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安是東漢末年漢獻帝的年號,公元196—220年.這時期的政治大權完全操縱在曹操手裡.所以那時的文學領袖都是曹家人物,著名的七位詩人建安七子也大多死於建安年間,故稱這時期的文學為建安文學. 東漢末年,社會動盪不安.漢沛國譙（今亳州）人曹操組建青州兵,挾持漢獻帝,統一北方,社會有了比較安定的環境.曹操父子皆有高度的文學修養,由於他們的提倡,一度衰微的文學有了新的生機.在當時建都的鄴城（故址在今河北省臨漳縣境內）,聚集了一大批文人.詩、賦、文創作都有了新的突破.尤其是詩歌,吸收了漢樂府民歌之長,情詞並茂,具有慷慨悲涼的藝術風格,比較真實地反映了漢末的社會現實以及文人們的思想情操.因發生在漢獻帝建安時期,故後人稱這一時期的文學為建安文學.建安文學的代表人物是“三曹”和“七子”,而以三曹為核心.曹操是建安文學的主將和開創者,今存其樂府詩20餘首,代表作《蒿里行》描寫了軍閥混戰時期的慘景,《短歌行》更是膾炙人口的名篇.曹丕是曹操的次子,其詩歌委婉悱惻,多以愛情、傷感為題材.兩首《燕歌行》是現存最早的七言詩.其所著《典論.論文》,是中國文學批評史上的重要著作.曹植是這一時期最負盛名的作家,流傳下來的詩賦文章共有100多篇,如描繪人民痛苦生活的《泰山樑甫行》,描寫愛情的《美女篇》,《洛神賦》等,曹植寫《七步詩》的原委,更流傳為盡人皆知的佳話.李白有“蓬萊文章建安骨”之句,可知建安文學對後世的深遠影響. 在東漢末群雄並峙逐鹿中原的爭奪兼併中,曹操完成了統一北方的大業,並吸引大批文士,形成了以曹氏父子為核心的鄴下文人集團.建安詩歌便是社會由分裂動盪趨向統一這一歷史時期的產物.“世積亂離,風衰俗怨”的時代特徵,建安文人開闊博大的胸襟、追求理想的遠大抱負、積極通脫的人生態度,直抒胸臆、質樸剛健的抒情風格,形成了建安詩歌所特有的梗概多氣、慷慨悲涼的風貌.為中國詩歌開創了一個新的局面,並確立了“建安風骨”這一詩歌美學風範. 正始是魏廢帝曹芳的年號（240－249）,但習慣上所說的“正始文學”,還包括正始以後直到西晉立國（265）這一段時期的文學創作.正始時期,玄學開始盛行.玄學中包涵著一種窮究事理的精神,導致了對於社會現象的富有理性的清醒態度,破除了拘執、迷信的思想方法.同時,莊子所強調的精神自由,也為玄學家所重視.當時,有主張“約名教而任自然”的一派,即崇奉發自內心的真誠的道德,而反對人為的外在的行為準則；也有主張名教與自然相統一的一派,即要求個性自由不超越和破壞社會規範.但至少“自然”這個前題是人所公認的. 然而這一時期的政治現實卻極其嚴酷.從司馬懿用政變手段誅殺曹爽而實際控制政權開始,到其子司馬師、司馬昭相續執政,十多年間,醞釀著一場朝代更替的鉅變.他們大量殺戮異己分子,造成極為恐怖的政治氣氛.“天下名士,少有全者”,許多著名文人死在這一場殘酷的權力鬥爭中.另一方面,司馬氏集團為了掩飾自己的行為,併為奪取政權制造輿論,又竭力提倡儒家禮法,造成嚴重的道德虛位現象.以清醒和理智的思維,面對恐怖和虛偽的現實,知識階層的精神痛苦,也就顯得尤其尖銳、深刻. 在這樣的背景下,文學發生了重大變化.建安文學的昂揚的基調是對於建立不朽功業的渴望和自信.但是,也存在另外一方面,就是對於個體生命能否實現其應有的價值的懷疑.阮瑀的詩已有這樣的內容,曹植後期的某些作品更為突出.正式文人面對遠為嚴酷的現實,很自然的發展了建安文學中表現“憂生之嗟”的一面,集中抒發了個人在外部力量強大壓迫下的悲哀.換言之,建安文學中占主導地位的、高揚奮發、積極進取的精神,在正始文學中已經基本消失了. 由於周圍環境危機四伏,動輒得咎,也由於哲學思考的盛行,正始文人很少直接針對政治現狀發表意見,而是避開現實,以哲學的眼光,從廣延的時間和空間範圍來觀察事物,討論問題.也可以說,他們把從現實生活中所得到的感受,推廣為對整個人類社會生活和歷史的思考.這就是正始文學呈現出濃厚的哲理色彩. 深刻的理性思考和尖銳的人生悲哀,構成了正始文學最基本的特點.
建安是東漢末年漢獻帝的年號,公元196—220年.這時期的政治大權完全操縱在曹操手裡.所以那時的文學領袖都是曹家人物,著名的七位詩人建安七子也大多死於建安年間,故稱這時期的文學為建安文學. 東漢末年,社會動盪不安.漢沛國譙（今亳州）人曹操組建青州兵,挾持漢獻帝,統一北方,社會有了比較安定的環境.曹操父子皆有高度的文學修養,由於他們的提倡,一度衰微的文學有了新的生機.在當時建都的鄴城（故址在今河北省臨漳縣境內）,聚集了一大批文人.詩、賦、文創作都有了新的突破.尤其是詩歌,吸收了漢樂府民歌之長,情詞並茂,具有慷慨悲涼的藝術風格,比較真實地反映了漢末的社會現實以及文人們的思想情操.因發生在漢獻帝建安時期,故後人稱這一時期的文學為建安文學.建安文學的代表人物是“三曹”和“七子”,而以三曹為核心.曹操是建安文學的主將和開創者,今存其樂府詩20餘首,代表作《蒿里行》描寫了軍閥混戰時期的慘景,《短歌行》更是膾炙人口的名篇.曹丕是曹操的次子,其詩歌委婉悱惻,多以愛情、傷感為題材.兩首《燕歌行》是現存最早的七言詩.其所著《典論.論文》,是中國文學批評史上的重要著作.曹植是這一時期最負盛名的作家,流傳下來的詩賦文章共有100多篇,如描繪人民痛苦生活的《泰山樑甫行》,描寫愛情的《美女篇》,《洛神賦》等,曹植寫《七步詩》的原委,更流傳為盡人皆知的佳話.李白有“蓬萊文章建安骨”之句,可知建安文學對後世的深遠影響. 在東漢末群雄並峙逐鹿中原的爭奪兼併中,曹操完成了統一北方的大業,並吸引大批文士,形成了以曹氏父子為核心的鄴下文人集團.建安詩歌便是社會由分裂動盪趨向統一這一歷史時期的產物.“世積亂離,風衰俗怨”的時代特徵,建安文人開闊博大的胸襟、追求理想的遠大抱負、積極通脫的人生態度,直抒胸臆、質樸剛健的抒情風格,形成了建安詩歌所特有的梗概多氣、慷慨悲涼的風貌.為中國詩歌開創了一個新的局面,並確立了“建安風骨”這一詩歌美學風範. 正始是魏廢帝曹芳的年號（240－249）,但習慣上所說的“正始文學”,還包括正始以後直到西晉立國（265）這一段時期的文學創作.正始時期,玄學開始盛行.玄學中包涵著一種窮究事理的精神,導致了對於社會現象的富有理性的清醒態度,破除了拘執、迷信的思想方法.同時,莊子所強調的精神自由,也為玄學家所重視.當時,有主張“約名教而任自然”的一派,即崇奉發自內心的真誠的道德,而反對人為的外在的行為準則；也有主張名教與自然相統一的一派,即要求個性自由不超越和破壞社會規範.但至少“自然”這個前題是人所公認的. 然而這一時期的政治現實卻極其嚴酷.從司馬懿用政變手段誅殺曹爽而實際控制政權開始,到其子司馬師、司馬昭相續執政,十多年間,醞釀著一場朝代更替的鉅變.他們大量殺戮異己分子,造成極為恐怖的政治氣氛.“天下名士,少有全者”,許多著名文人死在這一場殘酷的權力鬥爭中.另一方面,司馬氏集團為了掩飾自己的行為,併為奪取政權制造輿論,又竭力提倡儒家禮法,造成嚴重的道德虛位現象.以清醒和理智的思維,面對恐怖和虛偽的現實,知識階層的精神痛苦,也就顯得尤其尖銳、深刻. 在這樣的背景下,文學發生了重大變化.建安文學的昂揚的基調是對於建立不朽功業的渴望和自信.但是,也存在另外一方面,就是對於個體生命能否實現其應有的價值的懷疑.阮瑀的詩已有這樣的內容,曹植後期的某些作品更為突出.正式文人面對遠為嚴酷的現實,很自然的發展了建安文學中表現“憂生之嗟”的一面,集中抒發了個人在外部力量強大壓迫下的悲哀.換言之,建安文學中占主導地位的、高揚奮發、積極進取的精神,在正始文學中已經基本消失了. 由於周圍環境危機四伏,動輒得咎,也由於哲學思考的盛行,正始文人很少直接針對政治現狀發表意見,而是避開現實,以哲學的眼光,從廣延的時間和空間範圍來觀察事物,討論問題.也可以說,他們把從現實生活中所得到的感受,推廣為對整個人類社會生活和歷史的思考.這就是正始文學呈現出濃厚的哲理色彩. 深刻的理性思考和尖銳的人生悲哀,構成了正始文學最基本的特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