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機APP賬號登出難”，無疑早已不是什麼新鮮事了，不僅是長期以來絕大多數網民都普遍存在的“使用者體驗”，也是APP中都不同程度存在的一個“標配”現象。
據此前媒體調查發現，大量網民常用的手機APP，或者是“根本不可登出”——“沒有設定登出選項”；或者是雖然表面上提供了“登出選項”，但實際操作起來卻是“困難重重”，如首先“使用者想要找到APP登出入口非常艱難”，“複雜程度如同迷宮一般”，而即便找到了“登出入口”，使用者還會面臨許多苛刻登出障礙，如“必須提供有效的身份證件資訊”等。而這樣一來，勢必導致使用者難以順利登出賬戶，不得不“知難而退”。
如此千方百計人為設定障礙阻撓使用者登出賬號，“手機APP賬號登出難”，不僅會帶來十分糟糕的“使用者體驗”，更會嚴重侵犯損害相關使用者權益，甚至直接剝奪了使用者的消費選擇權，嚴重威脅使用者的個人資訊保安，加大個人資訊洩露的風險。
之所以會出現“手機APP賬號登出難”現象，從手機APP自身角度來看，原因當然並不複雜費解，無非是“利益”二字。因為在大資料日益成為一種重要資源財富的當下，“使用者數量”哪怕是其中包含了大量殭屍使用者，也仍是相關APP價值的重要體現。
站在使用者角度來看，“APP賬號登出難”現象之所以一直未被有效破解，顯然也與相關法治狀況的不夠到位給力相關。如“嚴格執法”層面，儘管2013年工信部出臺的《電信和網際網路使用者個人資訊保護規定》要求，網際網路資訊服務“應當為使用者提供登出號碼或賬號的服務”，違者“可以並處一萬元以上三萬元以下的罰款”，但在現實中，我們卻很少看到上述規定的真正落實。另外，“一萬元以上三萬元以下”這樣的違法成本，無疑顯得太過低廉，恐怕很難產生“以儆效尤”的懲戒效果。
要想徹底破解“手機APP賬號登出難”，不可能僅靠APP的自覺，關鍵還需相關法治的全面助力，一方面，相關市場監管執法部門，要強化執法力度，對於拒絕提供登出服務或人為設定登出障礙的手機APP，進行懲治追責；另一方面，要進一步完善健全相關法律制度，不僅大幅提高“不提供登出服務”行為的處罰標準和違法成本，還要細化相關“登出服務”標準，將“故意設定登出障礙”也明確納入處罰追責範圍。
“手機APP賬號登出難”，無疑早已不是什麼新鮮事了，不僅是長期以來絕大多數網民都普遍存在的“使用者體驗”，也是APP中都不同程度存在的一個“標配”現象。
據此前媒體調查發現，大量網民常用的手機APP，或者是“根本不可登出”——“沒有設定登出選項”；或者是雖然表面上提供了“登出選項”，但實際操作起來卻是“困難重重”，如首先“使用者想要找到APP登出入口非常艱難”，“複雜程度如同迷宮一般”，而即便找到了“登出入口”，使用者還會面臨許多苛刻登出障礙，如“必須提供有效的身份證件資訊”等。而這樣一來，勢必導致使用者難以順利登出賬戶，不得不“知難而退”。
如此千方百計人為設定障礙阻撓使用者登出賬號，“手機APP賬號登出難”，不僅會帶來十分糟糕的“使用者體驗”，更會嚴重侵犯損害相關使用者權益，甚至直接剝奪了使用者的消費選擇權，嚴重威脅使用者的個人資訊保安，加大個人資訊洩露的風險。
之所以會出現“手機APP賬號登出難”現象，從手機APP自身角度來看，原因當然並不複雜費解，無非是“利益”二字。因為在大資料日益成為一種重要資源財富的當下，“使用者數量”哪怕是其中包含了大量殭屍使用者，也仍是相關APP價值的重要體現。
站在使用者角度來看，“APP賬號登出難”現象之所以一直未被有效破解，顯然也與相關法治狀況的不夠到位給力相關。如“嚴格執法”層面，儘管2013年工信部出臺的《電信和網際網路使用者個人資訊保護規定》要求，網際網路資訊服務“應當為使用者提供登出號碼或賬號的服務”，違者“可以並處一萬元以上三萬元以下的罰款”，但在現實中，我們卻很少看到上述規定的真正落實。另外，“一萬元以上三萬元以下”這樣的違法成本，無疑顯得太過低廉，恐怕很難產生“以儆效尤”的懲戒效果。
要想徹底破解“手機APP賬號登出難”，不可能僅靠APP的自覺，關鍵還需相關法治的全面助力，一方面，相關市場監管執法部門，要強化執法力度，對於拒絕提供登出服務或人為設定登出障礙的手機APP，進行懲治追責；另一方面，要進一步完善健全相關法律制度，不僅大幅提高“不提供登出服務”行為的處罰標準和違法成本，還要細化相關“登出服務”標準，將“故意設定登出障礙”也明確納入處罰追責範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