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照例先給出答案，唐烜之所以對戊戌六君子評價不高，真正的原因就是他極度看不上康有為的自大，從而覺得戊戌六君子都是被康有為騙了。當然在同時，從另一個層面說，我們之所以對戊戌六君子的評價之所以如此高，也是建立在特殊時代中的。

這是一個恰好相互作用的過程，以致於評價兩極化。當我們把時間撥回到那個戊戌年，應該就可以很好理解這種情況了。

在戊戌變法時，唐烜恰好為刑部主事兼山東司正主稿，所以戊戌六君子在押解到刑場的時候，他是目睹整個過程的。那他是一個怎樣的思想呢？時間再回撥到6月11日，光緒皇帝下“明定是”詔，宣佈變法維新。接到上諭的唐烜感慨道：

近日中朝政教，一切改用西法，力革舊制。月內恭讀邸抄上諭，幾於三令五申。渙汗之頒，倫綍之出，幾於無月無之！

由此可見，唐烜對突如其來的變法是不太支援的，這個不支援並不是說不支援變法，也不是唐烜迂腐不知，而是變法來的太快太急太不切實際，一批馬容易轉身，但是一架馬車緊急轉身，難免要翻車。

實際上唐烜的這個想法基本代表了當時絕大多數清政府官員的思想，他們想要變法救國，但是不是這種一上來全盤都發否定，改用新法的變法方式。不僅如此，唐烜對變法派領袖極度不感冒，他對康有為評價說：

此人才氣極大，好議論，尤喜談西學。在籍為孝廉時，即自命為孔子而後一人。

也就是說唐烜承認康有為有見識才氣，但是自命孔子後一人，應該是沒有人會服氣的。所以在《留庵日鈔》（《唐烜日記》）中，唐烜對闌入康黨，“殊所不解”，充滿惋惜。他認為楊“性情迂執”，劉“性尤孤僻”，是誤入歧途之原因。總覺得“戊戌六君子”是被康有為騙的去搞新法，才惹來殺身之禍的。

公允的來說，這應該是當時絕大多數官員對“戊戌變法”的主流看法，他們雖不跟滿清遺老那麼迂腐，但是也沒覺得說必須要徹底變法才能挽救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