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唐四傑”指王勃、楊炯、盧照鄰、駱賓王四位初唐詩人，他們官小而才大、名高而位卑，心中充滿了博取功名的幻想和激情，鬱積著不甘居人下的雄傑之氣。他們以才子齊名出現於文壇，提倡剛健骨氣，被稱為“初唐四傑”。　　他們共同反對上官體的纖微雕刻、綺錯婉媚，提倡剛健骨氣，成為初唐詩歌準備時期的一股新生力量。而四個人的創作個性又有所不同，其中，盧照鄰、駱賓王長於歌行，王勃、楊炯長於律濤。“四傑”作詩，重視抒發一己情懷，作不平之鳴。在詩中開始出現了一種壯大的氣勢和慷慨悲涼的感人力量，在古體和歌行中表現得尤為充分。　　“初唐四傑”對唐詩的貢獻主要表現在：　　一、題材、內容的大。他們把描寫場景和題材由宮廷轉為走向市井，如盧照鄰的《長安古意》；從臺閣移到了江山和寒漠，如楊炯《從軍行》。並且詩中出現了一種壯大的格調氣勢，一種慷慨悲涼的感人力量，特別是盧、駱的七言歌行，氣勢宏大，視野開闊，寫得跌宕流暢，神采飛揚，較早地開啟了新的詩風。有的詩篇有一種昂揚的抱負和氣概，這主要反映在他們羈旅送別之作和邊塞詩中，如王勃《送杜少府之任蜀川》。　　二、對詩的格律形式作了有益探索。首先，五言八句的律詩開始初步定型，尤其是王勃、楊炯的五律，追求對偶的整齊和聲律的協調，感情相對穩定，具有一種自負的雄傑之氣和慷慨情懷。楊炯的五言律已完全符合近體的粘式律，對五言律的定型起了重要作用。其次，古體和歌行體特別是盧照鄰和駱賓王的七言歌行已趨向完備化，氣勢宏大，視野開闊，有剛健之氣。如盧照鄰的《行路難》、駱賓王的《帝京篇》。　　當然，“四傑”詩風亦屬“當時體”，並沒有完全擺脫當時流行的宮廷詩風的影響，但聲律風骨兼備的唐詩是從他們開始形成的。

初唐詩壇，出現了四個才華橫溢的青年詩人——一王勃、楊炯、盧照鄰、駱賓王，他們以文章齊名天下，人們稱之為“四傑”，而被推為“四傑之冠

初唐四傑，在中國文學史上是一個非常著名的集團。作為一個集團，他們反對六朝以來頹廢綺麗的風氣，提出一些革新意見，開始把詩文從宮廷引向市井，從臺閣移到江山和邊塞，題材擴大了，風格也較清新剛健，對於革除齊梁餘風、開創唐詩新氣象，起了重要的作用。講中國文學史，尤其是唐代文學史，沒有不講到王楊盧駱的。初唐四傑指的是王勃、駱賓王、楊炯、盧照鄰這四個人，

他們都是初唐中後期很有才華的詩文作家，四人才名早享，在青少年時代就獲得“四傑”的美譽。

在唐詩史上，他們是勇於改革齊梁浮豔詩風的先驅。唐太宗喜歡宮體詩，寫的詩也多為風花雪月之作，有很明顯的齊梁宮體詩的痕跡。大臣上官儀也秉承陳隋的遺風，其作風靡一時，士大夫們爭相效法，世號“上官體”。

在齊梁的形式主義詩風仍在詩壇佔有統治地位的時候，“四傑”挺身而出，王勃首先起來反對初唐詩壇出現的這種不正之風，接著其餘三人也都起來響應，一起投入了反對“上官體”的創作活動之中。

他們力圖衝破齊梁遺風和“上官體”的牢籠，把詩歌從狹隘的宮廷轉到了廣大的市井，從狹窄的臺閣移向了廣闊的江山和邊塞，開拓了詩歌的題材，豐富了詩歌的內容，賦予了詩歌新的生命力，提高了當時詩歌的思想意義，展現了帶有新氣息詩風，推動初唐詩歌向著健康的道路發展。四傑對唐詩發展所作出的貢獻大致說來主要表現在以下兩個方面：

首先，表現在作品題材與內容上，其中包括有詠史詩和詠物詩，還有山水詩，像王勃的《騰王閣》；或為抒發登臨送別的感慨的，如王勃的《送杜少府之任蜀川》，是千古傳誦的名篇；以及駱賓王的《於易水送人》。有歌唱徵人赴邊遠戍的，描寫征夫思婦的，與表達對不幸婦女的同情的。四人均才高而位卑，使他們比較接近社會現實，所以常用詩歌對某些社會現象加以揭露。

四傑用自己的創作實踐來改變齊梁時遺下的不正詩風，取得了一定的成績。

其次，初唐四傑為五言律詩奠定了基礎，並且使七言古詩發展成熟。五言律在“四傑”之前已有出現，唐初詩人王績（王勃系王績侄孫）曾作過一些努力，但作品不多。到了“四傑”的時候，五律這一形式才得到充分的發揮，並在他們的作品中被逐漸的固定下來。“四傑”以多數量、高質量的詩篇為稍後於他們的沈佺期、宋之問的律詩打下了良好的基礎。

五言古詩在三國時期以後盛極一時，而七言古詩卻是到了唐代才興盛起來，四傑（楊炯無七言詩）又以大量的傑作把七言古詩推向了成熟階段。所以初唐四傑在發展詩歌形式上的成就，是值得充分肯定的。而四人之中又各有偏重，王、楊以五律見長，盧、駱擅長七古。他們在文學史上起到了承前啟後、繼往開來的作用。偉大的現實主義詩人杜甫就對“四傑”十分敬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