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亞里士多德的“中庸之道”，有幾點需要略作說明：第一，“居間者”是相對於不同主體而言的，並不存在一個絕對的平均數，必須針對一個人的具體情況來加以判斷。第二，美德作為一種中庸之道，是與“過度與不足”這兩端相對立的，因此它也可以被看作是一個極端。例如，“勇敢”是“魯莽”與“怯懦”之間的居間者，同時也是與這二者相對立的一個極端。第三，中庸既非不足中的中庸，亦非過度中的中庸，某些由於不足和過度而導致的惡行本身並不存在一箇中庸的問題，例如通姦、偷盜和謀殺等行為。

關於亞里士多德的“中庸之道”，有幾點需要略作說明：第一，“居間者”是相對於不同主體而言的，並不存在一個絕對的平均數，必須針對一個人的具體情況來加以判斷。第二，美德作為一種中庸之道，是與“過度與不足”這兩端相對立的，因此它也可以被看作是一個極端。例如，“勇敢”是“魯莽”與“怯懦”之間的居間者，同時也是與這二者相對立的一個極端。第三，中庸既非不足中的中庸，亦非過度中的中庸，某些由於不足和過度而導致的惡行本身並不存在一箇中庸的問題，例如通姦、偷盜和謀殺等行為。同樣，美德作為一種與過度和不足相對立的極端，本身也不存在過度和不足的問題，例如“勇敢”本身並不存在過度的勇敢或不足的勇敢。因此亞里士多德強凋，既沒有一種過度和不足的中庸，也沒有一種中庸的過度和不足。

亞里士多德的“中庸”學說也表現在他的政治學思想中，面對著動亂頻仍、危機四伏的希臘城邦制度，亞里士多德既反對少數寡頭的專制制度，也反對平民掌權的民主政治。他認為貧富懸殊和強弱對立是導致各種政變和暴亂的根本原因，因此一個理想的城邦社會應該由那些既不十分富有、也不十分貧窮的中產階級來當政。這些人由於財產適度，所以“最容易遵循合理的原則”，從而在貧富兩個敵對階級中有效地發揮“仲裁者”的作用，保證國家的安定與繁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