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文這個東西最好是自己寫 再引用點別人的 我們只能給您一些參考：參考資料一：三國時期的曹丕在《典論·論文》中提出：“文以載道”。其實“文以載道”的思想，早在戰國時《荀子》中己露端倪。荀子在《解蔽》、《儒效》、《正名》等篇中，就提出要求“文以明道”。後來唐代文學家韓愈又提出的“文以貫道”之說，他的門人李漢在《昌黎先生序》中說：“文者，貫道之器也。”。古人的“文以明道”“文以貫道”， 實即就是現在我們說的“文以載道”。文以載道的“道”，究竟是什麼？其實從荀子的“文以明道”到現在的“文以載道”，“道”的內涵與外延都因時或人而改變的。在本文中“道”的釋意，不是道路，也不是老子《道德經》裡的“道可道，非常道”那種玄而又玄的“道”，而是道德、道義、正義、倫理的意思。換成現代人的說法，就是人類良心，社會責任感。
古代文人士大夫，向來是講“文以載道”的.。如古文運動的先驅者柳冕就曾說過：“夫君子之儒,必有其道,有其道必有其文。道不及文則德勝,文不及道則氣衰。”(《答荊南裴尚書論文書》)。劉勰在《文心雕龍》中說：“道沿聖以垂文，聖因文而明道” （《原道》篇）。但古文人雖一致推崇“文以載道”思想，內涵卻也是存在諸多分歧的。如唐代的韓愈、柳完元以及宋代的歐陽修對“文以載道”的理解，都各具觀點。韓愈說：“愈之志在古道，又甚好其言辭。”（《答陳生書》）。“愈之所志於古者,不惟其辭之好,好其道焉耳。”(《答李秀才書》)。柳宗元也主張“文以明道”，他曾說：“始吾幼且少,為文章以辭為工。及長，乃知文者以明道，是固不苟為炳炳□□，務彩色,誇聲音而以為能也。”（《答韋中立論師道書》），又說：“聖人之言,期以明道,學者務求諸道而遺其辭。……道假辭而明，辭假書而傳。”(《報崔黯秀才論為文書》)。
從上述可以得出，在文與道的關係上，韓、柳的基本是一致的。但兩人對“道”的理解有所不同。韓愈重在提倡“古道”，以恢復自魏晉以後中斷了的儒家“道統”。柳宗元比較注重治世之道即“輔時及物”(《答吳武陵論〈非國語〉書》)、“利於人，備於事”（《時令論》）的“理道”（《與李翰林建書》），從社會需要出發，重在經世致用，比韓愈的“道”較有進步意義。但總的來說，韓、柳所講的“道”，除了“仁義”外，無非就是《大學》裡講的格物致知、齊家治國平天下，比較抽象。到了宋代歐陽修，對“道”的理解顯然又更進一大步了。歐陽修反對“舍近取遠，務高言而鮮事實”,主張從日常百事著眼,“履之以身，施之於事，而又見於文章”（《與張秀才第二書》）。他提倡從身邊出發，從社會出發，從國家出發，少談脫離實際的“高言”。歐陽修的這一思想，可以說已接近本文中的“文以載道”之意。
然古代文人士大夫的思想、觀念，終不能套用於與現代的“知識分子”的。古之“文士”，不同之現代“知識分子”。“知識分子”一詞屬“泊來品”，源出於當年“老大哥”俄國。據書載，這一俄詞實乃源於19世紀末，意指對沙皇制度持批叛、對現狀否定而獨立思考的俄國“文人”層。歐美之英詞係指有才智者，也含有獨立思考者之意。而中國古之“文人士大夫”讀書學知識，說白了就是為了仕進（當官）為官作宰，“以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為最高理想。所以“知識分子”與只為效命君主的古代文人士大夫，是實不可混於一談的。
黃宗羲雲：“文之美惡，視道合離”，古人能達此思想，誠也屬難得。不過，古人的“文以載道”，終難以逃脫在統治者立言，為帝王做穩江山獻策，效“犬馬之勞”的範疇。與本文所倡議以道德、道義、正義、倫理的“文以載道”——知識分子使命是有所不同的，甚至是對立的。 本文的闡釋“文以載道”意義在於，自詡為“知識分子”或被一般人認為“知識分子”的人，能做回真正意義上的“知識分子”本位。具獨立思考，自由人格，敢針砭時弊，能為民請命。以“鐵肩擔道義，妙手寫文章”士子風骨作文以載道，而無愧於“知識分子”之號。
論文這個東西最好是自己寫 再引用點別人的 我們只能給您一些參考：參考資料一：三國時期的曹丕在《典論·論文》中提出：“文以載道”。其實“文以載道”的思想，早在戰國時《荀子》中己露端倪。荀子在《解蔽》、《儒效》、《正名》等篇中，就提出要求“文以明道”。後來唐代文學家韓愈又提出的“文以貫道”之說，他的門人李漢在《昌黎先生序》中說：“文者，貫道之器也。”。古人的“文以明道”“文以貫道”， 實即就是現在我們說的“文以載道”。文以載道的“道”，究竟是什麼？其實從荀子的“文以明道”到現在的“文以載道”，“道”的內涵與外延都因時或人而改變的。在本文中“道”的釋意，不是道路，也不是老子《道德經》裡的“道可道，非常道”那種玄而又玄的“道”，而是道德、道義、正義、倫理的意思。換成現代人的說法，就是人類良心，社會責任感。
古代文人士大夫，向來是講“文以載道”的.。如古文運動的先驅者柳冕就曾說過：“夫君子之儒,必有其道,有其道必有其文。道不及文則德勝,文不及道則氣衰。”(《答荊南裴尚書論文書》)。劉勰在《文心雕龍》中說：“道沿聖以垂文，聖因文而明道” （《原道》篇）。但古文人雖一致推崇“文以載道”思想，內涵卻也是存在諸多分歧的。如唐代的韓愈、柳完元以及宋代的歐陽修對“文以載道”的理解，都各具觀點。韓愈說：“愈之志在古道，又甚好其言辭。”（《答陳生書》）。“愈之所志於古者,不惟其辭之好,好其道焉耳。”(《答李秀才書》)。柳宗元也主張“文以明道”，他曾說：“始吾幼且少,為文章以辭為工。及長，乃知文者以明道，是固不苟為炳炳□□，務彩色,誇聲音而以為能也。”（《答韋中立論師道書》），又說：“聖人之言,期以明道,學者務求諸道而遺其辭。……道假辭而明，辭假書而傳。”(《報崔黯秀才論為文書》)。
從上述可以得出，在文與道的關係上，韓、柳的基本是一致的。但兩人對“道”的理解有所不同。韓愈重在提倡“古道”，以恢復自魏晉以後中斷了的儒家“道統”。柳宗元比較注重治世之道即“輔時及物”(《答吳武陵論〈非國語〉書》)、“利於人，備於事”（《時令論》）的“理道”（《與李翰林建書》），從社會需要出發，重在經世致用，比韓愈的“道”較有進步意義。但總的來說，韓、柳所講的“道”，除了“仁義”外，無非就是《大學》裡講的格物致知、齊家治國平天下，比較抽象。到了宋代歐陽修，對“道”的理解顯然又更進一大步了。歐陽修反對“舍近取遠，務高言而鮮事實”,主張從日常百事著眼,“履之以身，施之於事，而又見於文章”（《與張秀才第二書》）。他提倡從身邊出發，從社會出發，從國家出發，少談脫離實際的“高言”。歐陽修的這一思想，可以說已接近本文中的“文以載道”之意。
然古代文人士大夫的思想、觀念，終不能套用於與現代的“知識分子”的。古之“文士”，不同之現代“知識分子”。“知識分子”一詞屬“泊來品”，源出於當年“老大哥”俄國。據書載，這一俄詞實乃源於19世紀末，意指對沙皇制度持批叛、對現狀否定而獨立思考的俄國“文人”層。歐美之英詞係指有才智者，也含有獨立思考者之意。而中國古之“文人士大夫”讀書學知識，說白了就是為了仕進（當官）為官作宰，“以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為最高理想。所以“知識分子”與只為效命君主的古代文人士大夫，是實不可混於一談的。
黃宗羲雲：“文之美惡，視道合離”，古人能達此思想，誠也屬難得。不過，古人的“文以載道”，終難以逃脫在統治者立言，為帝王做穩江山獻策，效“犬馬之勞”的範疇。與本文所倡議以道德、道義、正義、倫理的“文以載道”——知識分子使命是有所不同的，甚至是對立的。 本文的闡釋“文以載道”意義在於，自詡為“知識分子”或被一般人認為“知識分子”的人，能做回真正意義上的“知識分子”本位。具獨立思考，自由人格，敢針砭時弊，能為民請命。以“鐵肩擔道義，妙手寫文章”士子風骨作文以載道，而無愧於“知識分子”之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