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瞭解什麼叫“附庸儒生”，沒見過這個詞，估計是你生造的。儒家學說有它自己的發展過程。儒學濫觴於孔子，成熟於戰國時期，以孟子為集大成者，這一階段是其創立階段。自漢代董仲舒到明代王陽明，是其發展完善階段，王陽明將儒學推向一個高峰。此後，儒學進入了一個衰退期。孟子，荀子，董仲舒，朱熹，二程，王陽明都對儒學的發展做出了貢獻，也分別對儒學的某一部分或者環節進行了擴充套件和詮釋。但是，這不叫“集體智慧”，因為不存在這麼一個組織，不能套用毛澤東思想的來源，說毛澤東思想是集體智慧的結晶，是因為它是黨的集體智慧的結晶，是黨領導人民開展武裝鬥爭的實踐總結。

孔子重"仁"，

將“仁"提升至一個道德層次。如《論語》〈述而〉所言：“子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表現在兩本書裡，一本是《論語》，《論語》一書以學的重要來說明人的主動性將可以學以成仁，另一本書是《中庸》，致力於結合傳統的周禮如何與新建立的仁體系相互結合。“禮以義為其實質，義又以仁為基礎"。仁發於心，義是仁之端，而發端的行為具體就是禮。

孟子提出了“四端"學說。在《孟子》〈公孫丑上〉書中說：“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人之有是四端也，猶其有四體也"。每個人都有“善的四端"，分別是側隱、羞惡、辭讓、是非，所謂性善並非是人性本善，而是人有善端，發與未發全看個人的養氣與行動。如牟宗三所指出，使得人具有內在價值自覺之可能，以及逐漸完善自身的可能性。《孟子》〈盡心上〉說："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

在漢代的儒家思想中，人之性是最重要的部分之一，這其實是對孟、荀思想的繼承與發展。此時儒學之思想，除了經學之外，還展開了對於“性"與"情"之辯。

董仲書將性完全歸於天和命，“命者天之令也，性者生之質也，情者人之慾也。或夭或壽，或仁或鄙，陶冶而成之，不能粹美，有治亂之所生，故不齊也"。上天已經在創造人的時候，就已經各有不同的質和屬性，也帶有可能遮蔽人理智的"情"，所以才需要聖王聖人來教化。“為政而宜於民者，固當受祿於天。夫仁誼禮知信五常之道，王者所當修飭也；五者修飭，故受天之佑，而享鬼神之靈，德施於方外，延及群生也"。上天會藉由天人感應來賞罰君主與百姓的作為，“天者,百神之君也,王者之所最尊也"，認為，天創造了人和萬物，並且上天主載一切，皇帝是天的兒子，是代表上天來統治人民的。

宋代二程理學以大程子為代表，也就是明道的形上學，最值得注意的是生生與一本。

所謂生生，是指明道藉由易經產發的形而上理論。明道謂：“生生之謂易，是天之所以為道也。”；“天地設立，而易行乎其中。”將易的道理作為一種“於穆不已”的流動“易體”，而這種易體其實也就是所謂的一本。也就是說，創生的本源在創生時，就同時賦予被創生者道德意義。

朱熹在二程的基礎上，進一步的展開自己的思想。朱熹認為萬物背後有一超越之道，氣是道的表現，同時也是萬物的本質，理氣不能分離，也沒有先後。也講了太極，指出太極指萬物的共同本體，事物的性理來自太極，卻非分有太極的狀態，而是物物各自的太極。

朱熹認為「千五百年之間，堯舜三王周公孔子所傳之道，未嘗一日得行於天地之間也。

指的儒學形態與實際發展而言。發展完善到最後即到封建社會結束，或說同時與國家統治的過程，假說當然是正確的了。

[末世紀中的，不管儒學與國家實際怎樣結合(如儒學人的泛論與國家政治普及的結合)，儒學本義解釋作為人類的精神學科，當然又是獨立存在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