莊子和韓非子都善於創作寓言，試比較兩者的寓言在內容和形式上有何異同：從思想內容看,《莊子》寓言體現了道家學派的主張,《韓非子》寓言表現了法家學派的觀點.從題材來源看,《莊子》寓言題材比較廣泛,來自自然的、歷史的、現實的,應有盡有；《韓非子》寓言題材比較單一,多來自歷史故事.從組織形式看,《莊子》寓言夾雜文中,沒有獨立地位；《韓非子》首創結構宏大而又相對獨立的寓言群落體制.從形象塑造看,《莊子》寓言既有人物,又有動物、植物乃至無生物,而《韓非子》寓言絕大多數是人物.就人物形象說,《莊子》寓言多為下層民眾,《韓非子》寓言多為上層人士.

寓言在《莊子》和《韓非子》中都是作為說理工具而存在的,但其在兩部作品中所體現出來的工具性質卻有所不同,一個是蘊含無限哲思的“軀體”,一個是對映深刻思想的“映象”。

《莊子》寓言中也有很多是透過對日常生活事件的講述來傳遞深刻的哲思。這種寓言在文中的作用看似一種直觀的“映象”式的說理,但我們細細體會,還是有其獨特之處的。我們以《莊子》寓言“庖丁解牛”為例,故事較為細緻地講述了庖丁為文惠君宰牛,並藉此引出的宰牛與保養牛刀的理論的故事。如果按照“映象”式的理解,我們很容易產生這樣一種思路:故事中宰牛與保養牛刀的理論在掌握客觀規律問題上給我們以啟示。而實際上,莊子使用這一故事的目的在於以牛喻社會,以刀喻人,以庖丁解牛這一生活事件,來引出如何在戕害人的本性的社會中求得正確的養生之道。可見,這則故事更多的還是作為一個精神內質的軀體去寄寓作者的哲思,象徵意味比較濃,而非以生活的事件去直觀地解釋某種道理和思想。可以說,在這類寓言故事中,莊子往往將本身 “不可受”、“不可聞”的道,物化在真實、可知的客觀事物中,從而為“虛而無形”的道找到了一個形象的載體,使之變得可被感知。因此,《莊子》寓言的工具性質是“身軀”大於“映象”的。

在《韓非子》的寓言中,多以生活中常見的人物形象或大家熟悉的歷史人物為主人公,以這些人物的言行和經歷的事件為例證,藉以闡述與之相近的道理和思想。他的寓言故事更像是讓我們透過照一照歷史的或生活的鏡子,透過具體的、熟悉的形象去發現我們尚未注意到或未能深刻地把握住的道理,從而領會到作者所要傳達的抽象的思想,並接受作者的特定思想。所以,《韓非子》寓言是在以“映象”的方式直觀地展現人物形象和故事情節,並以此為例或以此作喻,讓聽讀物件透過這一來源於生活的例項,去體會故事中所包含的道理,從而更為深刻地理解和接受他的思想。因此我們將其稱之為“映象”式的說理工具。以《韓非子?說難》為例, 韓非使用了“鄭武公戮關其思”、“宋人疑鄰”、“彌子瑕失寵”等三個故事來為自己的觀點“凡說之難,在知所說之心,可以吾說當之”提供例證。在上述三個故事中,鄭武公殺了講實話的大臣關其思,宋國富人因關係的遠近而妄加懷疑鄰居盜竊他家的財物,當處於受寵和失寵的不同境遇時,彌子瑕做出的相同舉動卻得到了君主截然不同的評價,這些或再現歷史人物的遭遇,或反映民間生活的故事,都透視出了一個共同的道理:君臣利害各異,造成君主喜怒無常並且多疑,不是進說者的進言存在問題,而是他們在使用進說的技巧上出現了困難,因此,進說者不能不對君主察言觀色,洞察其內心世界的微妙變化,講究恰當的進說方式。不難看出,這些故事中的道理的傳遞,並非象徵性質的,而是直觀、明確的,故事的講述為某種特定思想的傳達提供了真實的例證,而讀者也可以很容易地從故事所描寫的物件中直接汲取某種教訓,就好像我們照鏡子一樣,我們可以從映象中去發現自己的美與醜,並找到自己有待改進之處。因此我們說,《韓非子》寓言是作者政治思想與哲學觀點的“映象”,它往往立足於現實,真實地再現特定歷史事件和生活場景,從而直觀地反映某種教訓與道理,達到輔助說理的作用。

可以說,都將寓言作為說理的工具,使莊子“道”的思想和韓非子“法”的思想都得到了形象的傳遞,而對這一說理工具進行了個性化地處理,使之具有不同的性質和風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