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從悟道的過程看，陽明子的心學更像是一劑猛藥、一場頓悟，它直探心源，而後一通百通，再無凝滯。

事實上，陽明先生自己後來也說，他在龍場悟道前對孔夫子的那套學問是將信將疑的，反而認為佛道兩家更像是真正的聖人之言，因為在實際的生活實踐中，他雖然也在不斷進行躬身踐行，但始終覺得好像哪裡打不通，心中沒有歸依處，也找不到核心，以至雖時常踐行日用倫理，但心中對此卻滿懷疑慮，以至行事時也常出現缺漏。

這一大問題直到他在貴州龍場悟得“心即理”之後才完全打通。對此他自己後來回憶總結說“其後謫官龍場，居夷處困，動心忍性之餘，恍若有悟（聖人之道、吾性自足），體驗探求，再更寒暑，證諸五經、四子，沛然若決江河而放諸海也。然後嘆聖人之道坦如大路。”

可見，陽明子最後還是服膺於了先聖孔夫子的教言，並慨嘆其道果然通暢直如大路，因為他把握住了一個核心——“心即理”，有了這個核心之後，再回過頭去看整個傳統儒學的學問，發現原來其實它早已將“心即理”這個道理融入到了人倫日用中了。

2、這就要牽扯到當年孔夫子教導弟子們所運用的是怎樣一種方式？

如果說陽明子運用的像是一場直探本源的“頓悟”的話，那麼孔夫子當年教導弟子所運用的，則更像是一種“漸悟”。這種方式是將弟子們的心逐漸“化”開，而非如陽明子一般直接將其“破”開。它是透過“六藝”的不斷薰陶和平時人倫日用間的實踐以及對各類事務的歷練，來使弟子們逐漸感悟到那一顆“仁心”的存在。

不得不說，對絕大部分人來說，這是適用的，因為大多數人求證本體（心）的方式都是一個漸漸的過程。可也許是天資使然，陽明先生顯然是不喜歡這種慢騰騰的方式的，他要一下子就抓住那個最核心的東西！然後再以此去印照萬物。

所以他去格竹，所以他在龍場時要每夜都睡在一口石棺裡，因為不如此，他就不足以面對自己那顆並不怎麼安頓的心。當然我們知道，最終，他成功了！但顯然，這絕非是一條更容易走的路。

需要說明的是，陽明子在沒有悟道之前，他是不知道“心即理”這回事的；同樣的道理，如果沒有最終體驗到那顆“仁心”的存在，即便是再刻苦的孔門弟子，也無法切身體悟到“理即心”這回事。

心與理，是一樁事，而非兩樁事，不論採取哪種方式去感悟，最終都要到達這麼一個終點。

3、所以心學和孔夫子所教導的儒學，其主要差別應該是在“悟道”的方式上，而非根本的主旨上。心學是直接去探求最終的那個結果，而孔夫子教導弟子們，大多是在不急不緩、慢慢地去領悟。

但還有一點比較重要的是，因為孔夫子是在因材施教的，所以如果聖人碰到陽明先生這樣的學生的話，可能又會採取不同的教導方式了罷！

首先要明白，儒學不只是指孔子的學說思想，孔子“述而不作”，這是他最大的問題，他充其量就是周公的粉絲，當然他是一個好學生，學業非常紮實。他另外一個短板是過份尊周，所以失去了很多靈動性，從他對老子學說的接納和運用就可以看出他的邊界。這一點他比不上儒家的傑出代表荀子。所以荀子能教出兩個一統天下的好學生。荀子相容百家，但他也屬於儒家代表。他的思想比孟子還要前衛。

當然，我從我理解的角度去描述孔子，並不影響我對孔子的敬仰和崇拜，我只是遵循他的教導去思考為什麼而已。

王陽明心學中心軸是禪，動態中保持寧靜。他兼通道家、佛家、儒家的主流運用，相容百家思想，去糟粕取精華。陽明心學是非常接地氣的。他強調的是知行合一。

王陽明就是一個理論整合者+實踐者=思想家。

沒有區別。

如果有區別，那是未開悟。 儒家代表作:《大學》，裡面有開啟儒家的鑰匙，根本方法，讀懂就可以開悟。一通百通。開篇如下:『１』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 『２』知止而後有定，定而後能靜，靜而後能安，安而後能慮，慮而後能得。 『３』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 『４』古之慾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 『５』物格而後知至，知至而後意誠，意誠而後心正，心正而後身修，身修而後家齊，家齊而後國治，國治而後天下平。 『６』自天子以至於庶人，一是皆以修身為本。 『７』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 王陽明心學精髓簡單介紹下:四句教，亦即明朝哲學家王陽明（王守仁）晚年所述的“無善無噁心之體，有善有惡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為善去惡是格物。這四句教，是心學根本，讀懂也開悟。 有大智慧的人，慧根深厚者，一看便懂。如果看不懂，那是機緣未到，不能怪儒家，也不能王陽明，也有很多人反對心學，說是主觀唯心主義，這些都是文字儒的群體。而且。很多人還很出名，有地位。

最大的區別在於給了我們每一個人向上攀巖的機會，心學每一個人都可以成為聖人吾性自足不假外求，心學是直指本心，我們之所以成不了聖人是因為被外在的東西汙染，除去塵埃銘心見性

無善無噁心之體，

有善有惡意之動，

知善知惡是良知，

為善去惡是格物。

心學與儒學都是一個根系，是一丘之貉，一脈相承！古代人最高的學問應該就是心學了！從老子、孔子到王陽明、莊子等，都屬於心學的範疇。因此，心學與儒學完全是一回事！

中國古人常把“心學”奉為認識世界的基礎，以“心”和“㣺”之間區分為依據，所以產生了“心想事成”，“知行合一”。但事實上，這些都是典型的“唯心主義”。 應該講，心學也是從玄學演化而來的。所以，心學的基礎也就成就了陰陽五行，並同時造就了中醫。

顯然，心學只是人的思想意識在人體中的一種反應罷了！ 任何偉大的心學，都只能表現在人的意識形態領域，不能解決任何實際問題。即，心想未必事成，比如，你想上天，如果沒有科學制造的飛機，你肯定無法實現；知行難以合一。比如，你知道北大好，你努力就一定能考上嗎？

當然，心學也有很大的意義和很高的學問。所以，我們必須認識到心學與儒學的侷限性，同時將心學與科學劃分清楚。

一方面要界定心學的應用範圍，不能放之四海而皆能；另一方面，要樹立科學為第一生產力的科學發展觀，只有在弘揚科學的基礎上，才能更好的發揮心學的作用！

王陽明曾經在介紹他的“良知說”時說過：“從百死千難中得來,實千古聖聖相傳一點滴骨血也”。

一

王陽明口中說的“聖人”是誰呢？是鬼谷子、韓非子、還是管子？都不是，標準答案是孔子和孟子。

王陽明被世人譽為“立功立德立言”真三不朽的全能大儒，啥叫大儒？其實就是儒家。那孔子是誰？儒家的至聖先師，孟子又是誰？儒家的亞聖。

所以，陽明心學本質上就是儒學的分支。

二

我們再看王陽明所繼承的道統：以良知為道統的傳心訣：孟子——周敦頤——程顥——陸九淵——王陽明，這點更是證明了王陽明的儒學身份。如果你還不信也沒關係，我們都知道王陽明的“致良知”，什麼是良知？

這其實是孟子的原話：《孟子·盡心上》:“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

如果還是不相信也沒關係，您可以去孔廟轉轉，其實從萬曆十二年(1584)，王陽明就獲得從祀孔廟,是明代思想文化史和政治史上的大事。也就是說王陽明現在還在孔廟裡受萬人敬仰呢。

三

那麼陽明心學和儒學到底有沒有區別？實際上至少王陽明是不可能承認的，如果承認了，他還是什麼大儒？

那麼心學是哪裡來的呢？心學是和理學關於“理”在何處的哲學之爭，因與本題無關，所以不多涉及。而心學的核心命題：心外無物，心外無理，以及修行的方法正是儒家的“反求諸己”。就如王陽明強調的人要成為聖人,必須反求諸己,向本心裡致良知,尋求萬事萬物之理。

兩者的根本區別是所處的歷史背景不同，面對的時代問題不同，缺啥補啥，因為缺的東西不一樣，所以解決方案不同。

當時諸侯爭霸、社會動盪、民生痛苦，主要問題是“治亂”，所以孔子針對性提出“仁（仁愛他人）、義（幫助他人）、禮（遵守社會倫理和政治秩序）”的儒學核心，這些主要是對國君、君子（貴族和士階層）提出的希望和要求,背景正是當時的社會精英之間或對待小人（黎明百姓）時不仁、不義、不守禮。

明朝中期，雖有內憂外患，但仍屬太平盛世。主要問題一是作為儒家主流、科舉顯學的朱熹理學暴露出僵化、保守、封閉的嚴重弊端，連帶著文人官僚階層的普遍虛偽墮落，二是市場經濟的衝擊動搖了傳統觀念，淳樸社會風氣開始轉向利己逐利、貪慾奢靡，“存天理、滅人慾”的高調失去對現實的指導意義。

王陽明心學提出三個核心對策

1.致良知，即自我把握每個人本有的內心道德意識。針對當時很多文人精英喪失良知、被慾望奴役

2.知行合一，就是要將所知與實踐、功夫與本體融匯合一。針對當時很多文人官僚人格分裂，人前大唱高調，滿口仁義道德，人後男盜女娼，無惡不作

3.心即理，人人皆可超凡入聖。只要堅持致良知，知行合一，每個人都能成為聖賢。針對理學文人對道德評價、文化創造、教書育人的排他性壟斷，這時候道學已經變成了“偽道學”，君子、小人已經變成道德標準，被理學門徒常常用它來戴帽子、打棍子。

這三條切中了南宋以來朱子理學的要害和文人官僚體制的弊病，是造就健康人格、健康機制、健康社會的良方，特別是第三條若能打破儒家對思想的禁錮，科學等近現代文明未必不能在中國率先開花結果，其功業不亞於文藝復興。

但是這卻嚴重威脅了儒家理學壟斷利益集團，所以心學一直被視為“邪說”、受到圍攻，長期弱勢甚至傳承斷絕，中國失去了擺脫近代落後捱打局面的機會，不能不說是歷史的一大遺憾。

陽明心學和孔子的學說，最大的一點區別在於：孔子的思想中“仁”和“禮”這兩個核心概念沒有明確的關聯，而到了陽明那裡，陽明則彌合了“仁”和“禮”二者之間的關係。這也是陽明心學的精髓之一。

瞭解儒家思想的朋友都知道，孔子的思想中，“仁”、“禮”是兩個最重要的核心概念。

《論語》一書中，“仁”出現了109次，“禮”出現了74次，算得上超高頻詞彙。孔子對“仁”的解釋有各種不一的內容，“博施濟眾”、“仁者愛人”、“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居處恭，執事敬”、“剛毅木訥”、“恭、寬、信、敏、慧”等等都是他對“仁”這個抽象概念的解釋。

然而，在這眾多的解釋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孔子對顏淵的回答“克己復禮為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這個回答中，孔子明確的把“仁”和“禮”聯絡在了一起。

所謂“克己復禮”，不是後世理解的壓抑人性的意思，而是要控制、克除個人心中過多的私慾。孔子的意思是講，一個人，如果能夠克除自己內心過多的私慾，那麼就達到了“禮”的標準，這樣，就實現了“仁”。（孔子時代的“禮”並非我們現在理解的禮貌的意思，當時的“禮”，是各種道德規範、社會制度、社會秩序和規則的總和）。

孔子緊接著又講了“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這個意思很明顯，能不能實現“仁”，是每個人自己就能把握的事情，不需要靠別人的監督、督促，換句話說，也不需要任何外在的制度（即“禮”）約束。

這麼看起來，不難發現，孔子講“仁”和“禮”是有關聯的，但是具體是什麼關聯、怎麼關聯的，孔子沒有繼續深入，這就為後世的儒家留下了空間和餘地。

而陽明的心學，就是用一套非常完善而且精緻的理論彌補了這一部分，這就是陽明的心學和孔子思想的區別。

陽明對此部分的解釋是用良知呈現完成的。

“致良知”是陽明心學的關鍵內容。他所謂的良知，就是天理，就是每個人生而有之的自然法則。這一自然法則存在於每個人心中，也就是良知人人都有。之所以有些人身上沒有體現出來，是被心中過多的私慾矇蔽了良知。

所以，心學的功夫不是向外求的“格物致知”，而是反求諸己，向內求，反觀自我的內心，只要能夠克除內心過多的私慾，良知就能夠自然呈現，這就是“致良知”。

對照孔子的“克己復禮為仁”，一個人，如果能克除內心的私慾，達到了“禮”的標準，天理就可以自然呈現，而這種自然呈現的“天理”，就是“仁”。這就是陽明對孔子這一思想的深入發展和補充。

當然，儒家思想也有不同的流派，各個流派對這一內容的解釋也不盡相同。王陽明作為心學的集大成者，他提出的“致良知”、“知行合一”，在當時理學僵化的社會背景下，有非常重大的意義。

一直以來，儒家是中國思想的主流。“儒”字是“文士”或“學者“的意思，儒家的發展歷程有：孔子建立了儒家；孟子的儒家理想主義派；荀子的儒家現實主義派。

新儒家有：周敦頤、邵㢕、張載的宇宙發生論；程頤、朱熹的程朱理學；陸九淵、王陽明的心學。

縱觀上下五千年，中國出現了兩個半聖人，分別是孔子、王陽明和曾國藩（半個）。那麼作為其中兩個聖人，他們的學術即王陽明的心學和孔子的儒學有什麼區別呢？

孔子儒學的主要思想有：正名、仁義、忠恕、知命。王陽明心學的主要思想有：心即理、知行合一、明明德、致良知、正事、用敬。

孔子的治國方略也叫“德治”或“禮治”。孔子主張用外在的標準，如社會的道德準則、禮教，或是否履行了自身的義務來約束人民。這種方略把德、禮施之於民，打破了傳統的禮不下庶人的信條，打破了貴族和庶民間原有的一條重要界限。 “禮治”體現了禮制精神，即現代意義上的秩序和制度。

而王陽明則主張心即理，他說：“心即理也。天下又有心外之事，心外之理乎？”根據王陽明的說法，沒有心，也就沒有理。心是宇宙的立法者，也是一切理的立法者。

王陽明強調“良知”、“明明德”。“見孺子之入井，而必有炢惕惻隱之心”焉； 這便是“良知”，不假外求。

王陽明的心學把重心放在自己的內心上，時刻在內心上用功緻良知，這樣就減少了受外界影響的煩惱。而孔子的儒學則要求每個人按即有規則做應該做的和必須做的事。如果做的事出於非道德的考慮，即使做了應該做的事，這種行為也是不被認可的。

《論語·里仁》中有一段，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子出，門人問曰：“何謂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忠恕之道是孔子思想的重要內容,貫穿於孔子思想的各個方面。“已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即為忠。“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即為恕。

王陽明的知行合一，就是要使良知時刻關照著人的行為和心理，有所為而有所不為，使人不會失其本心，不會讓意志為外物所動搖，淪為外物的奴隸。

孔子的“吾道一以貫之”更關注的是他人。而王陽明的“知行合一”強調的是自身的良知。

第一次是孔子讓學問不再被貴族把持，實行“有教無類”。

第二次是王陽明傳承弟子更加“有教無類”，但更進了一步，連販夫走卒也能根據心學讓自己心靈進步，依據心學的方法和道路尋求幸福，不再因為客觀的環境而困擾。

孔子作為儒學的創始人，奠定了儒家理想人格的基本格局。

而王陽明從學習朱熹的理學開始，“格竹子”失敗後，確信朱熹的“格物致知”有問題。他沒有在一條路上走到黑，所以才有了後來驚天駭俗的“龍場悟道”，創立了心學。

以王陽明為代表的新儒家是儒家、佛家、道家、道教的綜合，從中國哲學史的觀點看來，這樣的綜合代表著發展。王陽明的心學代表了儒學的生命力，在儒學的基礎上傳承，著有《傳習錄》。

各位看官，你們對王陽明的心學和孔子的儒學的區別又有什麼想法呢？

儒家追求不朽和佛教追求永恆

後人有偏見者，在分別儒學和佛教的時候，竟然站在本土的立場上，來認為佛教是外來的宗教，不是我們中國的。此偏見可謂由來已久，如果完全去改變這種看法，也是做不到的。其實，持有這種觀點的人，本身對儒學也是門外漢，只是他有限的學問和狹隘的性格使然。我說，儒、釋、道三家已經成為中華文化的主體。佛教進入中國，與儒家和道家經過磨合，已經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誰也離不開誰了。中華文化已經容下了佛教文化，為什麼單單你容不下呢？

當今世界，人類最大的危機是信仰危機。為什麼這麼多的歪理邪說能盛行，為什麼這麼多的人會懷疑、誹謗、攻擊聖賢邪說。當然，這種由來已久的原因也不是一天半天形成的，但有一點可以肯定，今人的智慧是遠遠不及前人的。我們到底該學什麼？我們到底該信仰什麼？其實答案本來就有，非得被外國的大師說出來，我們才能相信。這恰恰是我們對自己的文化失去了自信。就像魯迅先生在100年前喊出的《華人失掉自信力了嗎？》。

人類最優秀的文化系統是什麼呢？英國大歷史學家湯恩比，在對東西方文化的歷史、發展和系統進行研究和對比後，說：“如果有來生，我願生在中國”。他說，19世紀是英華人的世紀，20世紀是美華人的世紀，到了21世紀，人類會因為過度的自私和貪婪而迷失自己，科技手段將會毀掉一切。加上道德淪喪，信仰疲乏，心靈空虛，世界必將出現空前的危機。要拯救三大生存危機，唯有中國儒家孔孟之道，和大乘佛法，所以21世紀是華人的世紀。

對於儒家文化的發展，我在《復活論語》一書中詳細分析得出結論，儒家文化有三個完整的學問體系：人道學，性命學，天道學。我們可以認為，如果儒家文化傳承的很完整，是沒有必要出現程朱理學和陽明心學的。正因為儒家“性命學”系統的中斷，才導致理學和心學的出現。但是，朱熹和王陽明等人畢竟不是孔子，他們並非聖人，不具備創造學問體系的智慧。所以才出現了，理學把自己帶進了無法走出的死衚衕，心學為自己壘起了永遠無法逾越的高牆。當然，我們說明白這些，需要很多的內容。有一點可以肯定，理學和心學都在發展過程中，把儒學帶入了歧途。

上蒼歷來是對中華民族充滿偏愛的。佛教傳入中國，讓中華文化無論是世間法，還是出世間法，都變得很完整。這是這個地球上任何一種文化都無法相比的。所以，廬山東林寺大安法師說，中國的儒家思想，是世間法的極致；大乘佛法的淨土唸佛法門，是出世間法的極致。

學習儒家文化，是為了“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而對於超越生命來說，就是追求不朽。儒家的“三不朽”，即立德、立功、立言，出自《左傳·襄公二十四年》，魯襄公二十四年春，穆叔到晉國去。範宣子迎接他，問他說：“古人這麼說，‘死而不朽’是什麼意思呢？”穆叔沒有作答。範宣子說：“當初我範匄的祖上，虞舜以上是陶唐氏，在夏朝是虞龍氏，在商朝是豕韋氏，在周朝是唐杜氏，晉國主持中原諸侯盟會的是我範氏，‘不朽’大概指的是這種情況吧？”穆叔說：“以我所知，這叫做世祿，不是不朽。魯國有已故大夫叫臧文忠，他死以後，所說的話世代流傳。這才稱得上不朽。我聽說‘最高的樹立德行，其次是建立功業，再其次是留下言論。’即便逝去久遠也不會廢棄，這才是不朽。至於保持貴族地位、世代有功，以此來守護宗廟，世代祭祀不斷，沒有哪一個國家沒有這種情況。這只是祿位的顯赫，不能稱為不朽。”

而大乘佛法，追求的是生命的永恆。因為佛法揭示了生命和宇宙的真相，我們眾生在六道里輪迴，受苦不盡。佛就是來教化我們並且拯救我們的。要想當生解脫生死，只有依靠佛的力量，唸佛往生西方極樂世界。這樣就永遠脫離了六道輪迴。所以說，末法眾生，舍淨土持名唸佛一法，都不可以了生死。這句話是有很深含義的，其中的道理不是大福報大智慧的人，無法相信並且去實踐。

王陽明的心學，

就是儒家孔子聖學的真傳…孔子聖學真血脈者有：顏子，孟子，王陽明，餘者和理學氣學都不完整…

孔子到最後至聖極致處有言：

“七十從心所欲不逾矩”

孟子對其聖學其概括有言：

“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

王陽明悟道後將聖學發揮到極致：

“知行合一” 致良知《心學》

心學與孔子的儒學本來就是一脈相承，只不過處於不同的時代，面對的是不同的問題。

孔子所處的時代，雖然是禮崩樂壞，但前面依稀還能看到堯舜禹湯，文王周公的背影，所以孔子四處奔走，呼喊克己復禮。

而王陽明所處的時代，是程朱理學一家獨大，大家都沉迷於辭章，太過於注重現實，儒學體系支離破碎，王陽明才重新提出，心即理，知行合一的說法，這本來就是和“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是一樣的道理。

所以心學和孔子的思想本質是完全一樣的，心學就是儒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