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元代，社會秩序失範，官吏貪墨，階級衝突和民族矛盾激化，導致冤獄重重，悲憤屢屢發生。《竇娥冤》戲劇情境的形成，與此有著密切關係。像張驢兒這類無惡不作、橫行鄉里的社會渣滓，其無法無天的罪惡圖謀，竟然有官吏為之撐腰，衙門成了罪犯逍遙法外的場所。世事的荒謬乖錯，可見一斑。在這裡，《竇娥冤》情節發展的偶然性，反映出社會生活的必然性，具有深刻的典型意義。 竇娥是一位具有悲劇性格的人物。她的性格是孝順與抗爭的對立統一。她的悲劇，是張驢兒的橫蠻行徑與官府的顛倒黑白所造成的；她的悲劇性格，則是在與張驢兒等惡勢力的鬥爭中呈現出來的。 竇娥本來不想和現實生活作對，可是黑暗的現實卻逼得她爆發出反抗的火花。人間的不公，更使她懷疑天理的存在。她被劊子手捆綁得不能動彈，滿腔的怒火和怨氣，噴薄而出，她罵天罵地：“地也，你不分好歹何為地？天也，你錯勘賢愚枉做天！”並且發出三樁奇異的誓願：血飛白練、六月降雪、亢旱三年；她宣告：“不是我竇娥罰下這等無頭願，委實的冤情不淺；若沒些兒靈聖與世人傳，也不見得湛湛青天。”(第三折〔耍孩兒〕)她要蒼天證實她的清白無辜，她要借異常的事象向人間發出強有力的警示。關漢卿寫竇娥發誓後，浮雲蔽日，陰風怒號，白雪紛飛，這一片濃重的悲劇氣氛，把竇娥含冤負屈悲憤莫名的情緒推到極限。很明顯，透過這驚天動地的描寫，關漢卿希望喚醒世人的良知，激發世人對不平世道的憤慨，催促世人為爭取公平合理的社會而抗爭。因此，《竇娥冤》所表現的反抗性，是時代的最強音。 劇本的第四折寫竇娥的三樁誓願相斷應驗。耐人尋味的是，竇娥的冤案，最終卻是由她的已任“兩淮提刑肅政廉訪使”的父親出來平反。竇天章當然不屬貪官墨吏，可是，竇娥的冤魂一而再、再而三地在他書案前“弄燈”、“翻文卷”，好不容易才引起了他的注意。這一細節表明，即便是奉命“隨處審囚刷卷，體察濫官汙吏”的竇天章，要不是竇娥鬼魂的再三警示，他也會糊里糊塗地將一份冤獄案卷，“壓在底下”，不予追究。最後，冤獄總算平反了，但起關鍵作用的是審判者與被審判者的特殊關係。換言之，竇娥得還清白，靠的是父親手中的權力。這樣的處理，固然反映出關漢卿崇尚權力的思想侷限；但也體現出他讓受害者親屬懲治惡人報仇雪恨的強烈願望，同時，在一定程度上寄寓著對元代吏治沉重的疑慮。因此，《竇娥冤》的結局，是有著比較複雜而深刻的涵義的。 《竇娥冤》的故事框架，與漢代以來一直流傳民間的“東海孝婦”故事頗為相似，但劇本反映的時代生活與人物遭遇，卻以元代冤獄繁多的社會現實為依據。至於關漢卿的其他悲劇作品，也和《竇娥冤》一樣，取材於前代的故事傳說，而在飄蕩著的歷史煙塵中，融匯了劇作家對當代現實與人生的痛切感受，均具批判社會的價值和震撼人心的力度。 在揭露人間罪惡的同時，高揚正義的旗幟是關漢卿悲劇作品共同的主旨。在他的筆下，悲劇主人公大多具有頑強、堅定的意志，敢於與邪惡勢力作不妥協的較量，在較量中充分顯示出善良的人們捍衛世間正義的壯烈情懷與崇高精神。顯而易見，在關漢卿的悲劇創作中，總是貫串著這樣的脈絡：情緒從悲憤走向悲壯，劇情亦從惡勢力的暫時得逞，轉為人間正義的最終勝利。由於關漢卿嚮往法正民安的社會環境，因此，其悲劇作品的末尾，往往出現執法嚴明的“清官”。這固然是善惡各得其報觀念的體現。但最令人難忘的，依然是他戰勝邪惡勢力的信念，是悲劇主人公敢於抗爭的剛烈品性。可以說，關漢卿是元代最善於以抗爭激情感染大眾的戲劇家。
在元代，社會秩序失範，官吏貪墨，階級衝突和民族矛盾激化，導致冤獄重重，悲憤屢屢發生。《竇娥冤》戲劇情境的形成，與此有著密切關係。像張驢兒這類無惡不作、橫行鄉里的社會渣滓，其無法無天的罪惡圖謀，竟然有官吏為之撐腰，衙門成了罪犯逍遙法外的場所。世事的荒謬乖錯，可見一斑。在這裡，《竇娥冤》情節發展的偶然性，反映出社會生活的必然性，具有深刻的典型意義。 竇娥是一位具有悲劇性格的人物。她的性格是孝順與抗爭的對立統一。她的悲劇，是張驢兒的橫蠻行徑與官府的顛倒黑白所造成的；她的悲劇性格，則是在與張驢兒等惡勢力的鬥爭中呈現出來的。 竇娥本來不想和現實生活作對，可是黑暗的現實卻逼得她爆發出反抗的火花。人間的不公，更使她懷疑天理的存在。她被劊子手捆綁得不能動彈，滿腔的怒火和怨氣，噴薄而出，她罵天罵地：“地也，你不分好歹何為地？天也，你錯勘賢愚枉做天！”並且發出三樁奇異的誓願：血飛白練、六月降雪、亢旱三年；她宣告：“不是我竇娥罰下這等無頭願，委實的冤情不淺；若沒些兒靈聖與世人傳，也不見得湛湛青天。”(第三折〔耍孩兒〕)她要蒼天證實她的清白無辜，她要借異常的事象向人間發出強有力的警示。關漢卿寫竇娥發誓後，浮雲蔽日，陰風怒號，白雪紛飛，這一片濃重的悲劇氣氛，把竇娥含冤負屈悲憤莫名的情緒推到極限。很明顯，透過這驚天動地的描寫，關漢卿希望喚醒世人的良知，激發世人對不平世道的憤慨，催促世人為爭取公平合理的社會而抗爭。因此，《竇娥冤》所表現的反抗性，是時代的最強音。 劇本的第四折寫竇娥的三樁誓願相斷應驗。耐人尋味的是，竇娥的冤案，最終卻是由她的已任“兩淮提刑肅政廉訪使”的父親出來平反。竇天章當然不屬貪官墨吏，可是，竇娥的冤魂一而再、再而三地在他書案前“弄燈”、“翻文卷”，好不容易才引起了他的注意。這一細節表明，即便是奉命“隨處審囚刷卷，體察濫官汙吏”的竇天章，要不是竇娥鬼魂的再三警示，他也會糊里糊塗地將一份冤獄案卷，“壓在底下”，不予追究。最後，冤獄總算平反了，但起關鍵作用的是審判者與被審判者的特殊關係。換言之，竇娥得還清白，靠的是父親手中的權力。這樣的處理，固然反映出關漢卿崇尚權力的思想侷限；但也體現出他讓受害者親屬懲治惡人報仇雪恨的強烈願望，同時，在一定程度上寄寓著對元代吏治沉重的疑慮。因此，《竇娥冤》的結局，是有著比較複雜而深刻的涵義的。 《竇娥冤》的故事框架，與漢代以來一直流傳民間的“東海孝婦”故事頗為相似，但劇本反映的時代生活與人物遭遇，卻以元代冤獄繁多的社會現實為依據。至於關漢卿的其他悲劇作品，也和《竇娥冤》一樣，取材於前代的故事傳說，而在飄蕩著的歷史煙塵中，融匯了劇作家對當代現實與人生的痛切感受，均具批判社會的價值和震撼人心的力度。 在揭露人間罪惡的同時，高揚正義的旗幟是關漢卿悲劇作品共同的主旨。在他的筆下，悲劇主人公大多具有頑強、堅定的意志，敢於與邪惡勢力作不妥協的較量，在較量中充分顯示出善良的人們捍衛世間正義的壯烈情懷與崇高精神。顯而易見，在關漢卿的悲劇創作中，總是貫串著這樣的脈絡：情緒從悲憤走向悲壯，劇情亦從惡勢力的暫時得逞，轉為人間正義的最終勝利。由於關漢卿嚮往法正民安的社會環境，因此，其悲劇作品的末尾，往往出現執法嚴明的“清官”。這固然是善惡各得其報觀念的體現。但最令人難忘的，依然是他戰勝邪惡勢力的信念，是悲劇主人公敢於抗爭的剛烈品性。可以說，關漢卿是元代最善於以抗爭激情感染大眾的戲劇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