭優勢逐漸喪失，而長期積累的鉅額財政赤字和失業率連年上升等現實問題，讓美國曾經的世界經濟霸主地位風雨飄搖。
正因如此，恢復經濟活力成為了美國的頭號任務，而克林頓政府更是迫切需要找到一個新的抓手來應對國家經濟上的虛弱，進而帶動整個國家走出“陰霾”，重拾信心。
幾經思索，美華人將目光鎖定在了資訊化上——這是世界各國全新的競爭焦點，無論是大國小國，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為了本國的長遠利益和綜合實力，都在千方百計地創造條件去搶佔這個制高點，美國當然不甘示弱。
於是，在克林頓上任僅僅8個月後的1993年9月15日，美國正式公佈了一項具有劃時代意義的、富有號召力和凝聚力的宏大計劃，當即引起了轟動，迅速掀起一波巨大的熱潮，不僅日本、英國、法國、加拿大、南韓等眾多國家紛紛效仿出臺相應方案，還在隨後很多年，深刻地改變了全球經濟的發展正規化和人類社會的面貌。
這項計劃的名字叫做“國家資訊基礎設施（National Information Infrastructure，簡稱NII）”，又名“資訊高速公路計劃”。
一
起源：內憂外患，經濟低迷
美國“資訊高速公路計劃”的出臺並非偶然，除了國內外形勢的變化外，還有著其他方面的現實背景。
在科技政策上，美國一直遵循著當年艾森豪威爾所制定的目標——將一切對國防有用的民用資源都服務於國防或國家安全，即所謂的“為國防而科學”。因此，美國在二戰後建立起來的龐大的國家實驗室系統，基本上都是在從事軍事研究開發或與之相關的航空航天等任務，大量的資金、人才、裝置和原材料也都湧入了軍事領域。
根據1992年的統計資料，美國國防部得到的科研經費約佔聯邦研究與發展（R&D）預算中的2/3，全國有35%的科學家和工程師以及10%以上的製造業工人都在為美國的軍事部門工作。
這樣的發展模式雖然增強了美國的軍事實力，但對於民用科技的關注甚少，極大地制約了美國的經濟發展，而軍用技術轉為民用技術並商業化應用的難度更是超乎想象。如此，便形成了一種尷尬的局面：美國擁有傲視群雄的通訊衛星、核能技術、飛機導彈與各種電氣機械裝置，但老百姓並沒能從中獲得太大的益處，而且並沒能產生與高昂的軍事研發投入相匹配的經濟效益。
不僅如此，美國曾經在科技方面的巨大優勢也在日漸消失，其主要競爭對手之一便是日本。
上世紀80年代的貿易摩擦與國際競爭喚醒了日本的危機意識，日本重新對國家的科技戰略進行了調整，並明確了“科技立國”的發展方針。這一時期，日本開始將發展重心向知識密集型產業傾斜，諸如原子能產業、電子資訊產業、計算機產業與飛機制造業等成為資金與智力資源的主要輸送地，同時還注重強化重點實驗室未商品化產品，尋求產業集約式發展。這些使得日本的高精尖產業自主研發能力得到實質性提升，甚至達到了可以與美國叫板的程度。
1982年，日本《鑽石》週刊對美、日、歐在19種新技術上的實力進行了比較，認為日本在電子計算機、半導體、光纖通訊、金屬加工和機器人5項技術上己達到世界第一流水平，美國則在16項技術上具有領先地位，歐洲達到第一流水平的有2種技術；
1986年10月，美國《幸福》雜誌公佈了對四大關鍵技術領域的調查結果，認為美國在計算機和生物技術領域仍比日本、西歐先進，在新材料領域優勢還不大，而在光電子技術方面已被日本超過；
1994年8月，美國發表的科技白皮書中稱，“美國科學已處於失去其在國際上的卓越地位的危險”……
好在美國還有一個拿得出手的選項，那便是資訊科技。
美國是世界上資訊科技和資訊產業起步最早、發展最快、實力最雄厚的國家。早在上世紀70 年代，美國的資訊產業產值和從業人員超過國民總產值和就業人數的一半，資訊科技也以各種形式廣泛滲透到美華人日常生活的各個領域之中，銀行、保險、運輸、 賓館等行業都在資訊化方面大力投資，再加上美華人均擁有計算機數量遙遙領先於其他國家，並且還初步建起了遠端、高速互動式等計算機網路，因而在資訊科技這條賽道上，美國佔有絕對的優勢，這便為“資訊高速公路計劃”的出臺提供了堅實的技術及經濟基礎。
不過，美國當時的資訊化水平總體上仍然處在“點”或者區域性“線”的層次上，其計算機網路與計算機產業相比要滯後得多，後者已經發展了好幾代，前者卻只開發了第一代；許多使用率很高的網路容量、速度和範圍極其有限，資訊交流渠道同樣不夠通暢，遠遠不能滿足未來全面實現資訊化的要求。
最為致命的是，相比於日、德等發達國家，美國的國家資訊基礎設施進展極為緩慢，根據1993年6月國際管理發展研究所和世界經濟論壇發表的《世界競爭力報告書》稱，美國的資訊基礎設施水平已從第二位降到第九位，這無疑是一個巨大的威脅。
對此，美國很多有識之士都有深刻的認識。老布什政府時期任參議員的戈爾就曾主張建立全國範圍內的“資訊超級高速公路網”，以此來加快把資訊轉化為知識和財富的步伐；總統科學顧問布羅姆利也認為“最有效的一步便是建立高效能的資訊網路，這是促進美國科學研究和技術發展的重要一步”。1992年的美國總統競選中，克林頓和戈爾又進一步提出了“發展資訊高速公路，振興美國經濟，恢復企業競爭活力”的競選綱領，這對長期處於經濟不景氣、日夜盼望走出困境的美華人來說，無疑有著巨大的吸引力。
至此，“資訊高速公路計劃”付諸實踐的腳步已經漸行漸近。
二
內容：構建“美麗新世界”
克林頓上臺後不久，便立即開始著手進行“資訊高速公路計劃”的準備部署，以兌現自己“振興美國經濟”的承諾。
他先是親自授權成立了“資訊基礎設施特別小組”，又在1993年2月以《國情諮文》的形式初步給出了“加強美國科技優勢”這一建議，並大刀闊斧地削減財政預算來加以支援。在此過程中，克林頓政府還得到了美國各界人士的擁護和各公司企業的大力支援與積極響應，電子資訊工業界尤為如此，以AT&T為首的14家巨頭紛紛研究對策、制定發展規劃並共同向白宮和國會給出系統建議，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該項工程得到了民眾的廣泛擁護和雄厚的資金來源。
萬事俱備，1993年9月15日，由美國副總統戈爾和商業部部長布朗鄭重向世界宣佈，美國將實施一項“將永遠改變美華人生活、工作和溝通方式”的“國家資訊基礎設施（NII）行動計劃”，該計劃的問世標誌著美國的“資訊高速公路”真正從理論轉變為實踐。
根據計劃方案，美國預計在今後15~20年內全面達成如下建設目標：
（1）在企業、研究機構和大學之間透過計算機進行技術資訊交換；
（2）透過藥品的通訊銷售和X光照片圖象的傳送，提高以醫療診斷為代表的醫療服務水平；
（3）使在第一線的研究人員的講演和學校裡的授課，發展成為計算機輔助教學；
（4）可以廣泛提供地震、火災等災害資訊；
（5）實現電子出版、電子圖書館、家庭電子影院、在家購物等等；
（6）利用雙向高速通訊網提高美國的產業競爭力。
按照“資訊高速公路計劃”的發展願景，所謂的國家資訊基礎設施將是一個能給廣大使用者隨時提供大量資訊的、由通訊網路、計算機、資料庫以及日用電子產品組成的完備網路，它將催生一場轟轟烈烈的資訊革命，進而永遠改變人們的生活，構建一個“美麗新世界”。
比如，人們可以生活在他們想要生活的幾乎所有地方，藉助網路來與他們的辦公室即時通訊，而不會失去工作；
比如，所有學生都能擁有最好的學校、教師和課程，根本無需考慮地理、距離或是財力因素；
再如，無論何時何地，只有你有需求，就能立即藉助網路來獲得相應的服務……
從今天來看，這些“美夢”幾乎都已經成真，但在當時的美國，絕對是極為大膽的暢想，或者說是頗具超前意識。
三
執行：政府搭臺，民企唱戲
在整個計劃的具體實施過程中，民間企業扮演了中流砥柱的角色。
由於其宏偉目標和誘人前景，以及它大機率會給人們帶來的巨大效益和實惠，激起了民間企業極大的熱情。但凡該計劃涉及到的技術，無一例外都成了相關企業投資研發的重點物件，典型如貝爾、微軟和摩托羅拉，各自都官宣了未來幾年在高速光纖傳送系統、衛星通訊網路等領域的投資計劃。還有三大私人電信公司AT&T、MCI和Sprint，陸續地將光纖接入到全美各個主要城市。有意思的是，為了參與這項工程，一些行業中的老對手一改往日相互競爭的做法，紛紛展開了合作，諸如微軟同英特爾結盟、IBM同蘋果“聯姻”之類的案例不勝列舉。
至於美國政府，則是更多地起到“保駕護航”的作用，主要體現在四大方面。
其一，鼓勵民間企業投資與市場競爭。
美國政府認為，想要促進在國家資訊基礎設施方面的投資，最有效的途徑之一便是在通訊和資訊市場引入競爭機制，並進一步擴大競爭，以激發出企業的熱情。為此，美國政府制定了通訊改革法規，以立法形式增強競爭，確保全面開放通訊市場，尤其是那些被壟斷公司控制著的有線電視和市內電話市場，從而吸引那些已經進入或正尋求進入市場的公司前來投資。
克林頓還簽署法令，對致力於研發與投資新興產業的民間企業實行稅收優惠政策，其中包括給予企業研發信貸三年的償還延長期、削減中小企業的資本收益稅等等。這些稅收優惠措施進一步提升了民間企業對國家基礎設施的投資意願，使得它們在致力於建設全國資訊網路的同時，也能有利可圖。
此外，美國政府還格外注重“全民服務”的概念，不接受人民被劃分為資訊的“富人”與“窮人”，而是力保所有使用者都能以低廉的價格享有高質量的裝置和服務，而強化市場競爭同樣是達成這一目標的最佳方式。
其二，支援技術創新與新技術應用。
於企業而言，技術創新行為的根本激勵始終是來自於盈利的預期。然而，“資訊高速公路計劃”中的很多專案要麼投入金額及風險過大，要麼投資回報期過長，遠遠超出了單個企業所能承受的範圍。為此，白宮專門成立了“資訊基礎設施特別工作小組（IITF）”，推動國會和民間企業的全方位合作，在避免政府運作“妨礙”民間投資行為的前提下，引導政府所屬機構來從事民間企業無法負擔的長期性研發工作，進而加速開發那些對長期增長至關重要的技術。
不僅如此，美國政府還繼續實施“高效能計算和通訊計劃（HPCC）” ，並透過鉅額的財政撥款來支援資訊科技的應用，得益於此，醫療保健、教育、圖書館、製造業等諸多領域都實現了“觸網”與資訊化轉變。
其三，保證資訊保安與網路可靠，注重智慧財產權。
儘管資訊系統能給人們帶來高效便捷，但其脆弱性同樣不容忽視，例如電子檔案可能被截獲與複製，用蜂窩式電話通話容易被人監聽等等，無論是個人隱私還是國家資訊保安都可能會面臨極大挑戰。針對這些問題，美國政府採取了與通訊業界共同進行嚴格設計和管理的辦法，重點開發保護個人隱私的新技術、加密硬體和軟體來加以應對。
隨著國家資訊基礎設施的不斷髮展，各種資訊和娛樂產品都正在以文字、計算機程式、資料庫、錄影、錄音、多媒體等新形式出現並走向市場，這就不可避免地涉及到智慧財產權問題。美國政府對此高度重視，透過國內版權法和國際智慧財產權條約的嚴格執行來防止版權侵犯，從而保護智慧財產權的完整性，同時還探索了一系列補償版權所有者的方法。
其四，大力協調國內外關係。
美國出臺“資訊高速公路計劃”，其目標絕非造福本國這般簡單，而是旨在提供全球範圍內的資訊服務，所以美國國內的資訊基礎設施勢必也要向著全球方向發展。為此，美國政府主要著手於三方面工作：
第一，為了開闢海外市場，美國政府願為相關的美國公司出面協調，以保證這些公司擁有均等的機會向海外的潛在使用者出口電信產品並提供服務；
第二，透過參加國際標準委員會等方式，儘可能地排除由於美國與外國標準不相容而造成的貿易障礙；
第三，重新審查國際貿易條例和本國貿易條例，以解決外國對美國公司的市場準入問題，以及從美國向國外呼叫被索取過高費用的問題。
除了上述四點外，美國政府還特別注重高科技人才隊伍的建設。在應用型人才培養方面，克林頓時期的美國政府大力資助高校與科研機構的研發活動，並積極推動產學研的深度融合，使得高校既能像以往那樣從事基礎研究，也能與企業合作開展應用研究和新產品開發；在人才引進方面，克林頓一再放寬國外優秀科技人才進入美國的限制，以此來強化對海外人才的吸引。
總結起來，政府搭臺子，民間資本唱大戲，最大程度地激發企業在資訊基礎設施建設中的能動性，這便是“資訊高速公路計劃”的主旋律。
四
影響：扭轉美國國運的偉大變革
除此之外，克林頓政府還針對美國經濟頹勢出臺了一攬子政策：
財政方面，針對共和黨執政12年留下的鉅額財政赤字，克林頓透過增加稅收、減少支出等方式進行了“財政重建”；貨幣政策方面，克林頓政府實行靈活的貨幣政策，經濟增速過快、有通脹危險時採取緊縮政策，而經濟執行較為平穩時則採取寬鬆政策；外貿方面，制定了戰略性出口產業政策，積極倡導公平的貿易原則，同時放寬國內的反壟斷法調整範圍，在一定程度上鼓勵本國企業兼併與橫向資本聯合，進而增強出口競爭力等等。
那麼，包括“資訊高速公路計劃”在內的種種舉措，究竟給美國帶來了什麼？
首先，便是形成了“一高兩低”並舉的經濟奇蹟。
“一高兩低”，即高增長、低通脹、低失業。在克林頓執政的八年裡，美國經濟實現了長期快速穩定地增長，GDP總量佔全球的比重明顯提升，實際年均增速高達3.88%，直到90年代末都沒有出現衰退的徵兆；消費物價指數幾乎一直控制在3%以內，失業率則從1992年的7.4%降至1998年的4.2%，這種“一高兩低”的局面在世界經濟發展史上頗為少見，堪稱是美國經濟近30年的“黃金時期”。值得一提的是，在此期間，美國政府的財政收支也從1992年創紀錄的負債2903.2億美元轉變為2000年的盈餘2362.4億美元。
其次，勞動生產率穩步提升，產業升級步伐加快。
整個90年代不僅是美國經濟增長的“黃金時期”，也是勞動生產率提升的“黃金時期”。特別是在“資訊高速公路計劃”的實施作用下，資訊基礎設施日漸完善，資訊科技快速發展，國民經濟各部門的生產效率大大提高。有研究表明，1996~2000年這五年裡，美國勞動生產率逐年遞增，年均增速為3.1%，到了2000年，這一數值攀升到4.2%。
與此同時，美國的產業升級步伐得以提速。一方面，資訊產業本身就是技術和知識密集的高新技術產業，在“資訊高速公路計劃”的驅動下，美國的資訊產業迅速壯大，成為了支撐經濟增長的主導產業（見下表），而與之相關的晶片、軟體、電子裝置以及網路技術、移動通訊技術、高畫質晰度電視技術、生物技術等都實現了質的飛躍；另一方面，由於資訊科技向社會各個領域的不斷滲透，顯著改進了傳統產業的生產效率與生產模式，深刻推動了產業結構的最佳化升級。
最後，強化了美國的國際地位。
如前文所說，長期對軍事的過度執著，曾一度讓美國經濟頹勢顯露，其國際地位更是受到德、日等國家的挑戰，但在“資訊高速公路計劃”推行之後，美國經濟一掃陰霾，重振雄風。除了各方面亮眼的增長資料外，更為深刻的意義在於，這是一場真正意義上的“新經濟革命”，不僅順應了全球化浪潮，還直接將美國和全世界從工業經濟帶入到資訊經濟和知識經濟的新時代，為後續的網際網路大繁榮以及大資料、雲計算、AI等新技術的發展打下了堅實的基礎。而資訊科技與資訊產業發展的遙遙領先，又大大提升了美國的國際競爭力，將德、日等挑戰者再度甩在身後的同時，重塑了美國與整個世界的關係，而美國“世界經濟霸主”的地位也得到了進一步鞏固。
不客氣地講，這是一場足以扭轉美國國運的偉大變革。
如果不考慮近兩年高漲的民族情緒，而是客觀冷靜地看待美國的這段往事，我想每一個人都能從中得到收穫。
五
結語
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
眼下，當美國、英國等發達國家正在與疫情鏖戰之時，中國憑藉強大的執行力率先衝出了疫情的包圍，還正式拉開了以5G、大資料中心、新能源汽車、工業網際網路等為核心內容的新基建大幕，吸引著全世界的目光。
全球形勢錯綜複雜、經濟面臨嚴峻挑戰、新技術即將迎來歷史機遇……眼前這一切，都像極了當年。
而今，中國新基建最核心抓手的5G，無論是技術實力還是基站數量，都領先其他發達國家不止一個身位——更何況，中國還擁有極其完備的產業體系、超大規模的應用場景、全球最大的內需市場與日益增強的資本對接能力。
遙想當年，美國“資訊高速公路計劃”的推出，改變了美國的國運；未來，中國“新基建”將給這個世界帶來什麼？
我想，你的心中已經有了答案。
參考文獻：
1、《世界“資訊高速公路計劃”》，情報雜誌，1995年；
2、《資訊基礎設施與美國資訊高速公路計劃》，胡道元，199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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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提示：
1993年1月，克林頓正式入主白宮。本該意氣風發的他，卻不怎麼高興，只因當時的美國正在經歷著一場“內憂外患”：
一方面，因為與蘇聯對抗，美國很長時間裡都把提升軍事力量作為首要任務，可是伴隨著持續近半個世紀的冷戰正式宣告終結，經濟和科技已逐漸取代軍事力量，成為新的全球競爭焦點，而德國、日本等國家的崛起以及一眾新興工業國家的追趕，又給美國帶來了巨大壓力。
另一方面，美國國內經濟增長乏力已是不爭的事實，電子、金融、化工等重要產業的競爭優勢逐漸喪失，而長期積累的鉅額財政赤字和失業率連年上升等現實問題，讓美國曾經的世界經濟霸主地位風雨飄搖。
正因如此，恢復經濟活力成為了美國的頭號任務，而克林頓政府更是迫切需要找到一個新的抓手來應對國家經濟上的虛弱，進而帶動整個國家走出“陰霾”，重拾信心。
幾經思索，美華人將目光鎖定在了資訊化上——這是世界各國全新的競爭焦點，無論是大國小國，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為了本國的長遠利益和綜合實力，都在千方百計地創造條件去搶佔這個制高點，美國當然不甘示弱。
於是，在克林頓上任僅僅8個月後的1993年9月15日，美國正式公佈了一項具有劃時代意義的、富有號召力和凝聚力的宏大計劃，當即引起了轟動，迅速掀起一波巨大的熱潮，不僅日本、英國、法國、加拿大、南韓等眾多國家紛紛效仿出臺相應方案，還在隨後很多年，深刻地改變了全球經濟的發展正規化和人類社會的面貌。
這項計劃的名字叫做“國家資訊基礎設施（National Information Infrastructure，簡稱NII）”，又名“資訊高速公路計劃”。
一
起源：內憂外患，經濟低迷
美國“資訊高速公路計劃”的出臺並非偶然，除了國內外形勢的變化外，還有著其他方面的現實背景。
在科技政策上，美國一直遵循著當年艾森豪威爾所制定的目標——將一切對國防有用的民用資源都服務於國防或國家安全，即所謂的“為國防而科學”。因此，美國在二戰後建立起來的龐大的國家實驗室系統，基本上都是在從事軍事研究開發或與之相關的航空航天等任務，大量的資金、人才、裝置和原材料也都湧入了軍事領域。
根據1992年的統計資料，美國國防部得到的科研經費約佔聯邦研究與發展（R&D）預算中的2/3，全國有35%的科學家和工程師以及10%以上的製造業工人都在為美國的軍事部門工作。
這樣的發展模式雖然增強了美國的軍事實力，但對於民用科技的關注甚少，極大地制約了美國的經濟發展，而軍用技術轉為民用技術並商業化應用的難度更是超乎想象。如此，便形成了一種尷尬的局面：美國擁有傲視群雄的通訊衛星、核能技術、飛機導彈與各種電氣機械裝置，但老百姓並沒能從中獲得太大的益處，而且並沒能產生與高昂的軍事研發投入相匹配的經濟效益。
不僅如此，美國曾經在科技方面的巨大優勢也在日漸消失，其主要競爭對手之一便是日本。
上世紀80年代的貿易摩擦與國際競爭喚醒了日本的危機意識，日本重新對國家的科技戰略進行了調整，並明確了“科技立國”的發展方針。這一時期，日本開始將發展重心向知識密集型產業傾斜，諸如原子能產業、電子資訊產業、計算機產業與飛機制造業等成為資金與智力資源的主要輸送地，同時還注重強化重點實驗室未商品化產品，尋求產業集約式發展。這些使得日本的高精尖產業自主研發能力得到實質性提升，甚至達到了可以與美國叫板的程度。
1982年，日本《鑽石》週刊對美、日、歐在19種新技術上的實力進行了比較，認為日本在電子計算機、半導體、光纖通訊、金屬加工和機器人5項技術上己達到世界第一流水平，美國則在16項技術上具有領先地位，歐洲達到第一流水平的有2種技術；
1986年10月，美國《幸福》雜誌公佈了對四大關鍵技術領域的調查結果，認為美國在計算機和生物技術領域仍比日本、西歐先進，在新材料領域優勢還不大，而在光電子技術方面已被日本超過；
1994年8月，美國發表的科技白皮書中稱，“美國科學已處於失去其在國際上的卓越地位的危險”……
好在美國還有一個拿得出手的選項，那便是資訊科技。
美國是世界上資訊科技和資訊產業起步最早、發展最快、實力最雄厚的國家。早在上世紀70 年代，美國的資訊產業產值和從業人員超過國民總產值和就業人數的一半，資訊科技也以各種形式廣泛滲透到美華人日常生活的各個領域之中，銀行、保險、運輸、 賓館等行業都在資訊化方面大力投資，再加上美華人均擁有計算機數量遙遙領先於其他國家，並且還初步建起了遠端、高速互動式等計算機網路，因而在資訊科技這條賽道上，美國佔有絕對的優勢，這便為“資訊高速公路計劃”的出臺提供了堅實的技術及經濟基礎。
不過，美國當時的資訊化水平總體上仍然處在“點”或者區域性“線”的層次上，其計算機網路與計算機產業相比要滯後得多，後者已經發展了好幾代，前者卻只開發了第一代；許多使用率很高的網路容量、速度和範圍極其有限，資訊交流渠道同樣不夠通暢，遠遠不能滿足未來全面實現資訊化的要求。
最為致命的是，相比於日、德等發達國家，美國的國家資訊基礎設施進展極為緩慢，根據1993年6月國際管理發展研究所和世界經濟論壇發表的《世界競爭力報告書》稱，美國的資訊基礎設施水平已從第二位降到第九位，這無疑是一個巨大的威脅。
對此，美國很多有識之士都有深刻的認識。老布什政府時期任參議員的戈爾就曾主張建立全國範圍內的“資訊超級高速公路網”，以此來加快把資訊轉化為知識和財富的步伐；總統科學顧問布羅姆利也認為“最有效的一步便是建立高效能的資訊網路，這是促進美國科學研究和技術發展的重要一步”。1992年的美國總統競選中，克林頓和戈爾又進一步提出了“發展資訊高速公路，振興美國經濟，恢復企業競爭活力”的競選綱領，這對長期處於經濟不景氣、日夜盼望走出困境的美華人來說，無疑有著巨大的吸引力。
至此，“資訊高速公路計劃”付諸實踐的腳步已經漸行漸近。
二
內容：構建“美麗新世界”
克林頓上臺後不久，便立即開始著手進行“資訊高速公路計劃”的準備部署，以兌現自己“振興美國經濟”的承諾。
他先是親自授權成立了“資訊基礎設施特別小組”，又在1993年2月以《國情諮文》的形式初步給出了“加強美國科技優勢”這一建議，並大刀闊斧地削減財政預算來加以支援。在此過程中，克林頓政府還得到了美國各界人士的擁護和各公司企業的大力支援與積極響應，電子資訊工業界尤為如此，以AT&T為首的14家巨頭紛紛研究對策、制定發展規劃並共同向白宮和國會給出系統建議，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該項工程得到了民眾的廣泛擁護和雄厚的資金來源。
萬事俱備，1993年9月15日，由美國副總統戈爾和商業部部長布朗鄭重向世界宣佈，美國將實施一項“將永遠改變美華人生活、工作和溝通方式”的“國家資訊基礎設施（NII）行動計劃”，該計劃的問世標誌著美國的“資訊高速公路”真正從理論轉變為實踐。
根據計劃方案，美國預計在今後15~20年內全面達成如下建設目標：
（1）在企業、研究機構和大學之間透過計算機進行技術資訊交換；
（2）透過藥品的通訊銷售和X光照片圖象的傳送，提高以醫療診斷為代表的醫療服務水平；
（3）使在第一線的研究人員的講演和學校裡的授課，發展成為計算機輔助教學；
（4）可以廣泛提供地震、火災等災害資訊；
（5）實現電子出版、電子圖書館、家庭電子影院、在家購物等等；
（6）利用雙向高速通訊網提高美國的產業競爭力。
按照“資訊高速公路計劃”的發展願景，所謂的國家資訊基礎設施將是一個能給廣大使用者隨時提供大量資訊的、由通訊網路、計算機、資料庫以及日用電子產品組成的完備網路，它將催生一場轟轟烈烈的資訊革命，進而永遠改變人們的生活，構建一個“美麗新世界”。
比如，人們可以生活在他們想要生活的幾乎所有地方，藉助網路來與他們的辦公室即時通訊，而不會失去工作；
比如，所有學生都能擁有最好的學校、教師和課程，根本無需考慮地理、距離或是財力因素；
再如，無論何時何地，只有你有需求，就能立即藉助網路來獲得相應的服務……
從今天來看，這些“美夢”幾乎都已經成真，但在當時的美國，絕對是極為大膽的暢想，或者說是頗具超前意識。
三
執行：政府搭臺，民企唱戲
在整個計劃的具體實施過程中，民間企業扮演了中流砥柱的角色。
由於其宏偉目標和誘人前景，以及它大機率會給人們帶來的巨大效益和實惠，激起了民間企業極大的熱情。但凡該計劃涉及到的技術，無一例外都成了相關企業投資研發的重點物件，典型如貝爾、微軟和摩托羅拉，各自都官宣了未來幾年在高速光纖傳送系統、衛星通訊網路等領域的投資計劃。還有三大私人電信公司AT&T、MCI和Sprint，陸續地將光纖接入到全美各個主要城市。有意思的是，為了參與這項工程，一些行業中的老對手一改往日相互競爭的做法，紛紛展開了合作，諸如微軟同英特爾結盟、IBM同蘋果“聯姻”之類的案例不勝列舉。
至於美國政府，則是更多地起到“保駕護航”的作用，主要體現在四大方面。
其一，鼓勵民間企業投資與市場競爭。
美國政府認為，想要促進在國家資訊基礎設施方面的投資，最有效的途徑之一便是在通訊和資訊市場引入競爭機制，並進一步擴大競爭，以激發出企業的熱情。為此，美國政府制定了通訊改革法規，以立法形式增強競爭，確保全面開放通訊市場，尤其是那些被壟斷公司控制著的有線電視和市內電話市場，從而吸引那些已經進入或正尋求進入市場的公司前來投資。
克林頓還簽署法令，對致力於研發與投資新興產業的民間企業實行稅收優惠政策，其中包括給予企業研發信貸三年的償還延長期、削減中小企業的資本收益稅等等。這些稅收優惠措施進一步提升了民間企業對國家基礎設施的投資意願，使得它們在致力於建設全國資訊網路的同時，也能有利可圖。
此外，美國政府還格外注重“全民服務”的概念，不接受人民被劃分為資訊的“富人”與“窮人”，而是力保所有使用者都能以低廉的價格享有高質量的裝置和服務，而強化市場競爭同樣是達成這一目標的最佳方式。
其二，支援技術創新與新技術應用。
於企業而言，技術創新行為的根本激勵始終是來自於盈利的預期。然而，“資訊高速公路計劃”中的很多專案要麼投入金額及風險過大，要麼投資回報期過長，遠遠超出了單個企業所能承受的範圍。為此，白宮專門成立了“資訊基礎設施特別工作小組（IITF）”，推動國會和民間企業的全方位合作，在避免政府運作“妨礙”民間投資行為的前提下，引導政府所屬機構來從事民間企業無法負擔的長期性研發工作，進而加速開發那些對長期增長至關重要的技術。
不僅如此，美國政府還繼續實施“高效能計算和通訊計劃（HPCC）” ，並透過鉅額的財政撥款來支援資訊科技的應用，得益於此，醫療保健、教育、圖書館、製造業等諸多領域都實現了“觸網”與資訊化轉變。
其三，保證資訊保安與網路可靠，注重智慧財產權。
儘管資訊系統能給人們帶來高效便捷，但其脆弱性同樣不容忽視，例如電子檔案可能被截獲與複製，用蜂窩式電話通話容易被人監聽等等，無論是個人隱私還是國家資訊保安都可能會面臨極大挑戰。針對這些問題，美國政府採取了與通訊業界共同進行嚴格設計和管理的辦法，重點開發保護個人隱私的新技術、加密硬體和軟體來加以應對。
隨著國家資訊基礎設施的不斷髮展，各種資訊和娛樂產品都正在以文字、計算機程式、資料庫、錄影、錄音、多媒體等新形式出現並走向市場，這就不可避免地涉及到智慧財產權問題。美國政府對此高度重視，透過國內版權法和國際智慧財產權條約的嚴格執行來防止版權侵犯，從而保護智慧財產權的完整性，同時還探索了一系列補償版權所有者的方法。
其四，大力協調國內外關係。
美國出臺“資訊高速公路計劃”，其目標絕非造福本國這般簡單，而是旨在提供全球範圍內的資訊服務，所以美國國內的資訊基礎設施勢必也要向著全球方向發展。為此，美國政府主要著手於三方面工作：
第一，為了開闢海外市場，美國政府願為相關的美國公司出面協調，以保證這些公司擁有均等的機會向海外的潛在使用者出口電信產品並提供服務；
第二，透過參加國際標準委員會等方式，儘可能地排除由於美國與外國標準不相容而造成的貿易障礙；
第三，重新審查國際貿易條例和本國貿易條例，以解決外國對美國公司的市場準入問題，以及從美國向國外呼叫被索取過高費用的問題。
除了上述四點外，美國政府還特別注重高科技人才隊伍的建設。在應用型人才培養方面，克林頓時期的美國政府大力資助高校與科研機構的研發活動，並積極推動產學研的深度融合，使得高校既能像以往那樣從事基礎研究，也能與企業合作開展應用研究和新產品開發；在人才引進方面，克林頓一再放寬國外優秀科技人才進入美國的限制，以此來強化對海外人才的吸引。
總結起來，政府搭臺子，民間資本唱大戲，最大程度地激發企業在資訊基礎設施建設中的能動性，這便是“資訊高速公路計劃”的主旋律。
四
影響：扭轉美國國運的偉大變革
除此之外，克林頓政府還針對美國經濟頹勢出臺了一攬子政策：
財政方面，針對共和黨執政12年留下的鉅額財政赤字，克林頓透過增加稅收、減少支出等方式進行了“財政重建”；貨幣政策方面，克林頓政府實行靈活的貨幣政策，經濟增速過快、有通脹危險時採取緊縮政策，而經濟執行較為平穩時則採取寬鬆政策；外貿方面，制定了戰略性出口產業政策，積極倡導公平的貿易原則，同時放寬國內的反壟斷法調整範圍，在一定程度上鼓勵本國企業兼併與橫向資本聯合，進而增強出口競爭力等等。
那麼，包括“資訊高速公路計劃”在內的種種舉措，究竟給美國帶來了什麼？
首先，便是形成了“一高兩低”並舉的經濟奇蹟。
“一高兩低”，即高增長、低通脹、低失業。在克林頓執政的八年裡，美國經濟實現了長期快速穩定地增長，GDP總量佔全球的比重明顯提升，實際年均增速高達3.88%，直到90年代末都沒有出現衰退的徵兆；消費物價指數幾乎一直控制在3%以內，失業率則從1992年的7.4%降至1998年的4.2%，這種“一高兩低”的局面在世界經濟發展史上頗為少見，堪稱是美國經濟近30年的“黃金時期”。值得一提的是，在此期間，美國政府的財政收支也從1992年創紀錄的負債2903.2億美元轉變為2000年的盈餘2362.4億美元。
其次，勞動生產率穩步提升，產業升級步伐加快。
整個90年代不僅是美國經濟增長的“黃金時期”，也是勞動生產率提升的“黃金時期”。特別是在“資訊高速公路計劃”的實施作用下，資訊基礎設施日漸完善，資訊科技快速發展，國民經濟各部門的生產效率大大提高。有研究表明，1996~2000年這五年裡，美國勞動生產率逐年遞增，年均增速為3.1%，到了2000年，這一數值攀升到4.2%。
與此同時，美國的產業升級步伐得以提速。一方面，資訊產業本身就是技術和知識密集的高新技術產業，在“資訊高速公路計劃”的驅動下，美國的資訊產業迅速壯大，成為了支撐經濟增長的主導產業（見下表），而與之相關的晶片、軟體、電子裝置以及網路技術、移動通訊技術、高畫質晰度電視技術、生物技術等都實現了質的飛躍；另一方面，由於資訊科技向社會各個領域的不斷滲透，顯著改進了傳統產業的生產效率與生產模式，深刻推動了產業結構的最佳化升級。
最後，強化了美國的國際地位。
如前文所說，長期對軍事的過度執著，曾一度讓美國經濟頹勢顯露，其國際地位更是受到德、日等國家的挑戰，但在“資訊高速公路計劃”推行之後，美國經濟一掃陰霾，重振雄風。除了各方面亮眼的增長資料外，更為深刻的意義在於，這是一場真正意義上的“新經濟革命”，不僅順應了全球化浪潮，還直接將美國和全世界從工業經濟帶入到資訊經濟和知識經濟的新時代，為後續的網際網路大繁榮以及大資料、雲計算、AI等新技術的發展打下了堅實的基礎。而資訊科技與資訊產業發展的遙遙領先，又大大提升了美國的國際競爭力，將德、日等挑戰者再度甩在身後的同時，重塑了美國與整個世界的關係，而美國“世界經濟霸主”的地位也得到了進一步鞏固。
不客氣地講，這是一場足以扭轉美國國運的偉大變革。
如果不考慮近兩年高漲的民族情緒，而是客觀冷靜地看待美國的這段往事，我想每一個人都能從中得到收穫。
五
結語
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
眼下，當美國、英國等發達國家正在與疫情鏖戰之時，中國憑藉強大的執行力率先衝出了疫情的包圍，還正式拉開了以5G、大資料中心、新能源汽車、工業網際網路等為核心內容的新基建大幕，吸引著全世界的目光。
全球形勢錯綜複雜、經濟面臨嚴峻挑戰、新技術即將迎來歷史機遇……眼前這一切，都像極了當年。
而今，中國新基建最核心抓手的5G，無論是技術實力還是基站數量，都領先其他發達國家不止一個身位——更何況，中國還擁有極其完備的產業體系、超大規模的應用場景、全球最大的內需市場與日益增強的資本對接能力。
遙想當年，美國“資訊高速公路計劃”的推出，改變了美國的國運；未來，中國“新基建”將給這個世界帶來什麼？
我想，你的心中已經有了答案。
參考文獻：
1、《世界“資訊高速公路計劃”》，情報雜誌，1995年；
2、《資訊基礎設施與美國資訊高速公路計劃》，胡道元，199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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