進步性方面：
其一，雨果的人道主義思想明顯地體現他對黑暗社會現實的揭露和批判上。作品從人道主義思想立場出發，淋漓盡致地勾勒出一個令人髮指的“悲慘世界”，暴露了社會上的種種罪惡和不公，深刻地為生活在社會下層的人民發出呼籲和控訴，並對他們表示深切的同情，有力地揭示了資本主義法律的本質：一方面是社會罪惡的根源，追捕和扼殺生活中善良和美的事物，把無數窮苦的人們推向水深火熱之中。如窮苦工人冉阿讓本性不壞，只是為了7個嗷嗷待哺的小外甥而迫不得已偷了一塊麵包，就被抓起來前後坐牢和服役達19年之久。那叫窮人無法生活的社會和長期的牢獄之苦，使得冉阿讓對社會、法律、乃至人類都充滿仇恨，出獄後又到處遭歧視，自然免不了以盜竊進行報復。又如女工芳汀，在社會上孤立無援，被騙失身後帶著私生女受盡天下苦楚而慘死；她的女兒珂賽特成為孤兒後，不斷遭到德納賽夫婦的折磨……真是一個名副其實的“悲慘世界”！另一方面，它扼殺了人類善良的天性，這不僅透過冉阿讓前期的盜竊、報復生活表現出來，而且尤為突出地從沙威這個奴性十足、冷酷殘忍、不講人道的走狗警察形象表現出來。作為雨果評價生活的思想基礎，人道主義思想在他對現實生活的深刻揭露和對社會罪惡的無情鞭撻中得到了鮮明的體現。
其二，《悲慘世界》的人道主義思想最集中最突出地表現在作者所精心設計的解決社會問題的途徑上。雨果站在人道主義這個位置上，把各種社會矛盾、痼疾、鬥爭都歸結為人類道德的善與惡之間的較量。因此他認為，只要讓仁慈和博愛的恩澤遍灑人間，讓人道主義思想的種子播種大地，那麼社會上的罪惡與黑暗就會自然而然地消失，問題就可以迎刃而解
其三，雨果的人道主義思想也表現在他對待革命起義的態度上。雨果以飽含激情地謳歌了1832年的人民起義和街壘上英勇戰鬥、視死如歸的共和主義戰士，其中有壯烈的場面，英勇的獻身精神和高尚的情懷，表現出他對革命的同情。在他心裡，革命和起義的終極目的還是不離人道主義，是為了實現它而採取的不得已手段，也就是“為了實現未來所必須交納的通行稅”。
侷限性方面：
在看到雨果人道主義思想進步性的一面時，我們也應該客觀地看到當中的一些侷限性：
第一，在有力的批判和暴露的同時，小說指給人們的出路卻是無力的、空想的。它讓冉阿讓在米里哀主教的感化下立地成佛，又讓沙威在冉阿讓的感化下良心發現，投河自盡，還讓馬里斯在冉阿讓的感化下幡然懺悔。作者似乎在向世人昭示，只要施行以德報怨、仁愛待人的道德感化手段，任何人心都可以棄惡從善，任何社會罪惡都可隨之消逝。他一再申明世間存在著以沙威為代表的低階法律和以米里哀為代表的高階法律，罪惡不能靠懲罰來解決，而應以饒恕和仁愛去感化教育。這一切充分表明雨果希望用抽象的資產階級人道主義道德感化來改造社會、解決階級的矛盾，作為對付社會痼疾的武器，但這在社會鬥爭面前卻表現得軟弱無力，侷限相當明顯且幾乎不可能實現的，反而容易成為精神的腐蝕劑——陷入幻想中的勝利而不能自拔。人道主義思想的“仁慈、博愛”事實上並不能根治資本主義社會不不平等的悲慘現實，這對於我們今天的讀者看來，是不言而喻的。
第二，沒能正確反映社會問題的本質，在如何解決社會問題上，也只能提出帶有空想性質的改良主義主張。人道主義思想是雨果揭露社會罪惡的出發點，他全心而單純地希望用它來使悲慘世界改變為幸福世界，所以限制了他提出消除罪惡的正確辦法。在他看來，窮人只要安分守己，辛苦勞動，就可以過上幸福生活；富人只要一心向善，關心窮人，敵對矛盾就可以消失，社會罪惡即可隨之消融。為此，他構思了冉阿讓以善舉使得蒙特猗小城消滅了窮困和失業，變得欣欣向榮，友愛和諧；還對蒙特猗小城進行烏托邦式的描繪，令人欣然嚮往。但是，這無疑還是一種階級調和與改良主義的主張，具有較大的消極作用，是不能起到真正效果的。
第三，在描寫共和黨人起義時，雨果對起義者英勇獻身精神——老翁馬貝夫嘲笑敵人、安若爾拉斯誓死戰鬥到最後一刻等，都進行了熱情的歌頌，這不能不說是雨果人道主義思想在革命的現實面前的一種自我矛盾的表現。因為他一向反對暴力，主張仁愛，但又肯定革命的合理性與正義性，更對起義進行大量、大規模，有如史詩般的歌頌，故給人一種在不知不覺間陷入了自相矛盾的尷尬境地的感覺。
儘管雨果的人道主義思想並非完美無瑕，帶有理想主義產物的味道，但它仍不失為一種對美和善的描述和追求，他的“仁慈、博愛”核心，也正如一些批評家所指出的那樣：“像天堂紛紛飄落的細細的露珠，是貨真價實的基督徒的慈悲”，絕不失歷史與現實的作用和意義。在世界文學史上像雨果這樣自始至終關注著國家民族事務、歷史社會現實並盡力參與其中的人可謂寥若晨星，所以他不僅是偉大的文學家，而且是偉大的鬥士。他的人道主義思想已成為了一面旗幟、一種精神、一個主義，將永垂史冊，銘刻在一代又一代國內外讀者的心中，給人帶來黑暗中的光明和孤立無援時的慰藉。相信這樣的高度是世界上不少在文學領域中取得了矚目成就的作家都難以企及的
進步性方面：
其一，雨果的人道主義思想明顯地體現他對黑暗社會現實的揭露和批判上。作品從人道主義思想立場出發，淋漓盡致地勾勒出一個令人髮指的“悲慘世界”，暴露了社會上的種種罪惡和不公，深刻地為生活在社會下層的人民發出呼籲和控訴，並對他們表示深切的同情，有力地揭示了資本主義法律的本質：一方面是社會罪惡的根源，追捕和扼殺生活中善良和美的事物，把無數窮苦的人們推向水深火熱之中。如窮苦工人冉阿讓本性不壞，只是為了7個嗷嗷待哺的小外甥而迫不得已偷了一塊麵包，就被抓起來前後坐牢和服役達19年之久。那叫窮人無法生活的社會和長期的牢獄之苦，使得冉阿讓對社會、法律、乃至人類都充滿仇恨，出獄後又到處遭歧視，自然免不了以盜竊進行報復。又如女工芳汀，在社會上孤立無援，被騙失身後帶著私生女受盡天下苦楚而慘死；她的女兒珂賽特成為孤兒後，不斷遭到德納賽夫婦的折磨……真是一個名副其實的“悲慘世界”！另一方面，它扼殺了人類善良的天性，這不僅透過冉阿讓前期的盜竊、報復生活表現出來，而且尤為突出地從沙威這個奴性十足、冷酷殘忍、不講人道的走狗警察形象表現出來。作為雨果評價生活的思想基礎，人道主義思想在他對現實生活的深刻揭露和對社會罪惡的無情鞭撻中得到了鮮明的體現。
其二，《悲慘世界》的人道主義思想最集中最突出地表現在作者所精心設計的解決社會問題的途徑上。雨果站在人道主義這個位置上，把各種社會矛盾、痼疾、鬥爭都歸結為人類道德的善與惡之間的較量。因此他認為，只要讓仁慈和博愛的恩澤遍灑人間，讓人道主義思想的種子播種大地，那麼社會上的罪惡與黑暗就會自然而然地消失，問題就可以迎刃而解
其三，雨果的人道主義思想也表現在他對待革命起義的態度上。雨果以飽含激情地謳歌了1832年的人民起義和街壘上英勇戰鬥、視死如歸的共和主義戰士，其中有壯烈的場面，英勇的獻身精神和高尚的情懷，表現出他對革命的同情。在他心裡，革命和起義的終極目的還是不離人道主義，是為了實現它而採取的不得已手段，也就是“為了實現未來所必須交納的通行稅”。
侷限性方面：
在看到雨果人道主義思想進步性的一面時，我們也應該客觀地看到當中的一些侷限性：
第一，在有力的批判和暴露的同時，小說指給人們的出路卻是無力的、空想的。它讓冉阿讓在米里哀主教的感化下立地成佛，又讓沙威在冉阿讓的感化下良心發現，投河自盡，還讓馬里斯在冉阿讓的感化下幡然懺悔。作者似乎在向世人昭示，只要施行以德報怨、仁愛待人的道德感化手段，任何人心都可以棄惡從善，任何社會罪惡都可隨之消逝。他一再申明世間存在著以沙威為代表的低階法律和以米里哀為代表的高階法律，罪惡不能靠懲罰來解決，而應以饒恕和仁愛去感化教育。這一切充分表明雨果希望用抽象的資產階級人道主義道德感化來改造社會、解決階級的矛盾，作為對付社會痼疾的武器，但這在社會鬥爭面前卻表現得軟弱無力，侷限相當明顯且幾乎不可能實現的，反而容易成為精神的腐蝕劑——陷入幻想中的勝利而不能自拔。人道主義思想的“仁慈、博愛”事實上並不能根治資本主義社會不不平等的悲慘現實，這對於我們今天的讀者看來，是不言而喻的。
第二，沒能正確反映社會問題的本質，在如何解決社會問題上，也只能提出帶有空想性質的改良主義主張。人道主義思想是雨果揭露社會罪惡的出發點，他全心而單純地希望用它來使悲慘世界改變為幸福世界，所以限制了他提出消除罪惡的正確辦法。在他看來，窮人只要安分守己，辛苦勞動，就可以過上幸福生活；富人只要一心向善，關心窮人，敵對矛盾就可以消失，社會罪惡即可隨之消融。為此，他構思了冉阿讓以善舉使得蒙特猗小城消滅了窮困和失業，變得欣欣向榮，友愛和諧；還對蒙特猗小城進行烏托邦式的描繪，令人欣然嚮往。但是，這無疑還是一種階級調和與改良主義的主張，具有較大的消極作用，是不能起到真正效果的。
第三，在描寫共和黨人起義時，雨果對起義者英勇獻身精神——老翁馬貝夫嘲笑敵人、安若爾拉斯誓死戰鬥到最後一刻等，都進行了熱情的歌頌，這不能不說是雨果人道主義思想在革命的現實面前的一種自我矛盾的表現。因為他一向反對暴力，主張仁愛，但又肯定革命的合理性與正義性，更對起義進行大量、大規模，有如史詩般的歌頌，故給人一種在不知不覺間陷入了自相矛盾的尷尬境地的感覺。
儘管雨果的人道主義思想並非完美無瑕，帶有理想主義產物的味道，但它仍不失為一種對美和善的描述和追求，他的“仁慈、博愛”核心，也正如一些批評家所指出的那樣：“像天堂紛紛飄落的細細的露珠，是貨真價實的基督徒的慈悲”，絕不失歷史與現實的作用和意義。在世界文學史上像雨果這樣自始至終關注著國家民族事務、歷史社會現實並盡力參與其中的人可謂寥若晨星，所以他不僅是偉大的文學家，而且是偉大的鬥士。他的人道主義思想已成為了一面旗幟、一種精神、一個主義，將永垂史冊，銘刻在一代又一代國內外讀者的心中，給人帶來黑暗中的光明和孤立無援時的慰藉。相信這樣的高度是世界上不少在文學領域中取得了矚目成就的作家都難以企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