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女性主義的各個流派之間，對這個問題的觀點不一樣。比較溫和的一派，就像我們前面說到的，認為追求女性的美是必要而合理的，要反對的是病態的、以男性為中心的單一審美標準。她們的目標，是建立個體化、多元化的美。一個人既可以選擇瘦，也可以選擇胖，既可以選擇大眾的審美，也可以為自己建立獨特的法則，這才是最自由、最少壓抑的做法。我們知道，這種描述很理想，實現起來卻很難。群體的潛在影響力量，常常是盲目的、嚴酷的，單個的人想實現這種個性化的審美，談何容易。我所見到的一些女孩子，真是想也不想，就按照網紅臉的標準把臉給削了，真是看著都疼。
另外一派意見就很激進了，她們認為：女人如果突出女性特質，把自己打扮得嫵媚性感，就是喪失自己的權利。別說不應該整形了，連什麼美容院也不該去，甚至不該用化妝品，因為那都是在取悅男性。這些觀點，你應該也聽過。主要來自我們前面說到的自由女性主義和激進女性主義陣營，她們還認為：女人不只是不能讓男人為自己買單，也不能接受他們的任何優待。“女士優先”，本身就是歧視，三八婦女節是一種侮辱——為什麼沒有婦男節啊？還不是因為剩下的364天，都是男人的節日嗎？
這類爭議，在女性主義研究裡，稱為“本質主義和反本質主義”之分。本質主義認為，確實存在著一套不同於男性的女性氣質，那也是女性的權利所在。而反本質主義認為，那只是生理決定論的變種。在關於如何處理外表這類問題上，它們還沒有爭出個所以然。我覺得，其實有爭論比有固定答案更有意義。
在兩性的性格方面，目前來看，在西方是反本質主義佔上風的，它和認為“兩性差異的原因來自社會文化”的社會建構論結合在一起，已經影響了歐洲許多國家的教育政策。他們在幼兒園和小學教育中，會刻意模糊性別區分。引導男孩子和女孩子自幼互相瞭解，互相融合，不要在乎那些事先寫好的性別標籤。教師會幫助女孩子變得更大膽潑辣，更有主見，讓男孩子學習溫柔細緻，敢於抒發自己的感性。簡單地說，就是傾向於女孩更“男性化”，男孩更“女性化”。這和我們大多數人的教育目標正好相反，我們的教育理想，往往是讓男孩更有男子氣概，讓女孩兒更有女人味兒。
我覺得，這已經不只是女性權利的問題了，而是關於全人類的。2018年，著名的德國漢學家顧彬訪問了詩人海子的母親。聽完海子母親講述兒子的生前故事，想到了她幾十年來承受的喪子之痛，顧彬當眾捂著臉哭了起來。我們都是習慣“男兒有淚不輕彈”的，看到一位七十多歲的外國老先生，為了一件三十年前的事在痛哭，記者肯定要問啊。顧彬回答得很坦率，他說：“在80年代的德國女權運動裡，女人總是批評我們男人不會哭，她們要我們學著哭，也要求我們理解她們為什麼哭。我從那時開始思考我自己，思考我的教育方法。我因為是男孩，從小父母就不允許我哭。原來，我也不喜歡杜甫的詩，因為他老是訴苦，老是在寫自己的痛哭。但從前些年起，我發現，如果一個男人真的能哭，是很了不起的。我改變了自己的教育方法，我比較小的兩個兒子，就可以做到想哭就哭，他們是自然成長起來的。”
這一點，恐怕所有的男人都感同身受吧。女人是被社會文化製造出來的，男人其實也是。因為害怕被人說是“娘娘腔”，我們要壓抑自己的情感。能夠抒情的方式，好像只剩下了酒桌上的“感情深，一口悶”，靠一起經歷一場肝損傷來表達自己了，這真的是值得誇耀的陽剛之氣嗎？那些所謂的“娘娘腔”，是不是反而更自然呢？這件事也是一個象徵：支援女性的權利，也可以讓男性獲得完整。
在女性主義的各個流派之間，對這個問題的觀點不一樣。比較溫和的一派，就像我們前面說到的，認為追求女性的美是必要而合理的，要反對的是病態的、以男性為中心的單一審美標準。她們的目標，是建立個體化、多元化的美。一個人既可以選擇瘦，也可以選擇胖，既可以選擇大眾的審美，也可以為自己建立獨特的法則，這才是最自由、最少壓抑的做法。我們知道，這種描述很理想，實現起來卻很難。群體的潛在影響力量，常常是盲目的、嚴酷的，單個的人想實現這種個性化的審美，談何容易。我所見到的一些女孩子，真是想也不想，就按照網紅臉的標準把臉給削了，真是看著都疼。
另外一派意見就很激進了，她們認為：女人如果突出女性特質，把自己打扮得嫵媚性感，就是喪失自己的權利。別說不應該整形了，連什麼美容院也不該去，甚至不該用化妝品，因為那都是在取悅男性。這些觀點，你應該也聽過。主要來自我們前面說到的自由女性主義和激進女性主義陣營，她們還認為：女人不只是不能讓男人為自己買單，也不能接受他們的任何優待。“女士優先”，本身就是歧視，三八婦女節是一種侮辱——為什麼沒有婦男節啊？還不是因為剩下的364天，都是男人的節日嗎？
這類爭議，在女性主義研究裡，稱為“本質主義和反本質主義”之分。本質主義認為，確實存在著一套不同於男性的女性氣質，那也是女性的權利所在。而反本質主義認為，那只是生理決定論的變種。在關於如何處理外表這類問題上，它們還沒有爭出個所以然。我覺得，其實有爭論比有固定答案更有意義。
在兩性的性格方面，目前來看，在西方是反本質主義佔上風的，它和認為“兩性差異的原因來自社會文化”的社會建構論結合在一起，已經影響了歐洲許多國家的教育政策。他們在幼兒園和小學教育中，會刻意模糊性別區分。引導男孩子和女孩子自幼互相瞭解，互相融合，不要在乎那些事先寫好的性別標籤。教師會幫助女孩子變得更大膽潑辣，更有主見，讓男孩子學習溫柔細緻，敢於抒發自己的感性。簡單地說，就是傾向於女孩更“男性化”，男孩更“女性化”。這和我們大多數人的教育目標正好相反，我們的教育理想，往往是讓男孩更有男子氣概，讓女孩兒更有女人味兒。
我覺得，這已經不只是女性權利的問題了，而是關於全人類的。2018年，著名的德國漢學家顧彬訪問了詩人海子的母親。聽完海子母親講述兒子的生前故事，想到了她幾十年來承受的喪子之痛，顧彬當眾捂著臉哭了起來。我們都是習慣“男兒有淚不輕彈”的，看到一位七十多歲的外國老先生，為了一件三十年前的事在痛哭，記者肯定要問啊。顧彬回答得很坦率，他說：“在80年代的德國女權運動裡，女人總是批評我們男人不會哭，她們要我們學著哭，也要求我們理解她們為什麼哭。我從那時開始思考我自己，思考我的教育方法。我因為是男孩，從小父母就不允許我哭。原來，我也不喜歡杜甫的詩，因為他老是訴苦，老是在寫自己的痛哭。但從前些年起，我發現，如果一個男人真的能哭，是很了不起的。我改變了自己的教育方法，我比較小的兩個兒子，就可以做到想哭就哭，他們是自然成長起來的。”
這一點，恐怕所有的男人都感同身受吧。女人是被社會文化製造出來的，男人其實也是。因為害怕被人說是“娘娘腔”，我們要壓抑自己的情感。能夠抒情的方式，好像只剩下了酒桌上的“感情深，一口悶”，靠一起經歷一場肝損傷來表達自己了，這真的是值得誇耀的陽剛之氣嗎？那些所謂的“娘娘腔”，是不是反而更自然呢？這件事也是一個象徵：支援女性的權利，也可以讓男性獲得完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