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農工商"是古人按著為社會貢獻大小的順序來排列的，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應了其社會地位。其中比較讓人疑惑的是農為什麼能排第二，而商卻在末位。然而許多人關於農就有一個定向思維誤解，那就是農就是指農民，其實不然，應還包括從事農業領域的地主鄉紳。

農民是第一生產力。"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民以食為天，只有吃飽飯了才能做其他事情。那麼糧食從哪來，自然是農民種出來的。我們古時都是農業國家，農業的發展可使人民安居樂業，人丁興旺，使國庫糧倉充盈，既可內無糧荒、動亂之虞,也可外無侵擾之慮。所以無論那個國家都"重農"，畢竟事關國家生存與發展。

商人，不做實質性的生產，做的是貨品流通交易。所以某些時候，在農民眼裡商人是懶做的，只會坐享其成，自然看不起，即使商人農，甚至士富有的多。在早些時候，人民的購買力不高，即使你有象牙翡翠，人家卻在為吃飯發愁，是看都不會看一眼的，何談購買，所以商業在那個時候很難佔據主導地位。其二，國家實行"抑商"，農民才是生產力，要是人人都去做生意了，誰來種糧食啊，國家自然不會讓這種情況發。還有就是商人比較難以管理，商人流動性比較強，難以徵收賦稅，勞兵役。再者商人有大量的財富，所以統治階級不準商人入仕，有錢有權就容易鬧事。國家抑商大體上講是為了穩固統治，維護階級的利益。

另一方面，儒家輕商，認為商人重利而輕義，"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所以儒家眼中商人跟小人沒啥區別，而商人在那時是很沒有地位的，甚至穿衣也只能穿麻布衣服，不能穿絲綢衣物。

做一個參考 秦：不能穿絲綢衣物 漢：申報不實沒收家財 唐：不能入朝為官 宋：被歧視的情況好轉 明清：可以入仕。

中國自古以來就是農業大國，隨著生產力的發展，更是以小農經濟為基礎建立起封建國家。所以，春秋戰國時期，“以農為本”的思想就逐漸形成。“重農抑商”政策是在李悝變法的內容中最早有體現，在商鞅變法時正式提出來的。商鞅變法時，明確提出“廢井田、開阡陌”“重農抑商”“統一度量衡”“軍功爵制”等措施。國家對商業的打壓是為了保證糧食的基本供給，防止生產力從土地上流失。態度甚為強硬。如果有人遊手好閒而生活貧窮，或是棄本求末，全家罰為官奴。在這樣的情況下，當然不願有人從事商業了。但春秋戰國時期的商人地位並沒有後期那麼低。因為當時的百家爭鳴，還有各國求強的形勢，再加上官府控制商業的局面被打破，各地出現了許多商品市場和大商人。而且當時貴族制下，有鉅額財富者多是有身份的或有靠山的。如白圭，子貢，呂不韋，管仲，弦高，范蠡。都是當時大有作為的大商人，且社會地位不低。

漢朝時繼續抑商的政策，主要是在當時生產力並不夠發達的情況之下，維護政權成為了第一需要。當時規定：第一，商人不能穿絲綢，不能騎馬、乘車；第二，商人不能購買土地，“犯者以律論”；第三，商人及其子孫不能為官。這實際上限制了商人階級的人口流動，使很多人不再追逐“末利”。這也是因為，隨著漢朝社會經濟的恢復，商業發展，出現了大商人控制市場；而從事商業帶來的暴利會使得農業人口流失，從而影響賦稅徵收，動搖國本。另外，對商人收以重稅，漢武帝的“算緡”（每2貫收稅1算，1貫為1000錢，1算為120錢）即使如此，利率高達6%。為了避免商人逃稅，還實行“告緡”。使得當時的很多商人為此破產獲罪。

此後歷代基本貫徹“重農抑商政策”。但在隋唐、宋元這樣的經濟發展時期，對待商人的政策有所調整，對商人實行了“賤而不抑”政策。隋唐時期，邸店、櫃坊、飛錢的出現，可見商業的發展和商人規模、種類的增大增多。到宋朝時，政府更是放鬆了對商品交易的限制，海外貿易空前繁榮，還出現了世界上最早的紙幣“交子”。但國家對商人的剝削一直沒有停止過。如，唐朝的“榷鹽”“榷茶”等，官方管理，稅率頗高。鹽價一路升高，對鹽徵稅幾乎能滿足國家收入的一半；茶稅是茶價的十分之一，當時每年能徵得四十多萬緡。

明清時期，更是加強對商業的限制。先是海禁，後閉關鎖國。對內仍實行專賣制度，壟斷鹽、茶。對商人的徵稅也不斷加重。但賦稅制度的改革還是適應了商品經濟的發展，明朝的“一條鞭法”和清朝的“攤丁入畝”都使得國家對百姓的人身控制進一步鬆弛。而手工業的發展也使得商業繼續發展。大量商業城鎮的出現、商幫的出現以及農副產品投入市場，都表現了商業的發展。但遺憾的是，在限制下的中國商業的緩慢發展已經跟不上世紀的發展潮流。重農抑商政策在一定的歷史階段是正確的選擇，是有利於社會發展的。但一旦某些生產因素髮生變化，我們要做的不應該是固步自封，堅守“傳統”，而是應該在新形勢下采取新的方法，與時俱進，這樣才能屹立於世界民族之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