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桃花源記》主要是描寫漁人出入桃花源的經過和在桃花源中的所見所聞；《桃花源詩》是以詩人的口吻講述桃花源人民生活的和平、安寧. 《桃花源詩並記》是陶源明歸隱田園十六年後的作品.年輕時的陶源明也曾有過“大濟於蒼生”之志,可是他生活的時代,正值社會動亂,戰禍不息,民不聊生.加之家境早已敗落,寒門之士,也只能是“壯志難酬”了.正因為此,陶淵明才選擇了“擊壤以自歡”的道路.退居田園,躬耕自資,感受到的是農民的淳樸可親和田園生活的可樂.而現實生活的政治黑暗又無不激起他思想上的波瀾,他無法改變這種現狀,只好藉助於筆墨抒寫情懷,以寄託自己的政治理想和美好情趣.於是便有了他的《桃花源詩並記》. 《桃花源詩並記》,都是透過對一個借想的“桃花源”的敘述,讚歎,表達了作者對黑暗社會現實的批判,它是在醜的面前高舉起的一面美的鏡子.“記”中所描述的“桃花源”是這樣一幅圖畫：“土地平曠,屋舍儼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屬；阡陌交通,雞飛相聞,其中往來種作,男女衣著,悉如外人.黃髮垂髫,並怡然自樂.”這是一種和平寧靜,安居樂業的生活.“往來種作”突出人人辛勤勞作,“怡然自樂”可以看出“豐衣足食”的愉快,對土地,房屋,雞犬的描繪則曲婉地表現出社會安定.而桃源人“設酒殺雞作食”,“各復延至其家”則又表明桃花源民風的淳樸.“詩”中的“相命肆農耕,日入從所憩.桑竹垂餘蔭,菽稷隨時藝.春蠶收長絲,秋熟靡王稅.荒路暖交通,雞犬互鳴吠.俎豆猶古法,衣裳無新制.童叟縱行歌,班白歡遊詣.”同樣給我們描繪了一個和平安康的世界.在這個世界裡,人人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相命而耕,春收秋割,雞犬互鳴,童叟歡愉.這樣與“記”中所述的民風之純樸又互為表裡,互相補充,形成一個令人神往的桃源仙境.可以說,“記”和“詩”在主題中心和立意構思角度是一致的. 但比較二者,我們又不難發現二者在體裁上,內容的選擇安排上,具體的表現手法上,又各具特色. 從體裁上看,“記”是以散文的形式來記敘漁人發現,探訪桃花源的經過.桃花源的發現是在漁人的“忘”路之遠近的情況下,“忽逢”而見的,而且是置於長長的綠水,夾岸的桃林,繽紛的花片中,這樣就給人一種神秘變幻之感.桃花源的消失也顯得撲朔迷離,有如夢幻.但同時作者筆下的桃花源又自然逼真,親切可感,因為文中有具體的時間,地點,人物,寫的又是漁人的親聞親見.這正是散文這一體裁的特性,使得文章具有了曲折新奇的故事情節.“詩”則是側重敘述桃花源的社會制度和詩人的一種嚮往之情,它不同於“記”的入微摹神和繪色刻畫.詩中表明的社會觀,是以道家的“淳”對抗現實的“薄”,由此襯托出黑暗社會激發的一種矛盾.這樣,這種超脫的精神所形成的獨特的胸懷,又使詩中蘊含了一種超然的意境,因此這種看似平緩的敘述也就帶上一種清雅脫俗的意韻.這些正是由“記”和“詩”的不同的體裁所決定的. 從內容的選擇上看,其一,“記”是以漁人的所見所聞為線索組織全文,這樣在內容的選擇上,必然侷限於一時一地之見聞.而“詩”則是作者以第三者的身份來敘述,這樣就可以多側面多角度的輻射壯的鋪陳.“記”的內容選擇從細微出著眼,可摹狀繪神.而“詩”的內容選擇則從大處落筆,以拓其面.這樣兩者相互補充,相得益彰,極好地反映了主題.其二,“記”中受文體的限制,故而選擇了富有情節性的太守“尋向”不得的細節來表明心願--高士劉子冀欲往,作者又何嘗不是如此.這樣顯得含蓄,意味深長.而“詩”則發揮詩體表情的優勢,直接議論：“淳薄既異源,旋復還幽蔽.”來點明桃花源不可及的原因,顯得自然真摯. 從具體的寫作手法看,由於“記”,“詩”體裁不同,兩者在具體的表現手法上也就迥然不同,實為“異曲”.首先從筆發上看,“記”多用描繪,如“乃大驚”的神色,“皆嘆惋”的情態等,寫得細膩生動；而“詩”則多用敘述,議論,顯得平緩蘊韻.其次,“記”的語言簡潔生動,如“土地平曠”諸句,言不多而盡出桃源風貌.李公煥說,《桃花源記》言“乃不知有漢,無論魏晉”造語之極簡妙.而“詩”的語言則顯得質樸自然,近似口語,全無雕飾做作之痕.再其次,結構上“記”以漁人串文,從美麗寧靜的環境,寫到男女衣著,勞動和歡愉的精神風貌；從這些人的生活,寫到他們的來歷,層層深入,次序井然,條理清晰.而“詩”由敘“先賢避亂”自然而巧妙地引出議論,敘議結合,渾然一體.敘是議的基礎,議是敘的昇華.最後,從個別區域性看,“記”中言避世由來,運用插敘的手法,巧妙而不突兀；而“詩”中則運用順敘的手法娓娓道來,自然而順暢. 總之,《桃花源詩並記》兩者主題構思角度相同,而體裁手法各異.二者珠聯璧合,相得益彰,構成一個完美的整體,極好地表明作者的愛憎情感和志趣,願望.實為中國古代文學寶庫中的經典之作.
《桃花源記》主要是描寫漁人出入桃花源的經過和在桃花源中的所見所聞；《桃花源詩》是以詩人的口吻講述桃花源人民生活的和平、安寧. 《桃花源詩並記》是陶源明歸隱田園十六年後的作品.年輕時的陶源明也曾有過“大濟於蒼生”之志,可是他生活的時代,正值社會動亂,戰禍不息,民不聊生.加之家境早已敗落,寒門之士,也只能是“壯志難酬”了.正因為此,陶淵明才選擇了“擊壤以自歡”的道路.退居田園,躬耕自資,感受到的是農民的淳樸可親和田園生活的可樂.而現實生活的政治黑暗又無不激起他思想上的波瀾,他無法改變這種現狀,只好藉助於筆墨抒寫情懷,以寄託自己的政治理想和美好情趣.於是便有了他的《桃花源詩並記》. 《桃花源詩並記》,都是透過對一個借想的“桃花源”的敘述,讚歎,表達了作者對黑暗社會現實的批判,它是在醜的面前高舉起的一面美的鏡子.“記”中所描述的“桃花源”是這樣一幅圖畫：“土地平曠,屋舍儼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屬；阡陌交通,雞飛相聞,其中往來種作,男女衣著,悉如外人.黃髮垂髫,並怡然自樂.”這是一種和平寧靜,安居樂業的生活.“往來種作”突出人人辛勤勞作,“怡然自樂”可以看出“豐衣足食”的愉快,對土地,房屋,雞犬的描繪則曲婉地表現出社會安定.而桃源人“設酒殺雞作食”,“各復延至其家”則又表明桃花源民風的淳樸.“詩”中的“相命肆農耕,日入從所憩.桑竹垂餘蔭,菽稷隨時藝.春蠶收長絲,秋熟靡王稅.荒路暖交通,雞犬互鳴吠.俎豆猶古法,衣裳無新制.童叟縱行歌,班白歡遊詣.”同樣給我們描繪了一個和平安康的世界.在這個世界裡,人人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相命而耕,春收秋割,雞犬互鳴,童叟歡愉.這樣與“記”中所述的民風之純樸又互為表裡,互相補充,形成一個令人神往的桃源仙境.可以說,“記”和“詩”在主題中心和立意構思角度是一致的. 但比較二者,我們又不難發現二者在體裁上,內容的選擇安排上,具體的表現手法上,又各具特色. 從體裁上看,“記”是以散文的形式來記敘漁人發現,探訪桃花源的經過.桃花源的發現是在漁人的“忘”路之遠近的情況下,“忽逢”而見的,而且是置於長長的綠水,夾岸的桃林,繽紛的花片中,這樣就給人一種神秘變幻之感.桃花源的消失也顯得撲朔迷離,有如夢幻.但同時作者筆下的桃花源又自然逼真,親切可感,因為文中有具體的時間,地點,人物,寫的又是漁人的親聞親見.這正是散文這一體裁的特性,使得文章具有了曲折新奇的故事情節.“詩”則是側重敘述桃花源的社會制度和詩人的一種嚮往之情,它不同於“記”的入微摹神和繪色刻畫.詩中表明的社會觀,是以道家的“淳”對抗現實的“薄”,由此襯托出黑暗社會激發的一種矛盾.這樣,這種超脫的精神所形成的獨特的胸懷,又使詩中蘊含了一種超然的意境,因此這種看似平緩的敘述也就帶上一種清雅脫俗的意韻.這些正是由“記”和“詩”的不同的體裁所決定的. 從內容的選擇上看,其一,“記”是以漁人的所見所聞為線索組織全文,這樣在內容的選擇上,必然侷限於一時一地之見聞.而“詩”則是作者以第三者的身份來敘述,這樣就可以多側面多角度的輻射壯的鋪陳.“記”的內容選擇從細微出著眼,可摹狀繪神.而“詩”的內容選擇則從大處落筆,以拓其面.這樣兩者相互補充,相得益彰,極好地反映了主題.其二,“記”中受文體的限制,故而選擇了富有情節性的太守“尋向”不得的細節來表明心願--高士劉子冀欲往,作者又何嘗不是如此.這樣顯得含蓄,意味深長.而“詩”則發揮詩體表情的優勢,直接議論：“淳薄既異源,旋復還幽蔽.”來點明桃花源不可及的原因,顯得自然真摯. 從具體的寫作手法看,由於“記”,“詩”體裁不同,兩者在具體的表現手法上也就迥然不同,實為“異曲”.首先從筆發上看,“記”多用描繪,如“乃大驚”的神色,“皆嘆惋”的情態等,寫得細膩生動；而“詩”則多用敘述,議論,顯得平緩蘊韻.其次,“記”的語言簡潔生動,如“土地平曠”諸句,言不多而盡出桃源風貌.李公煥說,《桃花源記》言“乃不知有漢,無論魏晉”造語之極簡妙.而“詩”的語言則顯得質樸自然,近似口語,全無雕飾做作之痕.再其次,結構上“記”以漁人串文,從美麗寧靜的環境,寫到男女衣著,勞動和歡愉的精神風貌；從這些人的生活,寫到他們的來歷,層層深入,次序井然,條理清晰.而“詩”由敘“先賢避亂”自然而巧妙地引出議論,敘議結合,渾然一體.敘是議的基礎,議是敘的昇華.最後,從個別區域性看,“記”中言避世由來,運用插敘的手法,巧妙而不突兀；而“詩”中則運用順敘的手法娓娓道來,自然而順暢. 總之,《桃花源詩並記》兩者主題構思角度相同,而體裁手法各異.二者珠聯璧合,相得益彰,構成一個完美的整體,極好地表明作者的愛憎情感和志趣,願望.實為中國古代文學寶庫中的經典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