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知幾字子玄，彭城人，是中國古代傑出的史學家。在兒童時代，他就對歷史發生很大興趣。父親為哥哥們講《左傳》，他放下應讀的書，專心去聽。十二歲時，他就能講出《左傳》的大意。但他並不滿足，又連續讀了《史記》、《漢書》、《三國志》等，到十七歲，他已經遍讀群史。四十二歲以後，劉知幾在史館工作，積累了豐富的歷史知識和修史經驗，五十歲時，寫成《史通》。

《史通》共二十卷，是中國第一部系統的史學評論專著。這部書分內篇和外篇兩部，內篇總結了過去史書著作的類別和體制，指出各有優劣；外篇概括了過去政府編纂史書機構的變化和歷朝正史寫作的過程。總之，劉知幾在這部書中對過去史書的編纂體例、史料選擇、語言運用、人物評價以及史事敘述等方面，都進行了批判和分析。同時，他還在書中提出了自己的史學主張。《史通》是盛唐以前中國史學史的概述。

劉知幾認為史學家必須具備“才”“學”“識”。“才”指能力，“學”指知識，“識”就是觀點。他認為三者結合，尤其要注重觀點，才能寫成有價值的歷史著作。他還強調，編寫史書要直言不諱。直筆是中國史學研究上的優秀傳統，歷代相傳。許多正直的史學家，為了比較真實地記載或敘述某些歷史史實，獻出了自己的生命。劉知幾繼承這個優秀傳統，並加以總結。他提倡“不掩惡，不屬善”。在《史通·疑古篇》裡，他以豐富的歷史知識來反駁歷代史書對古代聖賢的美化，並且大膽地指出了《尚書》和《春秋》兩部書中虛偽錯誤的內容。他反對史學家阿世取容，挾私受賄，主張“仗氣直書，不避強御”，“肆情奮筆，無所阿容”。他還提出，史學家必須大量佔有史料，善加選擇，要兼取各家所長，不要侷限於一家之見，要深入到事物內部去探索。他主張寫歷史的文字要樸素、生動，並且力求簡練。

在一千二百多年前，他對歷史學能有這樣卓越的見識，是很可貴的。當然，劉知幾的進步歷史觀，並沒有超出傳統史學家的標準。比如他所指的史識的標準為秉性正直，善惡必書。而所謂的正直只能是古典主義的正直，所謂的善惡，只能是士大夫的善惡，其社會侷限性也就成為必然的了。

劉知幾所著的《史通》是一部具有戰鬥性的著作,其所表現出高度的懷疑主義和批判精神,主要體現在一下兩點：

首先,對古代史學著作的批判。

劉知幾論史非常嚴格。古來名著,往往遭其譏評。象《尚書》、《春秋》、《論語》、《左傳》等儒家經典著作在劉氏批判之下也幾致“體無完膚”之境。《疑古》篇提出十疑,分別對《尚書》、《論語》諸古書所載之事提出質疑,並論述其看法。劉氏根據史書記載並據史實推理將一直為儒家所津津樂道的堯舜禪讓、太伯讓國、周公輔政,一併否定。《惑經》篇就《春秋》提出“未諭”者十二則,指責孔子不實事求是,認為《春秋》多隱諱,書事有厚薄,“非所諱而仍諱,謂當恥而無恥”,乃“使為人君者,糜憚憲章”;也有“略大存小理乘懲勸”,甚至”國家事無大小,苟涉嫌疑,動稱恥諱,厚誣來世,奚獨多乎?一褒一貶,時有弛張,或沿或革,曾無定體”,“遂使真偽莫分,是非相亂”。

其次,對當時史館制度的批判。

唐初統治者在重視修史的同時對史學控制日益嚴格,國史官修制度化,劉知幾從“真”出發,在《史通》中作《辨職》、《憐時》篇,暢論史館之弊。

一、古之國史,皆出自一家,故能立言不朽,藏諸名山;而今史局,例取多員,由於編幕官皆各以史家自任,彼此相牽制,每欲記一事一言,反擱筆相視,含毫不斷,而致曠廢時日,白頭難期。

二、古代史官所修,載事為博,乃蘭臺公府先有郡國記書;今之史官唯自詢採,以致視聽不該,薄籍難見,無能致博。

三、古之良史,秉直公朝,地位高超;今之史局,皆通籍禁門,深居九重,轉滋多口,史官皆畏縮遲記難以直書。

四、古著刊定一史,幕成一家,體統各殊,指歸鹹別,是非進退,得自主張;而今史局,例設監修,十羊九牧,言令難從。

五、史局既設監修,宜定科指,栓分配派,書方期可成;今之監者不授,修者無可遵奉,反致爭學苟且,務相推委,坐變炎涼,徒延歲月。

劉知幾對史館制度的批判，筆者最為崇敬的是他對秉筆直書原則的堅持，對寫史一絲不苟的精神以及對一家之言的推崇。歷史是人們對過往的反思，錯誤的歷史、歪曲的歷史是不能為我們後人所用的。在統治者的重壓下，秉筆直書卻是最難最難做到的。此外，歷史也是每個人的歷史，每個人的史觀不盡相同，那麼將幾個可能“道不同”的史官湊在一起，又怎能寫出好的史著呢？劉知幾對於史館的反對，事實上是一個有良知的史家的堅持，在曲筆之風極盛的那個時代顯得彌足珍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