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馬遷，生於漢景帝、漢武帝年間，前145年或前135年生於家鄉龍門（今山西河津），司馬談是太史令，所以司馬遷在十歲時已能閱讀誦習古文《尚書》、《左傳》、《國語》等書。司馬遷早年受學於孔安國、董仲舒等大儒，並暢遊各地，採集傳聞。十九歲時，他從長安出發，足跡遍及江淮和中原地區，並對所到之處的風俗進行考察，採集傳說。早期遷仕為郎中，奉使西征巴蜀以南，略邛、莋、昆明，還報命。”二十五歲時，以使者監軍的身份，出使西南夷，擔負起在西南設郡的任務。足跡遍及“邛、莋、昆明”等地。漢武帝元封元年（前110年）司馬談去世，三年之後，司馬遷承襲父職，任太史令，同時也繼承父親遺志（司馬談臨終曾對司馬遷說：“餘死，汝必為太史；為太史，無忘吾所欲論著矣。”），準備撰寫一部通史。漢武帝太初元年（前104年），司馬遷與唐都、落下閎等共同定立了“太初曆”，該曆法改變了秦代使用的顓頊歷以十月為歲首的習慣，而改以正月為歲首。從而奠定了其後兩千年來所尊奉的歷法基礎。之後司馬遷便潛心修史，開始了《史記》的寫作。
早在司馬遷撰寫《史記》時，漢武帝翻閱《孝景本紀第十一》和《今上本紀第十二》後，認為司馬遷的敘述有意貶損自己，不禁勃然大怒，命人削去了書簡上的字，並把這些書簡扔掉了，可見當時漢武帝對司馬遷已經甚為不滿。
漢武帝天漢二年（公元前99年），名將“飛將軍”李廣的孫子李陵主動請纓出擊匈奴，兵敗被俘，漢武帝震怒。滿朝文武都認為李陵叛降，全家當誅。而在這時，身為太史令的司馬遷卻為李陵辯護。他認為李陵兵敗投降是因為“矢盡道窮，救兵不至”，而且李陵是希望“欲得其當而報漢”。李陵雖然兵敗，但是他以少勝多，以弱勝強，“其所摧敗，功亦足以暴於天下”。司馬遷這番表述卻沒有得到漢武帝的理解，漢武帝認為他是藉李陵之功，詆譭這場戰爭的主帥李廣利（此人為漢武帝寵姬李夫人的哥哥），進而批評自己用人不當，造成軍事失利，再加上司馬遷在撰寫史記時，內容有意貶損漢武帝的心結，在大怒下將司馬遷投入牢獄，以“誣罔”（欺騙皇帝）的罪名判處死刑。當時的死刑有兩種方式可以充抵，第一種是“令死罪入贖錢五十萬減死一等”。另一種是按照漢景帝時期所頒佈的法律“死罪欲腐者，許之”，處以腐刑（閹割）。由於沒有足夠的金錢可以贖身，司馬遷只得接受腐刑。對此他曾表示過“禍莫憯於欲利，悲莫痛於傷心，行莫醜於辱先，而詬莫大於宮刑。刑餘之人無所比數非一世也”。
歷史名人對其評價：
朱子《語類》〈歷代一〉言道：“司馬遷才高，識亦高，但粗率。”
曾國藩〈聖哲畫像記〉說：“太史公稱莊子之書皆寓言，吾觀子長所為《史記》，寓言亦居十之六七。班氏閎識孤懷，不逮子長遠甚”。
魯迅在《漢文學史綱要》裡稱讚《史記》是“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
鄭樵評價《史記》稱：“六經之後，唯有此作”。
趙翼《廿二史札記》說：“司馬遷參酌古今，發凡起例，創為全史，本紀以序帝王， 世家以記侯國，十表以系時事，八書以詳制度，列傳以志人物，然後一代君臣政事賢否得失，總彙於一編之中。自此例一定，歷代作史者遂不能出其範圍，信史家之極則也。”
黃震（宋）在《史記評林》中則認為：“凡看衛霍傳，須合李廣看。衛霍深入二千里，聲振華夷，今看其傳，不值一錢。李廣每戰輒北，困躓終身，今看其傳，英風如在。史氏抑揚予奪之妙，豈常手可望哉？”
司馬遷，生於漢景帝、漢武帝年間，前145年或前135年生於家鄉龍門（今山西河津），司馬談是太史令，所以司馬遷在十歲時已能閱讀誦習古文《尚書》、《左傳》、《國語》等書。司馬遷早年受學於孔安國、董仲舒等大儒，並暢遊各地，採集傳聞。十九歲時，他從長安出發，足跡遍及江淮和中原地區，並對所到之處的風俗進行考察，採集傳說。早期遷仕為郎中，奉使西征巴蜀以南，略邛、莋、昆明，還報命。”二十五歲時，以使者監軍的身份，出使西南夷，擔負起在西南設郡的任務。足跡遍及“邛、莋、昆明”等地。漢武帝元封元年（前110年）司馬談去世，三年之後，司馬遷承襲父職，任太史令，同時也繼承父親遺志（司馬談臨終曾對司馬遷說：“餘死，汝必為太史；為太史，無忘吾所欲論著矣。”），準備撰寫一部通史。漢武帝太初元年（前104年），司馬遷與唐都、落下閎等共同定立了“太初曆”，該曆法改變了秦代使用的顓頊歷以十月為歲首的習慣，而改以正月為歲首。從而奠定了其後兩千年來所尊奉的歷法基礎。之後司馬遷便潛心修史，開始了《史記》的寫作。
早在司馬遷撰寫《史記》時，漢武帝翻閱《孝景本紀第十一》和《今上本紀第十二》後，認為司馬遷的敘述有意貶損自己，不禁勃然大怒，命人削去了書簡上的字，並把這些書簡扔掉了，可見當時漢武帝對司馬遷已經甚為不滿。
漢武帝天漢二年（公元前99年），名將“飛將軍”李廣的孫子李陵主動請纓出擊匈奴，兵敗被俘，漢武帝震怒。滿朝文武都認為李陵叛降，全家當誅。而在這時，身為太史令的司馬遷卻為李陵辯護。他認為李陵兵敗投降是因為“矢盡道窮，救兵不至”，而且李陵是希望“欲得其當而報漢”。李陵雖然兵敗，但是他以少勝多，以弱勝強，“其所摧敗，功亦足以暴於天下”。司馬遷這番表述卻沒有得到漢武帝的理解，漢武帝認為他是藉李陵之功，詆譭這場戰爭的主帥李廣利（此人為漢武帝寵姬李夫人的哥哥），進而批評自己用人不當，造成軍事失利，再加上司馬遷在撰寫史記時，內容有意貶損漢武帝的心結，在大怒下將司馬遷投入牢獄，以“誣罔”（欺騙皇帝）的罪名判處死刑。當時的死刑有兩種方式可以充抵，第一種是“令死罪入贖錢五十萬減死一等”。另一種是按照漢景帝時期所頒佈的法律“死罪欲腐者，許之”，處以腐刑（閹割）。由於沒有足夠的金錢可以贖身，司馬遷只得接受腐刑。對此他曾表示過“禍莫憯於欲利，悲莫痛於傷心，行莫醜於辱先，而詬莫大於宮刑。刑餘之人無所比數非一世也”。
歷史名人對其評價：
朱子《語類》〈歷代一〉言道：“司馬遷才高，識亦高，但粗率。”
曾國藩〈聖哲畫像記〉說：“太史公稱莊子之書皆寓言，吾觀子長所為《史記》，寓言亦居十之六七。班氏閎識孤懷，不逮子長遠甚”。
魯迅在《漢文學史綱要》裡稱讚《史記》是“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
鄭樵評價《史記》稱：“六經之後，唯有此作”。
趙翼《廿二史札記》說：“司馬遷參酌古今，發凡起例，創為全史，本紀以序帝王， 世家以記侯國，十表以系時事，八書以詳制度，列傳以志人物，然後一代君臣政事賢否得失，總彙於一編之中。自此例一定，歷代作史者遂不能出其範圍，信史家之極則也。”
黃震（宋）在《史記評林》中則認為：“凡看衛霍傳，須合李廣看。衛霍深入二千里，聲振華夷，今看其傳，不值一錢。李廣每戰輒北，困躓終身，今看其傳，英風如在。史氏抑揚予奪之妙，豈常手可望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