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悲白頭翁年代：【唐】 作者：【劉希夷】 體裁：【樂府】洛陽城東桃李花，飛來飛去落誰家？洛陽女兒惜顏色，坐見落花長嘆息。今年花落顏色改，明年花開復誰在？已見松柏摧為薪，更聞桑田變成海。古人無復洛城東，今人還對落花風。年年歲歲花相似，歲歲年年人不同。寄言全盛紅顏子，應憐關死白頭翁。此翁白頭真可憐，伊昔紅顏美少年。公子王孫芳樹下，清歌妙舞落花前。光祿池臺開錦繡，將軍樓閣畫神仙。一朝臥病無相識，三春行樂在誰邊？宛轉蛾眉能幾時，須臾鶴髮知如絲。但看古來歌舞地，唯有黃昏鳥雀悲！註釋【註釋】：這是一首擬古樂府，題又作《代白頭吟》。《白頭吟》是漢樂府相和歌楚調曲舊題，古辭寫女子毅然與負心男子決裂。劉希夷這首詩則從女子寫到老翁，詠歎青春易逝、富貴無常。構思獨創，抒情宛轉，語言優美，音韻和諧，藝術性較高，在初唐即受推崇，歷來傳為名篇。詩的前半寫洛陽女子感傷落花，抒發人生短促、紅顏易老的感慨；後半寫白頭老翁遭遇淪落，抒發世事變遷、富貴無常的感慨，以“但看古來歌舞地，惟有黃昏鳥雀悲”總結全篇意旨。在前後的過渡，以“寄言全盛紅顏子，應憐半死白頭翁”二句，點出紅顏女子的未來不免是白頭老翁的今日，白頭老翁的往昔實即是紅顏女子的今日。詩人把紅顏女子和白頭老翁的具體命運加以典型化，表現出這是一大群處於封建社會下層的男女老少的共同命運，因而提出應該同病相憐，具有“醒世”的作用。詩的前半首化自東漢宋子侯的樂府歌辭《董嬌嬈》，但經過劉希夷的再創作，更為概括典型。作為前半的結語，“年年歲歲”二句是精警的名句，它比喻精當，語言精粹，令人警省。“年年歲歲”“歲歲年年”的顛倒重複，不僅排沓迴盪，音韻優美，更在於強調了時光流逝的無情事實和聽天由命的無奈情緒，真實動情。“花相似”、“人不同”的形象比喻，突出了花卉盛衰有時而人生青春不再的對比，耐人尋味。結合後半寫白頭老翁的遭遇，可以體會到，詩人不用“女子”和“春花”對比，而用泛指名詞“人”和“花”對比，不僅是由於七言詩字數的限制，更由於要包括所有不能掌握自己命運的可憐人，其中也包括了詩人自己。也許，因此產生了不少關於這詩的附會傳說。如《大唐新語》、《本事詩》所云：詩人自己也覺得這兩句詩是一種不祥的預兆，即所謂“詩讖”，一年後，詩人果然被害。這類無稽之談的產生與流傳，既反映人們愛惜詩人的才華，同情他的不幸，也表明這詩情調也過於傷感了。此詩融會漢魏歌行、南朝近體及梁、陳宮體的藝術經驗，而自成一種清麗婉轉的風格。它還汲取樂府詩的敘事間發議論、古詩的以敘事方式抒情的手法，又能巧妙交織運用各種對比，發揮對偶、用典的長處，是這詩藝術上的突出成就。劉希夷生前似未成名，而在死後，孫季良編選《正聲集》，“以劉希夷詩為集中之最，由是大為時人所稱”（《大唐新語》）。可見他一生遭遇壓抑，是他產生消極感傷情緒的思想根源。這詩濃厚的感傷情緒，反映了封建制度束縛戕害人才的事實。出處全唐詩：卷20_55,全唐詩：卷51_48,全唐詩：卷67_10,全唐詩：卷82_18
代悲白頭翁年代：【唐】 作者：【劉希夷】 體裁：【樂府】洛陽城東桃李花，飛來飛去落誰家？洛陽女兒惜顏色，坐見落花長嘆息。今年花落顏色改，明年花開復誰在？已見松柏摧為薪，更聞桑田變成海。古人無復洛城東，今人還對落花風。年年歲歲花相似，歲歲年年人不同。寄言全盛紅顏子，應憐關死白頭翁。此翁白頭真可憐，伊昔紅顏美少年。公子王孫芳樹下，清歌妙舞落花前。光祿池臺開錦繡，將軍樓閣畫神仙。一朝臥病無相識，三春行樂在誰邊？宛轉蛾眉能幾時，須臾鶴髮知如絲。但看古來歌舞地，唯有黃昏鳥雀悲！註釋【註釋】：這是一首擬古樂府，題又作《代白頭吟》。《白頭吟》是漢樂府相和歌楚調曲舊題，古辭寫女子毅然與負心男子決裂。劉希夷這首詩則從女子寫到老翁，詠歎青春易逝、富貴無常。構思獨創，抒情宛轉，語言優美，音韻和諧，藝術性較高，在初唐即受推崇，歷來傳為名篇。詩的前半寫洛陽女子感傷落花，抒發人生短促、紅顏易老的感慨；後半寫白頭老翁遭遇淪落，抒發世事變遷、富貴無常的感慨，以“但看古來歌舞地，惟有黃昏鳥雀悲”總結全篇意旨。在前後的過渡，以“寄言全盛紅顏子，應憐半死白頭翁”二句，點出紅顏女子的未來不免是白頭老翁的今日，白頭老翁的往昔實即是紅顏女子的今日。詩人把紅顏女子和白頭老翁的具體命運加以典型化，表現出這是一大群處於封建社會下層的男女老少的共同命運，因而提出應該同病相憐，具有“醒世”的作用。詩的前半首化自東漢宋子侯的樂府歌辭《董嬌嬈》，但經過劉希夷的再創作，更為概括典型。作為前半的結語，“年年歲歲”二句是精警的名句，它比喻精當，語言精粹，令人警省。“年年歲歲”“歲歲年年”的顛倒重複，不僅排沓迴盪，音韻優美，更在於強調了時光流逝的無情事實和聽天由命的無奈情緒，真實動情。“花相似”、“人不同”的形象比喻，突出了花卉盛衰有時而人生青春不再的對比，耐人尋味。結合後半寫白頭老翁的遭遇，可以體會到，詩人不用“女子”和“春花”對比，而用泛指名詞“人”和“花”對比，不僅是由於七言詩字數的限制，更由於要包括所有不能掌握自己命運的可憐人，其中也包括了詩人自己。也許，因此產生了不少關於這詩的附會傳說。如《大唐新語》、《本事詩》所云：詩人自己也覺得這兩句詩是一種不祥的預兆，即所謂“詩讖”，一年後，詩人果然被害。這類無稽之談的產生與流傳，既反映人們愛惜詩人的才華，同情他的不幸，也表明這詩情調也過於傷感了。此詩融會漢魏歌行、南朝近體及梁、陳宮體的藝術經驗，而自成一種清麗婉轉的風格。它還汲取樂府詩的敘事間發議論、古詩的以敘事方式抒情的手法，又能巧妙交織運用各種對比，發揮對偶、用典的長處，是這詩藝術上的突出成就。劉希夷生前似未成名，而在死後，孫季良編選《正聲集》，“以劉希夷詩為集中之最，由是大為時人所稱”（《大唐新語》）。可見他一生遭遇壓抑，是他產生消極感傷情緒的思想根源。這詩濃厚的感傷情緒，反映了封建制度束縛戕害人才的事實。出處全唐詩：卷20_55,全唐詩：卷51_48,全唐詩：卷67_10,全唐詩：卷82_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