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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東變遷

　　根據蘇石蘭制訂的計劃書，匯豐最初的資本總額定為港幣500萬元，分為2萬股，每股250港元。開業時實收資本250萬港元。

　　1866年港英政府頒佈“匯豐銀行法”，規定除額定資本不變外，股份數擴大一倍至4萬股，每股面額下降一半為125港元；在獲得總督同意後還可以增加股本250萬港元。1867年匯豐實收股本為300萬港元。雖然該法令規定匯豐全部股份必須最遲在4年內交付完畢，但實際上匯豐直到1872年才收足500萬港元，對此港英政府態度寬容。

　　匯豐的第一批股東，已經顯示出新銀行所具有的國際性、地方性特徵。臨時委員會14家成員中，除了富商道格拉斯?拉潑來克和大英輪船公司，其他為12家洋行，個個實力不凡，其中寶順、大英、、道格拉斯?拉潑來克、太平、吠禮查、公易、搬鳥八家是英商，瓊記是美商，禪臣是德商，畢是丹麥商，沙遜是英籍猶太商，廣南、順章兩家是印度商（帕西族）。有他們作為大股東，新銀行便有了堅實的資金後盾。

　　不過，當時英國在華最大企業怡和洋行（Messrs. Jardine, Matheson & Co.）和美國在華最大企業旗昌洋行（Messrs. Russell & Co.）卻拒絕購買匯豐股份，因而缺席股東名單。當時同為英商的怡和洋行與寶順洋行、同為美商的旗昌洋行與瓊記洋行（Messrs. Augutine Heard & Co.）是生意場上有名的兩對死對頭，怡和與寶順在鴉片貿易上關係緊張，旗昌與瓊記也在航運業務上競爭激烈，競爭對手寶順與瓊記成為匯豐的兩大股東，自然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怡和與旗昌最初對匯豐的態度。另外，怡和、旗昌等大洋行自身設有銀行部門，長期從事利潤豐厚的國際匯兌生意，匯豐在香港的創立對怡和、旗昌等大洋行（特別對於怡和）而言無疑是一種威脅。

　　不過，與怡和相比，旗昌對待匯豐的態度比較溫和。雖然一開始曾謝絕參與投資，但答應支援匯豐，到1866年12月，旗昌已與匯豐建立充分聯絡，於是加入匯豐股東行列，其老闆福士（W. H. Forbes）還入選匯豐董事局。怡和則一直比較強硬，堅持與匯豐不合作，直到1877年才改變態度，其總經理克錫（William Keswick）加入匯豐董事局，3年後又當選為匯豐董事局主席，從此與匯豐建立起密切的合作關係。

　　香港本地、中國內地及海外各地的華人也投資購買了大量匯豐股票，成為銀行股東，但在很長一段時期內，他們只參與紅利分配，並不介入匯豐的決策經營管理，因此華人資本並未改變匯豐作為一家在華外資銀行的基本性質，華人的投資行為被稱為“附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