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潮州府志•坊表》：“昌黎舊治坊，在府巷前。為府治建。”
府巷即今市區昌黎路，因該路中段系明清府治所在。民國十一年拓寬街道時，因巷口有此緬懷韓愈治潮業績的石牌坊而改稱今路名。
“昌黎舊治”坊座西向東，東署“嶺海名邦”。
“昌黎舊治”匾額右款為：“潮州府知府石首鄭宗古，同知泰和劉魁，通判武昌胡裕、武寧彭鳳儀，推官南昌張默”，左款為：“大明嘉靖十七年戊戌春二月之吉，前興化府事揭陽月溪黃一道書”；“嶺海名邦”匾額右款為：“大明隆慶三年仲春日吉旦”，左款為：“中順大夫潮州知府侯必登，奉議大夫同知白世徵，奉直郎通判楊肇，承事郎推官來經濟重建”。
韓愈(768-824)，字退之，原籍河南孟州。因為在六朝隋唐時代，人們很講究出身，總是要找一個本姓聚居人數多、官做得大的州郡，作為自己的“郡望”。那時，昌黎郡(今遼寧義縣)的韓姓最為強盛，韓愈亦就自稱“昌黎韓愈”。那只是隨俗罷了。宋元豐七年(1084)詔封韓愈為“昌黎伯”，後人遂以“昌黎”作為其代稱。
陳寅恪先生在《論韓愈》文中說，韓愈是中國思想文化史上“承先啟後、轉舊為新關捩點之人物”。這位大人物在唐元和十四年(819)因為上表反對唐憲宗迎佛骨進宮，被貶到潮州當刺史。“蒞土治民”將近八個月，這一事件後來被賦予重要的文化象徵意義。從宋代開始，韓愈在潮州地區已被塑造成為一個在邊遠蠻荒地區教化作育百姓的先驅和中原士大夫正統文化的象徵，按照蘇東坡的說法：“始潮人未知學，公命進士趙德為之師，由是潮之士皆篤於文行，延及齊民，至於今號稱易治……潮人之事公也，飲食必祭，水旱疾疫，凡有求必禱焉。”(《韓文公廟碑》)影響所及，山河易名。韓江、韓山、韓木、韓祠，以及其它一系列充滿神話色彩的傳說，都被當地士大夫當作教化已開，漸成“海濱鄒魯”的文化證據。此外，歷代仕潮官吏尊韓學韓，亦對潮人崇拜韓愈起著推波助瀾的巨大作用。對此，饒宗頤先生《宋代潮州的韓學》的文章已有過細緻而精闢的論述。
在這文化背景下，當官員履官潮州，從一開始就被籠罩在韓愈耀眼的華光下面，心理上不可能不受著文公榜樣的震撼和激勵，從而影響到施政行為。據嘉靖《潮州府志》記載，鄭宗古，字本醇，湖北石首人。明嘉靖二年(1523)進士。嘉靖十三年至十九年(1534-1540)任潮州知府。在任期間，為興辦學校，花費了不少心血。他重建府學明倫堂、四齋，縣學尊經閣，建“昌黎舊治”坊，等等。正如宣德年間任潮州知府王源中所說：“潮為廣極東，含叢山，迫夷島，民尚橫祚，攻劫仇殺，蓋不聞聖人之道故。……至韓子以聖人言行化潮，而民去其橫詐仇殺之習。吾以為韓子之意以導民，而潮民生其禮義之忱，人人能然。是言行之教盛行矣，又況潮稱禮義之邦，尤易化之者乎。”王源的話可說是代表大部分以興學育才的官員的心聲，鄭宗古就是一個例子。
相距31年後的隆慶三年(1569)，始由潮州知府侯必登於坊另一面鐫刻“嶺海名邦”。
潮州位於五嶺山脈(五嶺指越城嶺、都龐嶺、萌渚嶺、騎田嶺、大庾嶺，地處廣東、廣西、湖南、江西五省區交界處。)之東，大海在其南。名邦，著名的地區。宋•王象之就有：“初入五嶺，首稱一潮。”坊字點明瞭潮州的人文地理環境。
侯必登，字懋舉，雲南澄江人。明嘉靖三十八年(1559)進士。隆慶二年(1568)以兵部郎中出任潮州知府，時潮州備受倭寇擾亂，戰禍連年，到處斷井頹垣。他蒞任後，即革除苛政、捐稅徭役，為百姓營造一個休養生息的環境，萬曆《廣東通志•本傳》載：“民得更生”。“不可一日無侯公”之民諺見出其官聲政績。
潮州自明天順、成化以後，長期深受“山賊”、“海盜”與“倭寇”之苦，正如潮人陳一鬆《為懇天恩賜留保障憲臣以急救生民疏》所言；“潮州地方逖懸嶺外，山海盜賊匪茹，遭荼毒之慘者，垂十餘年。群醜日招月盛，居民十死一生”。(《潮州耆舊集•玉簡山堂集》)而“一邑九鄉，半為賊藪。是沿海之鄉，無一而非海寇之人也。黨與既眾，分佈日廣。自州郡以至監司，一有舉動，必先知之。是州郡監司之左右胥役，無一而非海寇之人也；舟楫往來，皆經給票，商旅貨物，盡為抽分，是沿海之舟楫商旅，無一而非海寇之人也；奪人之糧，剽吏之金，輒賑給貧民，貧民莫不樂而爭赴之，是沿海貧民，無一而非海寇之人也。”(林大春《井丹先生文集》)他們是嘉靖至萬曆年間潮州計程車紳，從所引文章可知當時許多鄉民或以接濟“盜賊”為己任，或因與“海盜”貿易而獲利，在許多地方基本上是“民”、“盜”難分，甚至“民”、“盜”一體。另一方面，朝廷的軍隊卻是兵疲將弱，善於擾民而怯於禦寇。故侯府尊重建此坊並鐫刻“嶺海名邦”，就不無深意了。
侯必登此舉無非是在提醒、勉勵潮人不要忘記此地是“海濱鄒魯”，(此稱譽系幾百年來一直是潮州士民自我標榜的最常用術語和孜孜追求的文化目標。)文公教化之所。誠如他在《晚至潮陽》詩中所言：“耒耜方春舉，干戈向晚親。牛呼曾失犢，犬吠乍歸人。”一派祥和景象。而“嶺海名邦”亦繼“海濱鄒魯”之後，成為潮人所家喻戶曉的美稱之一。今隨著配合“旅遊旺市”的目標，此坊更是頻頻在海內外媒體亮相，傳遍五湖四海。
坊原系門洞式牌坊，於1951年拆毀，僅存坊額，棄置西湖公園內。1986年潮州市人民政府主持改建於昌黎路中段海陽縣儒學宮前，高10米，寬10．9米，四柱三門三層結構。石匾為舊牌坊的原物，石斗拱為新建築構體，沒有傳統的昂結構，稱為無昂式斗拱。斗拱纖細秀麗，追求形式美感，三鬥重疊，層層推出承接石屋簷，最低一層斗拱最短促，逐級伸長，突出表現斗拱的結構美，與簡潔的石柱面形成對比，具有很強的裝飾效果。東立一對石鼓，西則是石獅。
乾隆《潮州府志•坊表》：“昌黎舊治坊，在府巷前。為府治建。”
府巷即今市區昌黎路，因該路中段系明清府治所在。民國十一年拓寬街道時，因巷口有此緬懷韓愈治潮業績的石牌坊而改稱今路名。
“昌黎舊治”坊座西向東，東署“嶺海名邦”。
“昌黎舊治”匾額右款為：“潮州府知府石首鄭宗古，同知泰和劉魁，通判武昌胡裕、武寧彭鳳儀，推官南昌張默”，左款為：“大明嘉靖十七年戊戌春二月之吉，前興化府事揭陽月溪黃一道書”；“嶺海名邦”匾額右款為：“大明隆慶三年仲春日吉旦”，左款為：“中順大夫潮州知府侯必登，奉議大夫同知白世徵，奉直郎通判楊肇，承事郎推官來經濟重建”。
韓愈(768-824)，字退之，原籍河南孟州。因為在六朝隋唐時代，人們很講究出身，總是要找一個本姓聚居人數多、官做得大的州郡，作為自己的“郡望”。那時，昌黎郡(今遼寧義縣)的韓姓最為強盛，韓愈亦就自稱“昌黎韓愈”。那只是隨俗罷了。宋元豐七年(1084)詔封韓愈為“昌黎伯”，後人遂以“昌黎”作為其代稱。
陳寅恪先生在《論韓愈》文中說，韓愈是中國思想文化史上“承先啟後、轉舊為新關捩點之人物”。這位大人物在唐元和十四年(819)因為上表反對唐憲宗迎佛骨進宮，被貶到潮州當刺史。“蒞土治民”將近八個月，這一事件後來被賦予重要的文化象徵意義。從宋代開始，韓愈在潮州地區已被塑造成為一個在邊遠蠻荒地區教化作育百姓的先驅和中原士大夫正統文化的象徵，按照蘇東坡的說法：“始潮人未知學，公命進士趙德為之師，由是潮之士皆篤於文行，延及齊民，至於今號稱易治……潮人之事公也，飲食必祭，水旱疾疫，凡有求必禱焉。”(《韓文公廟碑》)影響所及，山河易名。韓江、韓山、韓木、韓祠，以及其它一系列充滿神話色彩的傳說，都被當地士大夫當作教化已開，漸成“海濱鄒魯”的文化證據。此外，歷代仕潮官吏尊韓學韓，亦對潮人崇拜韓愈起著推波助瀾的巨大作用。對此，饒宗頤先生《宋代潮州的韓學》的文章已有過細緻而精闢的論述。
在這文化背景下，當官員履官潮州，從一開始就被籠罩在韓愈耀眼的華光下面，心理上不可能不受著文公榜樣的震撼和激勵，從而影響到施政行為。據嘉靖《潮州府志》記載，鄭宗古，字本醇，湖北石首人。明嘉靖二年(1523)進士。嘉靖十三年至十九年(1534-1540)任潮州知府。在任期間，為興辦學校，花費了不少心血。他重建府學明倫堂、四齋，縣學尊經閣，建“昌黎舊治”坊，等等。正如宣德年間任潮州知府王源中所說：“潮為廣極東，含叢山，迫夷島，民尚橫祚，攻劫仇殺，蓋不聞聖人之道故。……至韓子以聖人言行化潮，而民去其橫詐仇殺之習。吾以為韓子之意以導民，而潮民生其禮義之忱，人人能然。是言行之教盛行矣，又況潮稱禮義之邦，尤易化之者乎。”王源的話可說是代表大部分以興學育才的官員的心聲，鄭宗古就是一個例子。
相距31年後的隆慶三年(1569)，始由潮州知府侯必登於坊另一面鐫刻“嶺海名邦”。
潮州位於五嶺山脈(五嶺指越城嶺、都龐嶺、萌渚嶺、騎田嶺、大庾嶺，地處廣東、廣西、湖南、江西五省區交界處。)之東，大海在其南。名邦，著名的地區。宋•王象之就有：“初入五嶺，首稱一潮。”坊字點明瞭潮州的人文地理環境。
侯必登，字懋舉，雲南澄江人。明嘉靖三十八年(1559)進士。隆慶二年(1568)以兵部郎中出任潮州知府，時潮州備受倭寇擾亂，戰禍連年，到處斷井頹垣。他蒞任後，即革除苛政、捐稅徭役，為百姓營造一個休養生息的環境，萬曆《廣東通志•本傳》載：“民得更生”。“不可一日無侯公”之民諺見出其官聲政績。
潮州自明天順、成化以後，長期深受“山賊”、“海盜”與“倭寇”之苦，正如潮人陳一鬆《為懇天恩賜留保障憲臣以急救生民疏》所言；“潮州地方逖懸嶺外，山海盜賊匪茹，遭荼毒之慘者，垂十餘年。群醜日招月盛，居民十死一生”。(《潮州耆舊集•玉簡山堂集》)而“一邑九鄉，半為賊藪。是沿海之鄉，無一而非海寇之人也。黨與既眾，分佈日廣。自州郡以至監司，一有舉動，必先知之。是州郡監司之左右胥役，無一而非海寇之人也；舟楫往來，皆經給票，商旅貨物，盡為抽分，是沿海之舟楫商旅，無一而非海寇之人也；奪人之糧，剽吏之金，輒賑給貧民，貧民莫不樂而爭赴之，是沿海貧民，無一而非海寇之人也。”(林大春《井丹先生文集》)他們是嘉靖至萬曆年間潮州計程車紳，從所引文章可知當時許多鄉民或以接濟“盜賊”為己任，或因與“海盜”貿易而獲利，在許多地方基本上是“民”、“盜”難分，甚至“民”、“盜”一體。另一方面，朝廷的軍隊卻是兵疲將弱，善於擾民而怯於禦寇。故侯府尊重建此坊並鐫刻“嶺海名邦”，就不無深意了。
侯必登此舉無非是在提醒、勉勵潮人不要忘記此地是“海濱鄒魯”，(此稱譽系幾百年來一直是潮州士民自我標榜的最常用術語和孜孜追求的文化目標。)文公教化之所。誠如他在《晚至潮陽》詩中所言：“耒耜方春舉，干戈向晚親。牛呼曾失犢，犬吠乍歸人。”一派祥和景象。而“嶺海名邦”亦繼“海濱鄒魯”之後，成為潮人所家喻戶曉的美稱之一。今隨著配合“旅遊旺市”的目標，此坊更是頻頻在海內外媒體亮相，傳遍五湖四海。
坊原系門洞式牌坊，於1951年拆毀，僅存坊額，棄置西湖公園內。1986年潮州市人民政府主持改建於昌黎路中段海陽縣儒學宮前，高10米，寬10．9米，四柱三門三層結構。石匾為舊牌坊的原物，石斗拱為新建築構體，沒有傳統的昂結構，稱為無昂式斗拱。斗拱纖細秀麗，追求形式美感，三鬥重疊，層層推出承接石屋簷，最低一層斗拱最短促，逐級伸長，突出表現斗拱的結構美，與簡潔的石柱面形成對比，具有很強的裝飾效果。東立一對石鼓，西則是石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