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的《長恨歌》和《琵琶行》可謂他詩歌創作中的“絕代雙驕”，以至於他的粉絲大唐天子唐宣宗在他死後寫的悼詩中讚道：“童子解吟《長恨》曲，胡兒能唱《琵琶》篇。”
關於《長恨歌》，歷來對它的主題眾說紛紜：一曰歌頌愛情；一曰諷喻政治，三曰兩者兼有。如果僅就文字來說，三者說法都能自圓其說，而且都可以說的頭頭是道，但我認為這首詩最初的出發點就是讚美愛情，借唐明皇和楊貴妃的愛情悲劇，歌頌了人世間愛情至上的情感追求，並無微言大義，“量子糾纏”式的過度解讀以至於上升到政治諷喻的高度無異於緣木求魚而與詩人的寫作初衷南轅北轍。
歌行作為中國古代詩歌的一種獨特的文體，兩者之間的異同古人早有論及，比如宋代姜夔 《白石詩話》：“體如行書曰行，放情曰歌，兼之曰歌行。”明代文學家徐師曾在《詩體明辨》中更進一步論述道：“放情長言，雜而無方者曰歌；步驟馳騁，疏而不滯者曰行；兼之者曰歌行。”也就是說，歌這種詩歌文體最重要的表達指向是對情感的感悟和緬懷，香豔之詞和綺麗之曲居多，直接用這種文體表達諷喻的憤怒情緒的幾乎沒有，它所表達的情感價值取向往往是個體性的頌揚、哀婉、纏綿等“一家之言”，而並非是那種拷問道德追求正義的代聖人言的對春秋大義的佈道和教導。
白居易是一位有著鮮明的文學主張的文人，他提出的“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的理念影響了許多人。作為新樂府運動的主要倡導者，他主張詩歌就要寫的通俗易懂，不故作高深搞得曲高和寡。看看他寫的諷喻詩，都是直截了當的有啥說啥一點也不玩花活，根本不屑於借古喻今指桑罵槐那一套高難度動作，比如他寫的最著名的《秦婦吟》十首、《賣炭翁》等諷喻詩，哪一首不都是單刀直入一針見血的直抒胸臆，那叫一個大寫的痛快，其乾脆利落風風火火的風格表現的淋漓盡致。而反觀這首迴環反覆重巒疊嶂的《長恨歌》，和他的諷喻詩根本就不在同一個頻道上。
這首詩的來源與其說來源於真實歷史事件，不如說來源於民間演義傳說。對歷史細節的無意的架空和疏離，似乎是在洗白李隆基，是的，沒有對這份“父奪子妻”亂倫嫌疑感情的鄙夷，也沒有涉及到對安祿山對乾孃楊貴妃調戲的橋段，對“安史之亂”也只是粗粗地用“漁陽鼙鼓動地來，驚破霓裳羽衣曲”一筆帶過，更多著墨之處在於對楊貴妃盛世美顏的描繪和唐明皇與楊貴妃之間你儂我儂感情的渲染，“上窮碧落下黃泉”的追思以至於透過“臨邛道士鴻都客”去續寫“人鬼情未了”傳奇。民間也有楊貴妃並未死亡而是輾轉重生在蓬萊仙山的傳說，以至於後世有《長生殿》這一劇目，更是演繹出有情人最終天長地久的皆大歡喜的結局。“真作假時假亦真，假作真時真亦假”，真真假假的虛實之間寄託了民間對美好愛情的一廂情願式的追求和嚮往，而《長恨歌》正是基於這種基調上而敷演出的一種浪漫主義愛情頌歌，正如結尾所寫的那樣：“但教心似金鈿堅，天上人間會相見。臨別殷勤重寄詞，詞中有誓兩心知。七月七日長生殿，夜半無人私語時。在天願作比翼鳥，在地願為連理枝。天長地久有時盡，此恨綿綿無絕期”。
唐明皇和楊貴妃的風流韻事，在唐朝黎民百姓眼裡，也許根本就不叫個醜事兒，每提及此，往往也許會帶著一種豔羨神情津津樂道並私下裡“心嚮往之”，回到文首，當時白居易寫的要是一首政治諷喻詩的話，唐宣宗該不會在他弔唁白居易的詩作中大張旗鼓的宣揚讚頌吧。
任何一部偉大的作品都有它的宿命，一旦寫出來人們往往對它的解讀就不會原原本本忠實於作家本身意願，而且隨著歷史的演變，在“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的眾聲喧譁的輿論場中，各種各樣的“我注六經”現象古今中外屢見不鮮，這也是一部偉大作品具有經久不衰生命力的原因之所在。
白居易的《長恨歌》和《琵琶行》可謂他詩歌創作中的“絕代雙驕”，以至於他的粉絲大唐天子唐宣宗在他死後寫的悼詩中讚道：“童子解吟《長恨》曲，胡兒能唱《琵琶》篇。”
關於《長恨歌》，歷來對它的主題眾說紛紜：一曰歌頌愛情；一曰諷喻政治，三曰兩者兼有。如果僅就文字來說，三者說法都能自圓其說，而且都可以說的頭頭是道，但我認為這首詩最初的出發點就是讚美愛情，借唐明皇和楊貴妃的愛情悲劇，歌頌了人世間愛情至上的情感追求，並無微言大義，“量子糾纏”式的過度解讀以至於上升到政治諷喻的高度無異於緣木求魚而與詩人的寫作初衷南轅北轍。
歌行作為中國古代詩歌的一種獨特的文體，兩者之間的異同古人早有論及，比如宋代姜夔 《白石詩話》：“體如行書曰行，放情曰歌，兼之曰歌行。”明代文學家徐師曾在《詩體明辨》中更進一步論述道：“放情長言，雜而無方者曰歌；步驟馳騁，疏而不滯者曰行；兼之者曰歌行。”也就是說，歌這種詩歌文體最重要的表達指向是對情感的感悟和緬懷，香豔之詞和綺麗之曲居多，直接用這種文體表達諷喻的憤怒情緒的幾乎沒有，它所表達的情感價值取向往往是個體性的頌揚、哀婉、纏綿等“一家之言”，而並非是那種拷問道德追求正義的代聖人言的對春秋大義的佈道和教導。
白居易是一位有著鮮明的文學主張的文人，他提出的“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的理念影響了許多人。作為新樂府運動的主要倡導者，他主張詩歌就要寫的通俗易懂，不故作高深搞得曲高和寡。看看他寫的諷喻詩，都是直截了當的有啥說啥一點也不玩花活，根本不屑於借古喻今指桑罵槐那一套高難度動作，比如他寫的最著名的《秦婦吟》十首、《賣炭翁》等諷喻詩，哪一首不都是單刀直入一針見血的直抒胸臆，那叫一個大寫的痛快，其乾脆利落風風火火的風格表現的淋漓盡致。而反觀這首迴環反覆重巒疊嶂的《長恨歌》，和他的諷喻詩根本就不在同一個頻道上。
這首詩的來源與其說來源於真實歷史事件，不如說來源於民間演義傳說。對歷史細節的無意的架空和疏離，似乎是在洗白李隆基，是的，沒有對這份“父奪子妻”亂倫嫌疑感情的鄙夷，也沒有涉及到對安祿山對乾孃楊貴妃調戲的橋段，對“安史之亂”也只是粗粗地用“漁陽鼙鼓動地來，驚破霓裳羽衣曲”一筆帶過，更多著墨之處在於對楊貴妃盛世美顏的描繪和唐明皇與楊貴妃之間你儂我儂感情的渲染，“上窮碧落下黃泉”的追思以至於透過“臨邛道士鴻都客”去續寫“人鬼情未了”傳奇。民間也有楊貴妃並未死亡而是輾轉重生在蓬萊仙山的傳說，以至於後世有《長生殿》這一劇目，更是演繹出有情人最終天長地久的皆大歡喜的結局。“真作假時假亦真，假作真時真亦假”，真真假假的虛實之間寄託了民間對美好愛情的一廂情願式的追求和嚮往，而《長恨歌》正是基於這種基調上而敷演出的一種浪漫主義愛情頌歌，正如結尾所寫的那樣：“但教心似金鈿堅，天上人間會相見。臨別殷勤重寄詞，詞中有誓兩心知。七月七日長生殿，夜半無人私語時。在天願作比翼鳥，在地願為連理枝。天長地久有時盡，此恨綿綿無絕期”。
唐明皇和楊貴妃的風流韻事，在唐朝黎民百姓眼裡，也許根本就不叫個醜事兒，每提及此，往往也許會帶著一種豔羨神情津津樂道並私下裡“心嚮往之”，回到文首，當時白居易寫的要是一首政治諷喻詩的話，唐宣宗該不會在他弔唁白居易的詩作中大張旗鼓的宣揚讚頌吧。
任何一部偉大的作品都有它的宿命，一旦寫出來人們往往對它的解讀就不會原原本本忠實於作家本身意願，而且隨著歷史的演變，在“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的眾聲喧譁的輿論場中，各種各樣的“我注六經”現象古今中外屢見不鮮，這也是一部偉大作品具有經久不衰生命力的原因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