語言是一種標籤化的手段，主要是體驗和傳達命名性資訊。當然語言也企圖界定和傳達那些特殊具體的東西，但卻常常由於其最終的理論目標而宣告失敗，比如可以參見詹姆斯·喬伊斯的著作或者關於詩歌理論的各種討論。詩歌旨在傳達、或者至少是表達一種大多數人“無法說出”的特殊體驗，它要把那些本質上無名的情感體驗用語言表達出來，它企圖用那些起著組織安排作用的標籤來描繪一種新鮮的和獨一無二的體驗，而那些標籤本身卻既不是新鮮的，也不是獨一無二的。在這一無可奈何的情況下，一個詩人所能做的一切就是用這些詞語來造成一系列類似關係、比喻或新的詞型。透過這些手段，雖然他還是不能描述出一種體驗本身，但他卻希望藉此在讀者身上觸發起類似的體驗。他有時居然能成功，這不能不說是一種奇蹟。如果他想把各種詞彙變成獨一無二的話，那麼交流傳達就會受到損害，例如在詹姆斯·喬伊斯的作品中以及在各種非表現藝術中就是如此。V·林肯在1946年9月28日出版的《紐約人》雜誌上曾登載過一個異乎尋常的故事。這個故事的前言就成功地表達了上面這些觀點。這篇前言如下：“為什麼我們從來沒有作好準備？為什麼我們朋友的所有書和所有充滿智慧的思想歸根到到底都並未向我們提供任何有價值的東西呢？關於人臨死前的情景、關於年青戀人的故事、關於丈夫不忠的故事、關於雄心勃勃的人成功或失敗的故事，我們讀得何其多也!在我們身上發生的一切事情都無一沒有反覆發生過，沒有任何東西我們沒有詳盡、仔細地讀過上千遍，並且還精確地作過記錄。我們還沒有充分地開始生活，就被那些關於人心的故事淹沒了，人們不厭其煩、無所不用其極地向我們灌輸這些故事。但是當某一具體事件發生的時候，我們卻發現它一點也不像這些人描繪的那樣。這一事件是陌生的，而且是異常地陌生、異常地新奇。面對著這一事件我們束手無策，我們才意識到，別人向我們說的話實際上什麼也沒有告訴我們。”不過，我們還是不相信，個人生活在本質上是不可傳達的。我們在度過某一時刻之後就被驅使著要把它傳達出來，把那些在意圖上是誠實的而在最終效果上是虛假的話說出來。因此，語言在處理某一事物時最多就是賦予它一個名稱，但名稱畢竟不能描述或傳達出這一事物，不過是給它貼上一個標籤罷了。一個人要認識特殊事物就必須充分地體驗它，而且必須親身體驗它，除此之外，別無他法，即使是給經驗命名，也只會給它罩上一層螢幕，使人不能進一步對它進行直接評價。例如，有一天，一位教授與他的藝術家妻子漫步在一條小道上。當他看見一朵可愛的花時，他就問他的妻子這朵花的名稱是什麼，誰知剛一出口，就遭到他妻子的一頓斥責：“知道這朵花的名稱對你有什麼好處呢？你一旦知道了它的名稱就別無所求了，就不會再去欣賞這朵花了。”我們常有的一種傾向，即根據我們給各種個體和情景所標的名稱來對這些個體和情景進行評價。這種說法表明了這樣一個事實，即我們對某物進行歸類的方式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我們對它進行反應的方式。我們主要是透過命名來對事物進行分類的。當我們給某物命名之後，我們就傾向於根據這一名稱來評價它或對它作出反應。處在我們這樣的文化中，我們學會了對那些名稱、標籤或字詞進行獨立的評價，完全不顧及這些名稱、標籤或字詞對之能夠適用的那些現實情況。像空中小姐和火車站的挑夫這兩類侍者，做的都是傭人的雜役，但請考慮一下這兩類人在社會地位和自尊方面的差異吧。語言有時可以看作是橫梗在現實與人之間的一道障礙，因此它會將經驗強行塞入標題中。一句話，語言在給我們帶來好處的同時，也使我們付出了高昂的代價。因此，雖然我們都不可避免要使用語言，但在使用語言的時候我們卻必須時刻意識到它的缺點，力求避開這些缺點。我們提出的一個建議就是，科學家應該學著尊敬詩人，至少是那些大詩人。科學家通常都認為他們自己的語言是精確的，而所有其他語言則都是不精確的。但是詩人的語言如果說不是更精確一些的話，起碼也是更真實一些，雖然看上去不是這樣。有時候這種語言甚至比科學家的語言還更精確一些。例如，一個人如果有足夠的才能的話，他就能夠在很短的篇幅內說出一個從事理論研究的教授需要10頁紙的篇幅才能說出的東西。即使語言對人的理論思維很有好處，它也仍然有各種顯而易見、不可忽視的缺點。如果人們完全放棄了語言所能勉強達到的那一點特殊性，而只是一味地使用各種令人生厭的老套、平凡、陳腐的話語、箴言、標語、口號和形容詞的話，那麼情況可能更糟糕。如果是這樣的話，語言就徹底變成了一種消除思想的手段，就會使人感覺遲鈍，阻礙人的精神的發展，把人弄成一無是處的廢物。這樣，語言的功用實際上與其說是傳達思想，不如說是蒙弊思想。語言的另外一個特徵也容易製造混亂，那就是，語言中至少有些特殊詞彙超越了時空範疇。“英格蘭”一詞逾經千年而未見任何發展、變化、開拓和衰老，但它所指示的那個民族卻早就今非昔比了。但是無奈我們手中掌握的都是這樣的詞彙，因而只能用它們去描述處於時空變化中的事件。如果我們說，永遠都有一個英格蘭，人們會怎樣理解？正如約翰遜所說：“在現實的手指之間，但見筆走如飛，從無片刻停歇，非區區口舌所能企及。以流動性而言，語言結構遠遜於現實結構。正如晴空中陡然響起一聲霹靂，轉瞬之間卻又化為烏有，我們所高談闊論的現實也早就消失得無影無蹤了。”
語言是一種標籤化的手段，主要是體驗和傳達命名性資訊。當然語言也企圖界定和傳達那些特殊具體的東西，但卻常常由於其最終的理論目標而宣告失敗，比如可以參見詹姆斯·喬伊斯的著作或者關於詩歌理論的各種討論。詩歌旨在傳達、或者至少是表達一種大多數人“無法說出”的特殊體驗，它要把那些本質上無名的情感體驗用語言表達出來，它企圖用那些起著組織安排作用的標籤來描繪一種新鮮的和獨一無二的體驗，而那些標籤本身卻既不是新鮮的，也不是獨一無二的。在這一無可奈何的情況下，一個詩人所能做的一切就是用這些詞語來造成一系列類似關係、比喻或新的詞型。透過這些手段，雖然他還是不能描述出一種體驗本身，但他卻希望藉此在讀者身上觸發起類似的體驗。他有時居然能成功，這不能不說是一種奇蹟。如果他想把各種詞彙變成獨一無二的話，那麼交流傳達就會受到損害，例如在詹姆斯·喬伊斯的作品中以及在各種非表現藝術中就是如此。V·林肯在1946年9月28日出版的《紐約人》雜誌上曾登載過一個異乎尋常的故事。這個故事的前言就成功地表達了上面這些觀點。這篇前言如下：“為什麼我們從來沒有作好準備？為什麼我們朋友的所有書和所有充滿智慧的思想歸根到到底都並未向我們提供任何有價值的東西呢？關於人臨死前的情景、關於年青戀人的故事、關於丈夫不忠的故事、關於雄心勃勃的人成功或失敗的故事，我們讀得何其多也!在我們身上發生的一切事情都無一沒有反覆發生過，沒有任何東西我們沒有詳盡、仔細地讀過上千遍，並且還精確地作過記錄。我們還沒有充分地開始生活，就被那些關於人心的故事淹沒了，人們不厭其煩、無所不用其極地向我們灌輸這些故事。但是當某一具體事件發生的時候，我們卻發現它一點也不像這些人描繪的那樣。這一事件是陌生的，而且是異常地陌生、異常地新奇。面對著這一事件我們束手無策，我們才意識到，別人向我們說的話實際上什麼也沒有告訴我們。”不過，我們還是不相信，個人生活在本質上是不可傳達的。我們在度過某一時刻之後就被驅使著要把它傳達出來，把那些在意圖上是誠實的而在最終效果上是虛假的話說出來。因此，語言在處理某一事物時最多就是賦予它一個名稱，但名稱畢竟不能描述或傳達出這一事物，不過是給它貼上一個標籤罷了。一個人要認識特殊事物就必須充分地體驗它，而且必須親身體驗它，除此之外，別無他法，即使是給經驗命名，也只會給它罩上一層螢幕，使人不能進一步對它進行直接評價。例如，有一天，一位教授與他的藝術家妻子漫步在一條小道上。當他看見一朵可愛的花時，他就問他的妻子這朵花的名稱是什麼，誰知剛一出口，就遭到他妻子的一頓斥責：“知道這朵花的名稱對你有什麼好處呢？你一旦知道了它的名稱就別無所求了，就不會再去欣賞這朵花了。”我們常有的一種傾向，即根據我們給各種個體和情景所標的名稱來對這些個體和情景進行評價。這種說法表明了這樣一個事實，即我們對某物進行歸類的方式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我們對它進行反應的方式。我們主要是透過命名來對事物進行分類的。當我們給某物命名之後，我們就傾向於根據這一名稱來評價它或對它作出反應。處在我們這樣的文化中，我們學會了對那些名稱、標籤或字詞進行獨立的評價，完全不顧及這些名稱、標籤或字詞對之能夠適用的那些現實情況。像空中小姐和火車站的挑夫這兩類侍者，做的都是傭人的雜役，但請考慮一下這兩類人在社會地位和自尊方面的差異吧。語言有時可以看作是橫梗在現實與人之間的一道障礙，因此它會將經驗強行塞入標題中。一句話，語言在給我們帶來好處的同時，也使我們付出了高昂的代價。因此，雖然我們都不可避免要使用語言，但在使用語言的時候我們卻必須時刻意識到它的缺點，力求避開這些缺點。我們提出的一個建議就是，科學家應該學著尊敬詩人，至少是那些大詩人。科學家通常都認為他們自己的語言是精確的，而所有其他語言則都是不精確的。但是詩人的語言如果說不是更精確一些的話，起碼也是更真實一些，雖然看上去不是這樣。有時候這種語言甚至比科學家的語言還更精確一些。例如，一個人如果有足夠的才能的話，他就能夠在很短的篇幅內說出一個從事理論研究的教授需要10頁紙的篇幅才能說出的東西。即使語言對人的理論思維很有好處，它也仍然有各種顯而易見、不可忽視的缺點。如果人們完全放棄了語言所能勉強達到的那一點特殊性，而只是一味地使用各種令人生厭的老套、平凡、陳腐的話語、箴言、標語、口號和形容詞的話，那麼情況可能更糟糕。如果是這樣的話，語言就徹底變成了一種消除思想的手段，就會使人感覺遲鈍，阻礙人的精神的發展，把人弄成一無是處的廢物。這樣，語言的功用實際上與其說是傳達思想，不如說是蒙弊思想。語言的另外一個特徵也容易製造混亂，那就是，語言中至少有些特殊詞彙超越了時空範疇。“英格蘭”一詞逾經千年而未見任何發展、變化、開拓和衰老，但它所指示的那個民族卻早就今非昔比了。但是無奈我們手中掌握的都是這樣的詞彙，因而只能用它們去描述處於時空變化中的事件。如果我們說，永遠都有一個英格蘭，人們會怎樣理解？正如約翰遜所說：“在現實的手指之間，但見筆走如飛，從無片刻停歇，非區區口舌所能企及。以流動性而言，語言結構遠遜於現實結構。正如晴空中陡然響起一聲霹靂，轉瞬之間卻又化為烏有，我們所高談闊論的現實也早就消失得無影無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