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隸書的產生，有傳說為程邈所創。程邈是秦朝的一個徒隸，因得罪秦始皇，被關監獄，他覺得獄官的腰牌用篆書書寫很麻煩，就化圓為方，創出一種新書體。秦始皇看後很欣賞，不僅赦免他的罪，還封他為御史，並規定這種字型以後在官獄中使用。因為這種新書體起初專供隸役使用，而程邈又是徒隸，所以被稱之為隸書，或謂佐書、佐隸。當然，這只是一種傳說而已，因為，實際上任何一種代表性書體的產生，不可能憑空出現，不可能是朝夕間可以完成的事情，只能經過一段相當的時間的漸變，逐步成型；至於某個人的貢獻，一般只是綜合整理、集其大成。隸書如此，楷書、行書、草書等的產生過程，亦是如此。
考古實物資料證明，戰國至秦代的簡牘墨跡，簡化的和草化的篆書已然司空見慣，筆畫減少，字形有長圓變為扁方，除上述“純隸”之外，很多字的收筆開始出現捺腳波磔，稱為“秦隸”（有“秦隸”之名，以區別於成熟期的漢隸，漢隸又有所謂古隸及八分等稱謂，不必細分）。長沙馬王堆帛書（如《老子甲本》和《老子乙本》）、銀雀山漢簡以及居延漢簡等大批墨跡書法，已有明顯隸意，此則不但展露了由尚帶篆意的渾樸的古隸如何演化到勁秀灑脫的標準漢隸的這一過程，也讓我們真切地領略到了漢人隸書的風采。戰國末期至秦間，隸書雖已露端倪，在民間也已使用，但隸書獨立地佔據統治地位，卻在兩漢，尤其在東漢，漢桓帝(147—167年)至漢靈帝(168-189年)間，當為隸書的全盛期。
隸書的產生，同後來的楷書、草書的產生一樣，乃是中國書法史上的重大變革。倘若從文字史的角度看，隸書的出現，結束了以前古文字的象形特徵，跨進了書寫符號化的疆域。從書體史上觀看，隸書則上承篆書，下啟楷書，是書體演化的一大關捩。隸書的用筆，突破了篆書用筆單調的束縛，點劃分明，方圓相濟，輕重有致，尤具代表性的主筆捺腳——蠶頭燕尾，一波三折。
此外，漢隸的雄強朴茂之風格，正從一個側面反射出大漢帝國的壯闊景象。可惜，如此精彩紛呈的藝術，它們的創造者們，那些當時書丹的書家們，沒有留下姓名，連相關的史料記載也少得可憐。
劉勰《文心雕龍·誄碑》雲：“自後漢以來，碑碣雲起。”樹碑，當然是正經事，所以其書法風格莊重肅穆，當在情理之中。而漢簡墨跡書法，則殊有不同之處，雖然也不失其謹嚴大度，但是畢竟隨意些、自然些，於是，我們便可以真切地看到了漢人隸書的真面目，揣摩書家當時落筆時章法、結體以及用筆、用墨的諸般奧妙。尤其令人驚喜的是，在這些漢簡墨跡中，已經有了成熟的章草書和類似楷書、行書的東西，這則透露了魏晉楷書和晉人行草的訊息。
除了這些珍貴的墨跡實物之外，漢隸中最具價值的，莫過於大批的東漢碑刻。
西漢碑刻如《五鳳刻石》，與當時簡書面目相彷彿，逮及東漢，隸書爐火純青。彼時樹碑之風甚烈，加之寫手之層次多端，遂使各地碑刻隸書面目豐富無比。《張遷碑》、《張壽碑》、《曹全碑》、《鮮于璜碑》、《禮器碑》、《史晨碑》、《孔廟碑》、《朝侯小子殘石》、《楊叔恭殘碑》、《熹平殘碑》、《乙瑛碑》、《衡方碑》、《夏承碑》、《張景碑》、《石門頌》、《西狹頌》、《孔廟碑》、《華山碑》、《封龍山頌》、《韓仁銘》……等等，各臻妙絕。
這些隸書雖然都是以稱作“蠶頭燕尾”的波筆捺腳為主要造型標誌，但能各具特徵特色，拉開距離，這不得不令人驚歎於漢人的藝術創造力。隸書僅就一種書體而言，在東漢獲得了中國書法史上空前絕後的鼎盛期。漢代實在是中國書法史上值得大書特書的一段黃金季節，尤其是隸書。近人康有為極力推崇漢隸，他在《廣藝舟雙楫》中寫道：“書莫盛於漢，非獨氣體所高，亦其變制最多，皋牢百代。杜度作草，蔡邕作飛白，劉德升作行書，皆漢人也。晚季變真楷，後世莫能外。蓋體制至漢，變已極矣。”
除了作為主宰的隸書，在秦篆的基礎上，漢代篆書也有所發揚，如《開母廟石闕銘》、《袁安碑》、《太室石闕碑》等，更值得注意的是漢碑碑額，亦篆亦隸，開裝飾風一路。至於《祀三公山碑》則尤獨特，篆而參隸，峭拔奇聳。
另有一些刻石和磚刻，如《公羊傳碑》、《“急就”磚》等，亦引人注目，它們在為研究書體演化提供旁證的同時，還給我們以啟示，出自民間書家的書法，其質樸不雕、天真率直，於法度謹嚴的傳統之外別開生面。磚刻之外，漢代瓦當亦是中國書法史的珍寶，誠如康有為《廣藝舟雙楫》所云“秦漢瓦當文，皆廉勁方折，體亦稍扁，學者得其筆意，亦足成家”。
關於隸書的產生，有傳說為程邈所創。程邈是秦朝的一個徒隸，因得罪秦始皇，被關監獄，他覺得獄官的腰牌用篆書書寫很麻煩，就化圓為方，創出一種新書體。秦始皇看後很欣賞，不僅赦免他的罪，還封他為御史，並規定這種字型以後在官獄中使用。因為這種新書體起初專供隸役使用，而程邈又是徒隸，所以被稱之為隸書，或謂佐書、佐隸。當然，這只是一種傳說而已，因為，實際上任何一種代表性書體的產生，不可能憑空出現，不可能是朝夕間可以完成的事情，只能經過一段相當的時間的漸變，逐步成型；至於某個人的貢獻，一般只是綜合整理、集其大成。隸書如此，楷書、行書、草書等的產生過程，亦是如此。
考古實物資料證明，戰國至秦代的簡牘墨跡，簡化的和草化的篆書已然司空見慣，筆畫減少，字形有長圓變為扁方，除上述“純隸”之外，很多字的收筆開始出現捺腳波磔，稱為“秦隸”（有“秦隸”之名，以區別於成熟期的漢隸，漢隸又有所謂古隸及八分等稱謂，不必細分）。長沙馬王堆帛書（如《老子甲本》和《老子乙本》）、銀雀山漢簡以及居延漢簡等大批墨跡書法，已有明顯隸意，此則不但展露了由尚帶篆意的渾樸的古隸如何演化到勁秀灑脫的標準漢隸的這一過程，也讓我們真切地領略到了漢人隸書的風采。戰國末期至秦間，隸書雖已露端倪，在民間也已使用，但隸書獨立地佔據統治地位，卻在兩漢，尤其在東漢，漢桓帝(147—167年)至漢靈帝(168-189年)間，當為隸書的全盛期。
隸書的產生，同後來的楷書、草書的產生一樣，乃是中國書法史上的重大變革。倘若從文字史的角度看，隸書的出現，結束了以前古文字的象形特徵，跨進了書寫符號化的疆域。從書體史上觀看，隸書則上承篆書，下啟楷書，是書體演化的一大關捩。隸書的用筆，突破了篆書用筆單調的束縛，點劃分明，方圓相濟，輕重有致，尤具代表性的主筆捺腳——蠶頭燕尾，一波三折。
此外，漢隸的雄強朴茂之風格，正從一個側面反射出大漢帝國的壯闊景象。可惜，如此精彩紛呈的藝術，它們的創造者們，那些當時書丹的書家們，沒有留下姓名，連相關的史料記載也少得可憐。
劉勰《文心雕龍·誄碑》雲：“自後漢以來，碑碣雲起。”樹碑，當然是正經事，所以其書法風格莊重肅穆，當在情理之中。而漢簡墨跡書法，則殊有不同之處，雖然也不失其謹嚴大度，但是畢竟隨意些、自然些，於是，我們便可以真切地看到了漢人隸書的真面目，揣摩書家當時落筆時章法、結體以及用筆、用墨的諸般奧妙。尤其令人驚喜的是，在這些漢簡墨跡中，已經有了成熟的章草書和類似楷書、行書的東西，這則透露了魏晉楷書和晉人行草的訊息。
除了這些珍貴的墨跡實物之外，漢隸中最具價值的，莫過於大批的東漢碑刻。
西漢碑刻如《五鳳刻石》，與當時簡書面目相彷彿，逮及東漢，隸書爐火純青。彼時樹碑之風甚烈，加之寫手之層次多端，遂使各地碑刻隸書面目豐富無比。《張遷碑》、《張壽碑》、《曹全碑》、《鮮于璜碑》、《禮器碑》、《史晨碑》、《孔廟碑》、《朝侯小子殘石》、《楊叔恭殘碑》、《熹平殘碑》、《乙瑛碑》、《衡方碑》、《夏承碑》、《張景碑》、《石門頌》、《西狹頌》、《孔廟碑》、《華山碑》、《封龍山頌》、《韓仁銘》……等等，各臻妙絕。
這些隸書雖然都是以稱作“蠶頭燕尾”的波筆捺腳為主要造型標誌，但能各具特徵特色，拉開距離，這不得不令人驚歎於漢人的藝術創造力。隸書僅就一種書體而言，在東漢獲得了中國書法史上空前絕後的鼎盛期。漢代實在是中國書法史上值得大書特書的一段黃金季節，尤其是隸書。近人康有為極力推崇漢隸，他在《廣藝舟雙楫》中寫道：“書莫盛於漢，非獨氣體所高，亦其變制最多，皋牢百代。杜度作草，蔡邕作飛白，劉德升作行書，皆漢人也。晚季變真楷，後世莫能外。蓋體制至漢，變已極矣。”
除了作為主宰的隸書，在秦篆的基礎上，漢代篆書也有所發揚，如《開母廟石闕銘》、《袁安碑》、《太室石闕碑》等，更值得注意的是漢碑碑額，亦篆亦隸，開裝飾風一路。至於《祀三公山碑》則尤獨特，篆而參隸，峭拔奇聳。
另有一些刻石和磚刻，如《公羊傳碑》、《“急就”磚》等，亦引人注目，它們在為研究書體演化提供旁證的同時，還給我們以啟示，出自民間書家的書法，其質樸不雕、天真率直，於法度謹嚴的傳統之外別開生面。磚刻之外，漢代瓦當亦是中國書法史的珍寶，誠如康有為《廣藝舟雙楫》所云“秦漢瓦當文，皆廉勁方折，體亦稍扁，學者得其筆意，亦足成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