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答之前說明一下，康有為不是戊戌六君子之一。

戊戌六君子是以慈禧太后為首的守舊派勢力向以光緒皇帝為首的改良派勢力發動政變，逮捕並殺害的六位維新志士，分別是：譚嗣同、康廣仁、林旭、楊深秀、楊銳、劉光第。而康有為、梁啟超等提前聽到風聲躲過逮捕，最後逃往國外。

譚嗣同與康有為絕非一路人。

康有為早期科考不順，“大肆力於群書”，久而漸厭之，對傳統的文化學術發生懷疑，開始接觸西學，並致力於傳播自己所學；甲午海戰中方失敗後，舉國上下處在怨聲之中，康有為乘機上書要求變法，救國圖強；其目的是在挽救清王朝的同時實現自己躋身社會上層的願望。

譚嗣同早期受王夫之思想影響，就有民貴君輕、仁人濟世救國的情懷，並遊歷祖國山川，結識大刀王五等底層豪傑，對中國國情有深刻認識；譚嗣同的變法目的可不單是維護光緒皇帝的統治，而是借變法改變中國之敗局。

譚嗣同一邊宣揚新學，一邊把《明夷待訪錄》、《揚州十日記》等含有民族主義意識的書籍發給學生，向他們灌輸革命意識；明顯比康有為更具有革命性，沒有康有為那種忠君思想束縛。

換句話說，譚嗣同是革命派，康有為才是真正維新派。章士釗曾說“譚氏北上的用意，絕非效忠清廷”，而是“先為北京之行，意覆其首都以號召天下。

最終面對變法失敗，康有為、譚嗣同二人的選擇不同也說明一切。康有為對清王朝還沒有失去信心，才會選擇逃亡日本，希望重新被滿清起用。譚嗣同對滿清沒有絲毫的幻想，才希望透過自己的流血喚醒華人對此王朝的幻想。

首先，可以肯定，譚嗣同與康有為不是一路人，譚嗣同要激進得多，他的思想接近於革命黨，他明知“圍園殺後”是謀反大罪，也努力為之，僅從這一點來看，譚嗣同與康梁為首的保皇黨就有著很大的差異；只是譚嗣同死後，是康梁將譚嗣同竭力打造成同自己是一黨的印象，其中就包括改譚嗣同留下的絕命詩。

我是不知道這康有為曾說過譚嗣同“無將相之相”一語，也不瞭解康有為說這話的語境，即使有也不應該是忌妒，應該理解為是為了提高自己，將自己樹為保皇復興領袖之目的，其中也有為其可惜，不應該作此無謂犧牲之意，只有如他這樣，忍一時之忿，圖來日之興之人，方為領袖，因為，康有為貶低譚嗣同對自己是沒有任何益處的。

“復生不復生矣，有為安有為哉”

這是康有為在得知譚嗣同死訊後，悲慟之下揮筆寫下的一幅輓聯，雖然我很是不喜歡這康老夫子，但不得不對他這幅輓聯拍案叫絕。

古人稱呼別人時，為表示尊敬，往往諱其名而稱其字，稱自己為表示自謙則直呼己名。此聯將譚嗣同的字復生和自己的名鑲了進來，是將是二人的名字作了巧妙地組合，由此也可以看出譚嗣同在老康心中的分量，亦很佩服康有為的文學功底。

作為“戊戌六君子”之一，這譚嗣同的名氣最大，因他的絕命詩和臨刑前向天一聲喊，可以看作是近代中國士大夫所發出的最強音，即使現在，每當我讀到他“我自橫刀向天笑，去留肝膽兩崑崙”兩句詩時，還是會熱淚盈眶，他在我心目中就是永遠的英雄，一個氣吞山河的偉丈夫。

譚嗣同，字復生，號壯飛，湖南瀏陽人，中國近代著名政治家、思想家，維新派人士。其所著的《仁學》，是維新派的第一部哲學著作，也是中國近代思想史中的重要著作。

他早年曾在家鄉湖南倡辦時務學堂、南學會等，主辦《湘報》，又倡導開礦山、修鐵路，宣傳變法維新，推行新政。後在參加領導戊戌變法，失敗後被殺，年僅33歲。

說他是維新派其實我不是太認可，就我看來，譚嗣同是一名愛國者，卻不幸跟康有為這種欺世盜名之徒一起出現在變法一幕中，這對他來說，簡直就是一種侮辱。

他的思想應該說近於革命黨，他對清廷不像康梁那樣含情脈脈，而是始終帶有一種仇視的情感，所以我認為，他就是一個反滿的革命黨人。在菜市口被殺的六人中，也只有他才知道是為何死，他也為自己慷慨赴死而自豪。

他是湖南人，妥妥地官二代，父親是清廷的封疆大吏，時任湖北巡撫；他出生在北京，五歲時得重病，昏死三日，竟又奇蹟般復活，故名取字“復生”。

他師從大名士歐陽中鵠，這歐陽先生可是個有大學問之人，其後人也多為大文人，如歐陽予倩和歐陽山尊等；他教授譚嗣同和唐才常，俱是中國近代史上有影響之人物。

譚嗣同在歐陽老師的教授下，對王夫之的思想發生了興趣，受到了愛國主義的啟蒙。他讀書務求廣博，好講經世濟民的學問，文章寫得很有才華。他對傳統的時文八股非常反感，堅決不去參加科舉，以至於一直是以白衣之身活躍於當時鼎新改革之陣營中。

甲午戰敗，天朝大國被歷代沒拿正眼看過的蕞爾小國日本給胖揍倒地，這對華人是極大之刺激，於是發生了“公車上書”事件，當時在北京參與科舉考試的儒生們上書要求維新變法。

但譚嗣同乃是白身，所以這其中沒他什麼事，然而他卻在第二年入京，花錢捐了個官，補江蘇知府候補，這知府可是大官，比現在的市長還高出很多，應該是賣官鬻爵中檔次最高的了，看來他花錢還真不少，正是在北京買官的這一段時間中，他結識了梁啟超，又認識了帝黨領袖翁同龢。

花錢捐官，這在清代官場上是常見現象，即使是那被歷代看不起的商人都有了紅頂子，但畢竟對由科舉而仕的眾舉子來說，怎麼也是看不起這買官之人的，這也是後人對譚嗣同的詬病之一，我至今也沒弄清楚，一直高傲的他，以他的大才，為何要行這等被人看不起之事。

在捐官之前，譚嗣同曾四處遊歷，足跡遍佈十餘個省，十餘年間，他行路八萬餘里，“引而長之，堪繞地球一週”，這些閱歷難免使他的靈魂脫穎於當世；他觀察風土人情，結交八方名士，開拓了眼界，也看清了當時的政局給黎民百姓帶來的痛苦，也認清了列強幹涉國體下的清政府種種之不堪，於是他奮而自勵，決意為政體的改革獻身。

陳寶箴、康有為等人在湖南講學，譚嗣同受到影響，他自京城一行後回到南京閉門讀書，寫下了《仁學》一書，隨後參與陳寶箴在湖南的新政，開創了《湘報》，宣揚他激進的變法情緒，光緒準備變法時，徵召譚嗣同等人入京襄助，被授軍機處章京。

變法的過程很是複雜，可謂驚心動魄，號稱“百日維新”，這也是中國近代史上最為曲折之事件，說法之多，認證之繁，資料龐蕪，讓人有無所適從之感；這其中與譚嗣同最為相關的便是所謂“圍園殺後”一說。

簡而言之，慈禧歸政後，光緒雷厲風行地進行著革新，一天數道聖旨地下發到各地，但收效甚微，於是帝黨便認為是慈禧的肘掣，而且認為光緒的人身安全都受到了威脅，於是譚嗣同便去天津找袁世凱，讓他先殺其頂頭上司榮祿，再率後包圍頤和園，然後另派殺手進園刺殺慈禧，一舉扭轉當前不利之局勢。

不料事洩，慈禧囚禁光緒，並大肆抓捕帝黨，康梁逃亡日本，而譚嗣同及其它五位在軍機處行走的帝黨成員，一起被押解菜市口處斬，這就是著名的“戊戌六君子”。

據說譚嗣同本來是可以逃走的，但他卻想著以死來喚醒民智，“列國變法無不流血，中國變法之流血，請自譚嗣同開始。”但是令他沒想到的是，當他被押赴刑場之時，一路是群情激憤的民眾在向他扔臭雞蛋和菜葉，受到了民眾和官僚們一致的鄙視。

當時民智未開，這種現象也太正常了，只能說變革的初衷是好的，但太過急躁，平民百姓還不能理解；正是因為有譚嗣同這樣的英雄人物，以“慷慨赴義”來喚醒沉睡的華人，為後來的革命奠定前奏，這才是真正的民族的脊樑。

當譚嗣同看著這些人將他視為亂黨，是“徒欲保中國不保大清”的無知匪類，他的心也許有些悲涼；於是，他喊出了那驚天一句的感嘆，“有心殺賊，無力迴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

譚嗣同臨刑時的這段畫面，真可謂是千古卓絕，蕩氣迴腸，幾如當初文天祥向南一拜，引頸就戮；內中傳遞出中國士大夫為拯救國家的熱血肝膽，光耀千秋，名垂青史。

對“戊戌變法”的評價和失敗原因，後人論述多多，這百日維新過程中的波瀾起伏也撲朔迷離，真假難辨，我是不敢對此進行評價的。但我只是覺得至少其中“廢除科舉”不妥，它直接阻塞了平民百姓上升通道。

這就如同文革中廢除高考，以推薦的方式整了一大批所謂“工農兵大學生”一般，如我這樣沒背景之人，是一輩子也不可能被推薦的，而在農村，很多女知青為了上大學，也付出了慘痛地代價。

不過，譚嗣同對當時現狀及慈禧為何要殺他，心中是十分的清楚。我們現在熟悉的那絕命詩其實是被梁啟超整過容的，原詩為：“手擲歐刀仰天笑，留將公罪後人論”，何為“公罪”？譚嗣同在他的《仁學》一書中有說明，“謀反，公罪也”。

以此來看，圍園殺後確有其事，無此不成其為謀反，也可以看出，譚嗣同不是康梁一類地維新黨，而是鐵板釘釘地革命黨，也許他沒有孫中山等人要推翻滿清那麼徹底罷了。

從這點來看，譚嗣同與康梁是有著本質地不同，他是承認自己有謀反之大罪，且並不認為這有何不對。但康梁出於自己集團的利益，努力地將譚嗣同包裝為同其思想基礎一致的保皇黨。這使素來認為應該沖決君權之網羅，救光緒只是為公心而死義的譚嗣同不得不戴著一張保皇派的臉譜立於後世，不得不說是很可惜。

這個也是可以理解的，否則，僅憑康有為這種野狐禪氏的改革派，以及梁啟超這樣握有如椽大筆的辯論先鋒，戊戌變法是很難和譚嗣同以熱血喚醒民眾來救亡圖存的作法聯絡到一起的。

作為高幹子弟，譚嗣同犯事後，其父親又緣何不施以援手呢？其實這個很好理解，譚嗣同犯的是“潑天大罪”，想營救是根本不可能的；何況他自己也受連累被撤職，自身難保，他只是在譚嗣同就義後，寫了一幅輓聯，內中也道出了自己滿滿地無奈之情：

謠風遍萬國九洲，無非是罵；

昭雪在千秋百世，不得而知。

十三年後，辛亥革命徹底推翻了滿清王朝，譚嗣同立即被昭雪，他就如同一顆劃過暗夜的流星，留下一道異常耀眼的軌跡，引導並激勵著眾多為民族再生拋頭顱，灑熱血的人們，至今仍然在中華民族耀眼星空中發出亮麗地光芒。

壯矣，維新欲殺賊而未迴天，終成國恨；

快哉，喋血屹崑崙以昭肝膽，長醒吾民。

最後說一個譚嗣同被後世詬病的奇葩言論，他的這一言論掩映在他光環的身後，絕少為人所之；但隨著現在資訊的發達，很多黑譚嗣同之人都是將他這一言論作為最重要的把柄而大加撻伐，甚至直接斥之為賣國賊，這就是他意圖出賣國土。

簡單地說，就是他在給老師歐陽中鵠寫信談及改革路徑，具體到改革經費的籌措時，他考慮過一種方式，就是將新疆和西藏等地賣給英俄，先將以前的戰爭賠款付清，剩下的錢可作變法的費用，並讓英俄保護中國十年。

現在來看，這簡直荒唐之極，他的意思是，這些地方太大，“毫無利於中國”何況以清政府的力量是想守也守不住，還不如早些賣掉換些銀子來“供變法之用”，這不是賣國是什麼。

其實這個要放在當時的情景中去看，在當時漢人觀念中是沒有現在中國觀念的，他們只有自古以來的華夏觀，也就是漢人聚集地，至於什麼西藏、青海、蒙古、新疆和寧夏這些地方，原本就同漢人沒甚關係。

孫中山在辛亥革命中提出的口號是“驅除韃虜，恢復中華”，也就是將滿人趕回老家去，而並不是要將其滅之後取代；武昌起義打出的旗幟是“鐵血十八星旗”，那十八顆星代表著漢人聚集的關內十八省，至於其它的不毛之地，那便屬中華之外了。

譚嗣同的思想雖然是荒誕不經，但他的目的是籌措變法經費，並藉此要求列強保護中國，而中國藉機富國強兵。其前提是依當時清政府的實力，根本無法保住這些地方，還不如早點處理，藉機借勢借錢來變法強國。

所以，站在現代人的立場，要理解譚嗣同作為一介文士，可以說他是書生誤國，也可以理解為是受到當時盛行的邊疆無用論思潮影響；更為直接的是，他提出這一奇葩想法，是狹隘民族觀及排滿思潮的體現，在他眼中，新疆，內蒙，乃至東北都非“中國”領土，可有可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