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武帝在位期間，推行窮兵黷武的政策，在一連串“輝煌”戰果的背後，則是累累白骨、赤地千里的慘重代價。歷次對外戰爭加上天災人禍，到漢武帝晚年，帝華人口數減半，許多地方更是十室九空。按照唐代史學家司馬貞的說法，漢武帝的作為已跟秦始皇沒有區別（“疲秏中土，事彼邊兵。日不暇給，人無聊生。俯觀嬴政，幾欲齊衡。”見《史記索隱·孝武本紀述贊》）。
在這種情況下，一向以“替蒼生立命”的儒生們，便開始大力抨擊武帝戕害生民的政策，進而對漢朝統治的合法性提出了質疑。漢昭帝在位時，董仲舒的弟子睦孟便透過讖緯之說勸告朝廷，認為劉家氣數已盡，皇帝應該把帝位讓與賢人。結果可想而知，睦孟非但沒有說服漢昭帝，反而被執政的大將軍霍光誅殺。但儘管如此，儒生們對漢帝國合法性的質疑聲卻並未就此消停。
漢宣帝執政後重拾“武帝路線”，由此激起更多的儒生加入到批評朝廷、質疑劉家合法性的行列中，其中最著名的，有大儒夏侯勝、蓋寬饒、谷永等人。這些人紛紛上書朝廷，警告皇帝不可“忤逆天意，倒行逆施”，否則天意會拋棄漢室，另擇有德之君。雖然宣帝拼命地壓制這些“悖逆”的言論，但質疑漢朝統治合法性的聲音卻變得愈發強烈，終於大到連皇帝都產生懷疑的程度。
至於體制外的反對聲音，比之這些儒生的意見，只會更加激烈而非和緩。比如齊地人甘忠可創作《天官曆·包元太平經》12卷，披著黃老之術的外衣，聲稱漢家氣數已盡，天帝派真人赤精子傳授給他法術，並讓他代天牧民，此說一度在民間廣為傳播。雖然甘忠可終因“罔上惑眾”罪被處死，但他的這套說辭卻影響了政壇上的一大批人。
等到漢哀帝在位時，由於強硬推行各種改革措施，加上政局的動盪不安，使得百姓的生活再度陷入難以為繼的狀態之中。按照諫大夫鮑宣的說法，當時的情形是“民有七亡而無一得，慾望國安，誠難；民有七死而無一生，慾望刑措，誠難。”（見《漢書·鮑宣傳》）。在這種情形下，質疑帝國合法性的聲音再度席捲而來，而且其力度要遠超從前。
面對洶湧而至的質疑聲，沉痾在身的漢哀帝也失去了繼續執政的自信心，開始懷疑劉家的“天命”確實走到了盡頭。此時，甘忠可的信徒夏賀良（黃門待詔）、解光（司隸校尉）、郭昌（長安令）、李尋（寵臣）等人便向哀帝建議，既然漢朝的歷法已經衰落，那麼皇帝應當重新接受“天命”，改變國號、年號，唯此才可以延年益壽、平息災禍，保證江山社稷永續不絕。
哀帝“病急亂投醫”，竟然就真的聽信他們的建議，並於建平二年（公元前5年）頒佈詔書，宣佈自己不再稱漢朝皇帝，而是“陳聖劉太平皇帝”，並且更改年號為“太初”，以示改元更始，再續天命。簡言之，漢哀帝為解決統治合法性危機，在避免將皇位讓與外姓的前提下，自行宣佈“取代”漢朝，再建立一個新的“陳聖劉太平”帝國。
（夏賀良）數召見，陳說“漢歷中衰，當更受命...宜急改元易號，乃得延年益壽，皇子生，災異息矣。得道不得行，咎殃且無不有，洪水將出，災火且起，滌盪民人。”上久寢疾，冀其有益，遂從賀良等議，詔大赦天下，以建平二年為太初元年，號曰“陳聖劉太平皇帝”，漏刻以百二十為度。見《資治通鑑·卷三十四》。
然而僅僅過了一個多月時間，漢哀帝的病情非但沒有減輕，而且呈日益加重之勢，再加上“再受命”后帝國局勢危峻仍舊，百姓生活依然困苦，方才醒悟自己上了當。更加要命的是，皇帝自行宣佈劉家氣數已盡，更是在民間引發了更大的質疑。在這種情況下，哀帝果斷宣佈廢除先前頒佈的詔書，並以“反道惑眾”、“傾覆國家，誣罔主上”的罪名，將夏賀良等人處死。
然而漢哀帝的補救措施並沒有從根本上挽救帝國，劉家氣數已盡的觀點已成為讀書人的共識，而這種共識被以儒生出身的權臣王莽所利用，成為他數年後篡漢建新的理論基礎，及新的合法性來源。從這點來分析，漢哀帝的“再受命”舉動，不啻於提前給漢朝挖好了“墳墓”。
漢武帝在位期間，推行窮兵黷武的政策，在一連串“輝煌”戰果的背後，則是累累白骨、赤地千里的慘重代價。歷次對外戰爭加上天災人禍，到漢武帝晚年，帝華人口數減半，許多地方更是十室九空。按照唐代史學家司馬貞的說法，漢武帝的作為已跟秦始皇沒有區別（“疲秏中土，事彼邊兵。日不暇給，人無聊生。俯觀嬴政，幾欲齊衡。”見《史記索隱·孝武本紀述贊》）。
在這種情況下，一向以“替蒼生立命”的儒生們，便開始大力抨擊武帝戕害生民的政策，進而對漢朝統治的合法性提出了質疑。漢昭帝在位時，董仲舒的弟子睦孟便透過讖緯之說勸告朝廷，認為劉家氣數已盡，皇帝應該把帝位讓與賢人。結果可想而知，睦孟非但沒有說服漢昭帝，反而被執政的大將軍霍光誅殺。但儘管如此，儒生們對漢帝國合法性的質疑聲卻並未就此消停。
漢宣帝執政後重拾“武帝路線”，由此激起更多的儒生加入到批評朝廷、質疑劉家合法性的行列中，其中最著名的，有大儒夏侯勝、蓋寬饒、谷永等人。這些人紛紛上書朝廷，警告皇帝不可“忤逆天意，倒行逆施”，否則天意會拋棄漢室，另擇有德之君。雖然宣帝拼命地壓制這些“悖逆”的言論，但質疑漢朝統治合法性的聲音卻變得愈發強烈，終於大到連皇帝都產生懷疑的程度。
至於體制外的反對聲音，比之這些儒生的意見，只會更加激烈而非和緩。比如齊地人甘忠可創作《天官曆·包元太平經》12卷，披著黃老之術的外衣，聲稱漢家氣數已盡，天帝派真人赤精子傳授給他法術，並讓他代天牧民，此說一度在民間廣為傳播。雖然甘忠可終因“罔上惑眾”罪被處死，但他的這套說辭卻影響了政壇上的一大批人。
等到漢哀帝在位時，由於強硬推行各種改革措施，加上政局的動盪不安，使得百姓的生活再度陷入難以為繼的狀態之中。按照諫大夫鮑宣的說法，當時的情形是“民有七亡而無一得，慾望國安，誠難；民有七死而無一生，慾望刑措，誠難。”（見《漢書·鮑宣傳》）。在這種情形下，質疑帝國合法性的聲音再度席捲而來，而且其力度要遠超從前。
面對洶湧而至的質疑聲，沉痾在身的漢哀帝也失去了繼續執政的自信心，開始懷疑劉家的“天命”確實走到了盡頭。此時，甘忠可的信徒夏賀良（黃門待詔）、解光（司隸校尉）、郭昌（長安令）、李尋（寵臣）等人便向哀帝建議，既然漢朝的歷法已經衰落，那麼皇帝應當重新接受“天命”，改變國號、年號，唯此才可以延年益壽、平息災禍，保證江山社稷永續不絕。
哀帝“病急亂投醫”，竟然就真的聽信他們的建議，並於建平二年（公元前5年）頒佈詔書，宣佈自己不再稱漢朝皇帝，而是“陳聖劉太平皇帝”，並且更改年號為“太初”，以示改元更始，再續天命。簡言之，漢哀帝為解決統治合法性危機，在避免將皇位讓與外姓的前提下，自行宣佈“取代”漢朝，再建立一個新的“陳聖劉太平”帝國。
（夏賀良）數召見，陳說“漢歷中衰，當更受命...宜急改元易號，乃得延年益壽，皇子生，災異息矣。得道不得行，咎殃且無不有，洪水將出，災火且起，滌盪民人。”上久寢疾，冀其有益，遂從賀良等議，詔大赦天下，以建平二年為太初元年，號曰“陳聖劉太平皇帝”，漏刻以百二十為度。見《資治通鑑·卷三十四》。
然而僅僅過了一個多月時間，漢哀帝的病情非但沒有減輕，而且呈日益加重之勢，再加上“再受命”后帝國局勢危峻仍舊，百姓生活依然困苦，方才醒悟自己上了當。更加要命的是，皇帝自行宣佈劉家氣數已盡，更是在民間引發了更大的質疑。在這種情況下，哀帝果斷宣佈廢除先前頒佈的詔書，並以“反道惑眾”、“傾覆國家，誣罔主上”的罪名，將夏賀良等人處死。
然而漢哀帝的補救措施並沒有從根本上挽救帝國，劉家氣數已盡的觀點已成為讀書人的共識，而這種共識被以儒生出身的權臣王莽所利用，成為他數年後篡漢建新的理論基礎，及新的合法性來源。從這點來分析，漢哀帝的“再受命”舉動，不啻於提前給漢朝挖好了“墳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