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過南北朝佛學盛行，以及唐朝玄宗皇帝下令道教在諸教之上的推動，有唐一代，儒學已經只是與道教、佛教並列的學問之一，日益式微。後來韓愈、柳宗元、劉禹錫等人對儒家思想進行新的註解，撰寫了一系列言之有物、影響深遠的散文，以重鑄儒學，但雖三分天下，卻再無獨尊之勢。需要說明的是，直至北宋中期之前，儒學的研究方向始終是詩、書、禮、易、樂、春秋等等“六經”，“四書”還沒走上歷史舞臺前沿。
唐代時期，科舉的科目多達五十多種，其中有明經、進士兩科，考的都是詩賦文辭和經義解讀。這種取才方向使六經的研究走向歧途，那就是凡文必引經據典，百般考證。甚至有的文章雲裡霧裡寫了三五萬字，還沒切入正題，時人稱這種現象為“羞學章句，惡煩文章”。國家取材，倘若取得都是這樣的人才，治國理政效果可想而知。
到了宋朝，朝廷對士人極盡優厚之能。但這時儒學的發展已經到了必須大破大立的地步，必須要與社會發展相適應，才具有鮮活生命力。但受長期一貫文風影響，宋朝的文壇文風仍然暮氣沉沉，空洞無物。
此時，因修訂《新唐書》而宣告大振的歐陽修，已然雄踞文壇領袖。他對於此種文風憂心忡忡，屢屢向皇上宋仁宗奏請改革文風。但仁宗是個脾氣好涵養好，卻無改革銳氣的帝王，歐陽修的種種建議被付之一笑。
恰巧，北宋嘉祐年間（公元1057年）舉行貢考，歐陽修被任命為權知禮部貢舉，成為朝廷最高考官。他克服重重阻力，承受萬般責罵，與朝中共同主持嘉祐貢考的翰林院學士王珪、國子學直講梅堯臣達成共識。在評判考卷時，毅然決然倡導“平淡典要”的文風，凡是寫華而不實文章的應試者一概不取。
於是嘉佑二年這屆科舉成為史上最牛的一屆科舉，真正絕無僅有的龍虎榜，上榜的有唐宋八大家中的四位：曾鞏、蘇軾、蘇轍、蘇洵；大思想家張載、程顥；另有呂惠卿、章惇等9人後來官至宰相；還有收付河湟，為北宋拓邊千里的名將王韶。這些實幹之才一掃科舉弊症，為宋朝選拔了許多英才，並直接影響之後的科舉文風，甚至政治走向。歐陽修在其中功不可沒。倘若沒有歐陽修不畏權貴的大膽改革文風，那麼上面這些英才又有幾人能中榜?
歐陽修為改革北宋文風，藉助行政力量揮戈上陣，取得豐碩成果，影響了整個宋代一代文風的改變，也因此形成了後來“唐宋八大家”、宋代便有“六家”的盛況。
此外，歐陽修自己也寫了許多優秀的文章，比如他的《醉翁亭記》幾乎人盡皆知。他對自己要求很高，到了晚年還把自己過去寫的文章，一篇篇拿出來，仔細推敲修改。他的夫人勸阻說：“為什麼要這樣吃苦呢？你又不是學生，難道還怕先生責怪嗎？”歐陽修笑著回答說：“我雖然不怕先生責怪，但是怕後生譏笑。”
宋神宗熙寧五年（1072年）閏七月二十三日，歐陽修在潁州（今屬安徽省）的家中，留下一萬卷藏書、一千卷集古錄、一張琴、一局棋和一壺酒，溘然長逝。朝廷諡號文忠。蘇軾評價其文時說：“論大道似韓愈，論事似陸贄，記事似司馬遷，詩賦似李白”。
歐陽修身體力行，奮勇領軍北宋文風改革，這便是他在中國歷史上的人文核心價值所在。他樸實的文風、高潔的品質，都堪為萬世師表，值得我們永久敬仰。
經過南北朝佛學盛行，以及唐朝玄宗皇帝下令道教在諸教之上的推動，有唐一代，儒學已經只是與道教、佛教並列的學問之一，日益式微。後來韓愈、柳宗元、劉禹錫等人對儒家思想進行新的註解，撰寫了一系列言之有物、影響深遠的散文，以重鑄儒學，但雖三分天下，卻再無獨尊之勢。需要說明的是，直至北宋中期之前，儒學的研究方向始終是詩、書、禮、易、樂、春秋等等“六經”，“四書”還沒走上歷史舞臺前沿。
唐代時期，科舉的科目多達五十多種，其中有明經、進士兩科，考的都是詩賦文辭和經義解讀。這種取才方向使六經的研究走向歧途，那就是凡文必引經據典，百般考證。甚至有的文章雲裡霧裡寫了三五萬字，還沒切入正題，時人稱這種現象為“羞學章句，惡煩文章”。國家取材，倘若取得都是這樣的人才，治國理政效果可想而知。
到了宋朝，朝廷對士人極盡優厚之能。但這時儒學的發展已經到了必須大破大立的地步，必須要與社會發展相適應，才具有鮮活生命力。但受長期一貫文風影響，宋朝的文壇文風仍然暮氣沉沉，空洞無物。
此時，因修訂《新唐書》而宣告大振的歐陽修，已然雄踞文壇領袖。他對於此種文風憂心忡忡，屢屢向皇上宋仁宗奏請改革文風。但仁宗是個脾氣好涵養好，卻無改革銳氣的帝王，歐陽修的種種建議被付之一笑。
恰巧，北宋嘉祐年間（公元1057年）舉行貢考，歐陽修被任命為權知禮部貢舉，成為朝廷最高考官。他克服重重阻力，承受萬般責罵，與朝中共同主持嘉祐貢考的翰林院學士王珪、國子學直講梅堯臣達成共識。在評判考卷時，毅然決然倡導“平淡典要”的文風，凡是寫華而不實文章的應試者一概不取。
於是嘉佑二年這屆科舉成為史上最牛的一屆科舉，真正絕無僅有的龍虎榜，上榜的有唐宋八大家中的四位：曾鞏、蘇軾、蘇轍、蘇洵；大思想家張載、程顥；另有呂惠卿、章惇等9人後來官至宰相；還有收付河湟，為北宋拓邊千里的名將王韶。這些實幹之才一掃科舉弊症，為宋朝選拔了許多英才，並直接影響之後的科舉文風，甚至政治走向。歐陽修在其中功不可沒。倘若沒有歐陽修不畏權貴的大膽改革文風，那麼上面這些英才又有幾人能中榜?
歐陽修為改革北宋文風，藉助行政力量揮戈上陣，取得豐碩成果，影響了整個宋代一代文風的改變，也因此形成了後來“唐宋八大家”、宋代便有“六家”的盛況。
此外，歐陽修自己也寫了許多優秀的文章，比如他的《醉翁亭記》幾乎人盡皆知。他對自己要求很高，到了晚年還把自己過去寫的文章，一篇篇拿出來，仔細推敲修改。他的夫人勸阻說：“為什麼要這樣吃苦呢？你又不是學生，難道還怕先生責怪嗎？”歐陽修笑著回答說：“我雖然不怕先生責怪，但是怕後生譏笑。”
宋神宗熙寧五年（1072年）閏七月二十三日，歐陽修在潁州（今屬安徽省）的家中，留下一萬卷藏書、一千卷集古錄、一張琴、一局棋和一壺酒，溘然長逝。朝廷諡號文忠。蘇軾評價其文時說：“論大道似韓愈，論事似陸贄，記事似司馬遷，詩賦似李白”。
歐陽修身體力行，奮勇領軍北宋文風改革，這便是他在中國歷史上的人文核心價值所在。他樸實的文風、高潔的品質，都堪為萬世師表，值得我們永久敬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