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類觀點認為：《奧德修紀》與《尤利西斯》之間的平行關係是將英雄悲壯的歷史和卑劣猥瑣的現實進行對比。在古代英雄光輝的形象反襯下，布魯姆、斯蒂芬等現代西方文化哺育下的人物會顯得多麼卑微、蒼白和平庸。這種平行對應關係所顯示出來的意義差別，是《尤利西斯》的諷刺意義和暴露作用的來源。學者約瑟夫．比奇（J. W. Beach）稱：“將古希臘英雄的歷險與當代愛爾蘭紛亂、‘癱瘓’的狀態並置，很明顯是對愛爾蘭現今狀況的諷刺性暴露”（注：J. W. Beach,The Twentieth Century Novel (New York, 1981) P. 416）。 英國作家福斯特（E. M. Forster ）說《尤利西斯》是“一首表現卑瑣和幻滅情緒的史詩”（注：王佐良：《英國二十世紀文學史》，外語教育與研究出版社1994年版，第384頁。）。
美國文論家萊文（Levin ）在論述《尤利西斯》時這樣寫道：“將現代主人公瑣屑的生活習慣與深奧神秘的原始儀式聯絡在一起，使今天最微小的細節具有了普遍的意義”（注：Agwonorobo EnaemeErurbetine , Intellectualized and the Art of James Joyce ( NewYork: Exposition Press, 1980)P. 75）。
《尤利西斯》（牛津大學版）的作者理查德·艾爾曼稱：“《尤利西斯》是《奧德修紀》的和平主義版本”。他指出布魯姆繼承並側重發展了奧德修身上善良、機智的品性。布魯姆，這位現代的奧德修雖然沒有勇士般的強壯體魄，但他同樣具有不可征服的精神。“布魯姆的勝利在於他的精神”，“布魯姆身上最神聖之處在於他體現的人性”（注：Richard Ellmann, James Joyc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2)P.360,P. 362.）。
喬伊斯在創作《尤利西斯》時，有意識地將《奧德修紀》作為小說的神話原型，使兩者形成平行對應關係。神話史詩不僅為小說提供了一個參照框架；更重要的是，作者借用荷馬史詩的原型意義和原型結構，表達了一個現代人尋找失落的自我的故事，並使之昇華為一篇代表人類普遍經驗的寓言。
尤利西斯（Ulysses），即希臘神話中伊大嘉國王奧德修（Odyssey）在拉丁文中的譯名。喬伊斯以它命名小說，反映了該作品在人物、情節線索、結構和細節上與荷馬史詩的對應平行關係。
喬伊斯曾對瓦勒裡·拉爾博（Valery Larbaurd，《尤利西斯》的法文字譯者）說：“小說的標題是一把鑰匙。如果讀者熟悉《奧德修紀》，就能把握住小說的輪廓。史詩的概念就是在現代生活紛繁混亂的材料上覆蓋史詩的形式由此看來，要深入理解《尤利西斯》，我們有必要將它與《奧德修紀》這個“潛文字”對照起來，進行雙重文字的解讀。
關於喬伊斯運用神話類比結構的重要性上，學術界存在著尖銳的分歧。因為古希臘英雄奧德修與這部現代小說究竟有什麼關係，這個問題涉及到對小說《尤利西斯》根本意義的理解。對此國內外學者的觀點基本上可分為三大類：
第一類觀點認為：《奧德修紀》與《尤利西斯》之間的平行關係是將英雄悲壯的歷史和卑劣猥瑣的現實進行對比。在古代英雄光輝的形象反襯下，布魯姆、斯蒂芬等現代西方文化哺育下的人物會顯得多麼卑微、蒼白和平庸。這種平行對應關係所顯示出來的意義差別，是《尤利西斯》的諷刺意義和暴露作用的來源。學者約瑟夫．比奇（J. W. Beach）稱：“將古希臘英雄的歷險與當代愛爾蘭紛亂、‘癱瘓’的狀態並置，很明顯是對愛爾蘭現今狀況的諷刺性暴露”（注：J. W. Beach,The Twentieth Century Novel (New York, 1981) P. 416）。 英國作家福斯特（E. M. Forster ）說《尤利西斯》是“一首表現卑瑣和幻滅情緒的史詩”（注：王佐良：《英國二十世紀文學史》，外語教育與研究出版社1994年版，第384頁。）。
自《尤利西斯》問世以來。這類觀點在喬伊斯研究界長期佔據統治地位，並且它最容易被人們接受。中國學者袁可嘉、侯維瑞、陳恕、李維屏等人對此均持類似的觀點。以下是侯維瑞教授在《現代英國小說史》中的一段有關的論述：
“忠貞不渝的王后潘奈洛佩變成了追求肉慾的蕩婦摩莉；助父除虐的勇士帖雷馬科變成了精神空虛的騷客斯蒂芬；馳騁疆場、力挽狂瀾的英雄尤利西斯變成了逆來順受、含羞忍辱的廣告商布魯姆；美麗善良的諾西卡變成了輕佻挑逗的格蒂姑娘……世界難道不是在走向沉淪和墮落嗎？……《尤利西斯》以借古諷今的手法所要表現的，恰恰是現代社會的全部歷史：布魯姆的庸人主義、斯蒂芬的虛無主義和摩莉的肉慾主義正是現代西方社會道德和精神文明的深刻寫照”。（注：侯維瑞：《現代英國小說史》，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第273頁。）
第二類觀點認為，喬伊斯的神話類比結構是一種隱喻的媒介，它為我們提供了一個超然的透視觀點，以審視作品中人們的舉止和言談；同時它把平凡陳腐的事物提升到藝術的最高境界，給20世紀的現代人灌輸了永恆的尊嚴，體現了喬伊斯對現代人前途和命運的關懷。
美國文論家萊文（Levin ）在論述《尤利西斯》時這樣寫道：“將現代主人公瑣屑的生活習慣與深奧神秘的原始儀式聯絡在一起，使今天最微小的細節具有了普遍的意義”（注：Agwonorobo EnaemeErurbetine , Intellectualized and the Art of James Joyce ( NewYork: Exposition Press, 1980)P. 75）。
《尤利西斯》（牛津大學版）的作者理查德·艾爾曼稱：“《尤利西斯》是《奧德修紀》的和平主義版本”。他指出布魯姆繼承並側重發展了奧德修身上善良、機智的品性。布魯姆，這位現代的奧德修雖然沒有勇士般的強壯體魄，但他同樣具有不可征服的精神。“布魯姆的勝利在於他的精神”，“布魯姆身上最神聖之處在於他體現的人性”（注：Richard Ellmann, James Joyc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2)P.360,P. 362.）。
《尤利西斯》的中譯本（天津百花文藝版）譯者金堤教授承襲了艾爾曼的觀點，提出“《尤利西斯》的主旋律是一曲頌歌，讚美的是普通人無私的愛……本書的主旨在於歌頌全面的人，布魯姆與奧德修都屬於這類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