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傷寒學說的闡發
龐安時治傷寒主要是從病因、發病入手，並結合體質、地理、氣候等進行探討，他承前人之說，認為傷寒的病因是“寒毒”，只不過是由於感受邪氣的時間、地域、體質不同，而表現出傷寒(指狹義傷寒)、中風、風溫、溫病、溼病、暑病等不同的證候。
他在《傷寒例》有關論述的基礎上予以發揮，強調一切外感熱病的共同病因是“毒”，雖然“毒”有陰陽寒熱的不同屬性，臨床表現也有中風、溫熱、暑溼與急緩輕重等多種多樣，但只要抓住了“毒”，就抓住了一切外感熱病的共性，說明治療外感熱病應重視“解毒”法。另外，他又指出“凡人稟氣各有盛衰”,“寒毒與營互相渾”,“當是之時，勇者氣行則己，怯者則著而成病矣”。認為寒毒雖已侵襲人體，但其能否發病，則取決於素體強弱與正氣盛衰，而且在毒氣“從化”的傾向上，龐安時也強調了素體的決定意義，認為“假令素有寒者，多變陽虛陰盛之疾，或變陰毒也；素有熱者，多變陽盛陰虛之疾，或變陰毒也”。他對疾病的發生發展都以內因為根據的認識，頗有辯證法思想。同時，他還認識到外感發病與四時氣候、地域居處密切相關，同是感受寒毒，冬時即發為傷寒，因春溫氣誘發而為溫病，因夏暑氣誘發而為熱病，因暑溼誘發而為溼病等，都因四時氣候變遷而發生不同的病證。不僅如此，居住在山較多地區的患者多中風中寒之疾，平居者多中溼中暑之疾，說明發病與地域居處也有關係。
龐安時對傷寒治療，雖宗仲景法則，而善於靈活變化，往往因時因地因人而異治，在治療上也有不少寶貴經驗，豐富了傷寒病的治療方法。
對溫病學說的闡發
對於溫熱病，他基本上分為伏氣和天行兩類。前者是冬時中寒，隨時而變病，如春之“溫病”、夏之“熱病”，以及“中風”、“溼病”、“風溫”等，“其病本因冬時中寒，隨時有變病之形態耳，故大醫通謂之傷寒焉”。伏氣又可有伏寒與伏熱之分，但均不同於天行溫病。因此他指出:“天行之病，大則流毒天下，次則一方，次則一鄉，次則偏著一家。”認為天行溫病是感受毒性很強的異氣引起，頗具有流行性、傳染性的病證，是外感熱病中另一類性質不同的病證，其治療與傷寒不同，傷寒“有可汗可下之理”,“溫病若作傷寒行汗下必死”，提出了溫病與傷寒分治，這對後世溫病學說的形成有一定的影響。
龐安時從其豐富的臨證實踐中觀察到，溫病一類以溫毒最為重險，他將溫毒五大證與四時、五行、經絡臟腑聯絡起來辨證論治，有一定見解，指出“自受乖氣而成臟腑陰陽溫毒者，則春有青筋牽，夏有赤脈，秋有自氣狸，各有黑骨溫，四季有黃肉隨，治療各有各法”。對溫毒五大證的治療，他著眼一個“毒”字，使用大劑量清熱解毒，辛溫散毒之品，處方多以大量石膏為主，實為後來餘師愚治溫疫開了門徑。另外，他還專立《闢溫疫論》列舉“療疫氣令人不染”方，有闢溫粉，雄黃嚏法，千敷散等，體現出他治溫病著重預防的思想。
龐安時治傷寒是從病因、發病著手，強調體質因素在發病中的重要作用。並認為廣義傷寒的病因是“寒毒”，而天行溫病則由“異氣”引起，提出溫病與傷寒分治，指出溫病中以溫毒最為重險，對溫毒五大證的治法遣方頗具特色，其重視預防的思想，也實為可貴。不僅如此，其高尚的醫德也是可取的，為醫藥界樹立了典範。
留世著作
龐氏對《難經》非常推崇，著有《難經辨》、《主對集》、《本草補遺》，因年代久遠，這些醫學著作現在大多遺失，僅存著一部《傷寒總病論》。
對傷寒學說的闡發
龐安時治傷寒主要是從病因、發病入手，並結合體質、地理、氣候等進行探討，他承前人之說，認為傷寒的病因是“寒毒”，只不過是由於感受邪氣的時間、地域、體質不同，而表現出傷寒(指狹義傷寒)、中風、風溫、溫病、溼病、暑病等不同的證候。
他在《傷寒例》有關論述的基礎上予以發揮，強調一切外感熱病的共同病因是“毒”，雖然“毒”有陰陽寒熱的不同屬性，臨床表現也有中風、溫熱、暑溼與急緩輕重等多種多樣，但只要抓住了“毒”，就抓住了一切外感熱病的共性，說明治療外感熱病應重視“解毒”法。另外，他又指出“凡人稟氣各有盛衰”,“寒毒與營互相渾”,“當是之時，勇者氣行則己，怯者則著而成病矣”。認為寒毒雖已侵襲人體，但其能否發病，則取決於素體強弱與正氣盛衰，而且在毒氣“從化”的傾向上，龐安時也強調了素體的決定意義，認為“假令素有寒者，多變陽虛陰盛之疾，或變陰毒也；素有熱者，多變陽盛陰虛之疾，或變陰毒也”。他對疾病的發生發展都以內因為根據的認識，頗有辯證法思想。同時，他還認識到外感發病與四時氣候、地域居處密切相關，同是感受寒毒，冬時即發為傷寒，因春溫氣誘發而為溫病，因夏暑氣誘發而為熱病，因暑溼誘發而為溼病等，都因四時氣候變遷而發生不同的病證。不僅如此，居住在山較多地區的患者多中風中寒之疾，平居者多中溼中暑之疾，說明發病與地域居處也有關係。
龐安時對傷寒治療，雖宗仲景法則，而善於靈活變化，往往因時因地因人而異治，在治療上也有不少寶貴經驗，豐富了傷寒病的治療方法。
對溫病學說的闡發
對於溫熱病，他基本上分為伏氣和天行兩類。前者是冬時中寒，隨時而變病，如春之“溫病”、夏之“熱病”，以及“中風”、“溼病”、“風溫”等，“其病本因冬時中寒，隨時有變病之形態耳，故大醫通謂之傷寒焉”。伏氣又可有伏寒與伏熱之分，但均不同於天行溫病。因此他指出:“天行之病，大則流毒天下，次則一方，次則一鄉，次則偏著一家。”認為天行溫病是感受毒性很強的異氣引起，頗具有流行性、傳染性的病證，是外感熱病中另一類性質不同的病證，其治療與傷寒不同，傷寒“有可汗可下之理”,“溫病若作傷寒行汗下必死”，提出了溫病與傷寒分治，這對後世溫病學說的形成有一定的影響。
龐安時從其豐富的臨證實踐中觀察到，溫病一類以溫毒最為重險，他將溫毒五大證與四時、五行、經絡臟腑聯絡起來辨證論治，有一定見解，指出“自受乖氣而成臟腑陰陽溫毒者，則春有青筋牽，夏有赤脈，秋有自氣狸，各有黑骨溫，四季有黃肉隨，治療各有各法”。對溫毒五大證的治療，他著眼一個“毒”字，使用大劑量清熱解毒，辛溫散毒之品，處方多以大量石膏為主，實為後來餘師愚治溫疫開了門徑。另外，他還專立《闢溫疫論》列舉“療疫氣令人不染”方，有闢溫粉，雄黃嚏法，千敷散等，體現出他治溫病著重預防的思想。
龐安時治傷寒是從病因、發病著手，強調體質因素在發病中的重要作用。並認為廣義傷寒的病因是“寒毒”，而天行溫病則由“異氣”引起，提出溫病與傷寒分治，指出溫病中以溫毒最為重險，對溫毒五大證的治法遣方頗具特色，其重視預防的思想，也實為可貴。不僅如此，其高尚的醫德也是可取的，為醫藥界樹立了典範。
留世著作
龐氏對《難經》非常推崇，著有《難經辨》、《主對集》、《本草補遺》，因年代久遠，這些醫學著作現在大多遺失，僅存著一部《傷寒總病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