否則，律師就無法維護委託人的合法利益，更背離了律師應盡的忠誠義務。這是因為，與被告人突然認罪的情形不同，被告人一旦突然不認罪，就等於否定了原來與律師達成的有罪辯護之共識，而重新開始行使無罪辯護權。律師假如不與被告人溝通，而以所謂的“獨立辯護”為由，繼續向法庭做有罪辯護，那麼，這就造成律師的有罪辯護抵消了被告人無罪辯護的結果。在被告人是否構成犯罪的問題上，律師站在檢察官的立場上，與自己的委託人發生直接的對立和衝突，這難道不是對委託人利益的嚴重背離嗎？這難道不屬於變相出賣委託人利益的舉動嗎？ 司法實踐中屢有一些從事法律援助的律師，在被告人不認罪的情況下而從事有罪辯護活動的情形。這些律師作此選擇確實事出有因，他們畢竟不是被告人委託的律師，而是經司法機關指定而參與訴訟過程的律師，也沒有取得被告人的訴訟費用。但即便如此，律師也應忠誠於被告人的利益，而不能從事也不利於甚至有害於被告人的訴訟行動，否則，被告人也是有權拒絕這樣的“法律援助律師”提供法律服務的。至於那些透過被告人的聘請而參與訴訟活動的律師，就更沒有理由作此不明智的選擇了。 面對被告人當庭突然不認罪的情況，律師同樣應當申請法庭進行短暫休庭，與被告人進行協商和溝通。律師應當訊問被告人當庭突然不認罪的原因和真實想法，告知這樣做的法律後果，提醒他這樣不認罪不僅難以說服法庭作出無罪判決，反而會導致量刑辯護機會的喪失。經過這樣的善意提醒和告誡，假如被告人改變主意，並同意律師繼續做有罪辯護的，律師當然可以繼續做有罪辯護；假如被告人固執己見，繼續選擇不認罪，並明確反對律師繼續做有罪辯護的，那麼，律師只能要麼改變自己的辯護思路，要麼退出案件的辯護工作。最不負責任的做法就是不理會被告人的反對，若無其事地繼續堅持有罪辯護的立場。這是對被告人利益的最大蔑視，既不會得到被告人的尊重和信任，也背離了基本的職業倫理。 為你辯護網編輯整理
否則，律師就無法維護委託人的合法利益，更背離了律師應盡的忠誠義務。這是因為，與被告人突然認罪的情形不同，被告人一旦突然不認罪，就等於否定了原來與律師達成的有罪辯護之共識，而重新開始行使無罪辯護權。律師假如不與被告人溝通，而以所謂的“獨立辯護”為由，繼續向法庭做有罪辯護，那麼，這就造成律師的有罪辯護抵消了被告人無罪辯護的結果。在被告人是否構成犯罪的問題上，律師站在檢察官的立場上，與自己的委託人發生直接的對立和衝突，這難道不是對委託人利益的嚴重背離嗎？這難道不屬於變相出賣委託人利益的舉動嗎？ 司法實踐中屢有一些從事法律援助的律師，在被告人不認罪的情況下而從事有罪辯護活動的情形。這些律師作此選擇確實事出有因，他們畢竟不是被告人委託的律師，而是經司法機關指定而參與訴訟過程的律師，也沒有取得被告人的訴訟費用。但即便如此，律師也應忠誠於被告人的利益，而不能從事也不利於甚至有害於被告人的訴訟行動，否則，被告人也是有權拒絕這樣的“法律援助律師”提供法律服務的。至於那些透過被告人的聘請而參與訴訟活動的律師，就更沒有理由作此不明智的選擇了。 面對被告人當庭突然不認罪的情況，律師同樣應當申請法庭進行短暫休庭，與被告人進行協商和溝通。律師應當訊問被告人當庭突然不認罪的原因和真實想法，告知這樣做的法律後果，提醒他這樣不認罪不僅難以說服法庭作出無罪判決，反而會導致量刑辯護機會的喪失。經過這樣的善意提醒和告誡，假如被告人改變主意，並同意律師繼續做有罪辯護的，律師當然可以繼續做有罪辯護；假如被告人固執己見，繼續選擇不認罪，並明確反對律師繼續做有罪辯護的，那麼，律師只能要麼改變自己的辯護思路，要麼退出案件的辯護工作。最不負責任的做法就是不理會被告人的反對，若無其事地繼續堅持有罪辯護的立場。這是對被告人利益的最大蔑視，既不會得到被告人的尊重和信任，也背離了基本的職業倫理。 為你辯護網編輯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