語言文字二度編碼帶來的傳播誤讀 　　全球化語境下跨文化傳播有賴於各類媒體和各種工具。語言是一種交流的工具，同時也反映出本民族的特點甚至哲學思想。因此，跨文化傳播遇到的首要問題就是語言文字的互換即轉譯問題。傳播要達成意義上的共享，必須使一種符號能為社會成員共同認可。按照符號學的觀點，跨文化傳播的最終使命是要打破語言的隔膜。而事實證明，翻譯是一道必須由人類親自逾越的鴻溝，是跨文化傳播的活性轉換器。 　　在同一語言系統下，符號傳播的過程是一個編碼、解碼的系統,即從意義到符號,再從符號到意義的二次轉換。如果雙方分處不同的語言文化體系,翻譯便站在兩者之間進行編碼和解碼,這樣便進行了“二度符號化”。但這一過程一方面受翻譯者個人世界觀、價值觀、知識範圍、經驗等因素的制約,另一方面也受社會和文化環境的制約。媒介的文字內容包括電影指令碼、電視節目、新聞稿等,在經過二度符號化的轉變中發生意義失落、畸變、增殖、轉換的現象是很普遍的,尤其是在譯製市場混亂、音像市場和印刷市場等不規範的國家和地區。 　　媒介帝國主義帶來褊狹的傳播機制 　　跨國傳媒公司的高度壟斷和集中造成的跨文化傳播的“不對稱性”，以及文化的同質化趨勢愈來愈強烈,構成了對文化多樣性的威脅。有學者認為,所謂褊狹的傳播機制,一是以集權主義的權力運作方式和思想統制的形式,實現資訊的單向、片面的傳播；一是在追求資本利益最大化的過程中建立政治經濟文化權力的單向流動與單一控制,以致個性消失、界限消失、文化的多樣性消失。 　　從20世紀70年代起,發展中國家就把建立“資訊傳播新秩序”與建立“國際經濟新秩序”視為同等重要的問題,要求改變國際資訊流通不平等、不均衡和不對稱的現象。但在複雜的國際情境下,發展中國家面臨的外交難題是，由於自身傳播力量的微弱,國家形象的展示處在一個先行的、被歪曲理解的偏見中,被剝奪了相互平等和尊重的外交禮遇。自己的立場、觀點無法在正常的輿論環境中讓人們知曉,更談不上得到理解與支援。 　　跨文化傳播的價值取向 　　跨文化傳播的價值應包含兩個方面：一是客觀事實的存在,二是人們對事實存在的認識。體現客觀事實的價值,即是對一個客觀存在的事實,按照傳播者的評價標準做出選擇,然後再進行傳播。然而,中西方有各自不同的價值標準、意識形態及價值取向,因而審美觀、價值觀及方法論都不盡相同。 　　在西方,尤其是在美國,對於中國和其所處的社會主義陣營的報道也都是“妖魔化”的。以美國為例,從杜魯門上臺後對社會主義陣營所採取的“遏制”戰略、艾森豪威爾時期杜勒斯推行的“和平演變”,一直到現在小布什的“伊拉克戰爭”,都強調了推行其價值觀念的“先攻心後攻身”的戰略。 　　民族中心主義產生偏見 　　民族中心主義是一種信念,即一個人認為自己所屬的文化群體（通常等同於國家）優先於所有其他文化群體。它表現為一種民族優越感,即從本民族文化價值出發判斷其他文化的價值。民族中心主義一方面有助於增強本民族成員之間的凝聚力,另一方面則使人們習慣於用本民族文化衡量判斷他種文化,得出不正確的褒貶結論。實際上,阿拉伯國家與以色列的衝突、基督文明與伊斯蘭文明的衝突,也是民族中心主義的另外一種表現形式。 　　伴隨民族中心主義產生的是成見和偏見。它傾向於把某一文化群體的一個成員當做該文化定勢的代表。今天,世界上許多國家和地區都有法律明文禁止種族和性別歧視,但在實際生活中,歧視處處可見,法律本身尚未能夠改變歧視的文化規範。在美國,白人對黑人持有偏見,黑人常被視為貧窮、暴力、愚昧的象徵。要在跨文化傳播中克服民族中心主義，就要進行文化相對主義的辯證對比。文化相對主義是指將某一文化置於它所處的環境中加以評價,文化本身具有一定共性,各種文化之間的差異是由其所處社會環境不同所致。 　　綜上所述,目前的傳媒全球化在促進跨文化傳播的同時也強化了文化差距與隔閡,種種障礙使得跨文化傳播不可能一帆風順。同時,在全球經濟一體化的時代,在中國經濟飛速發展的今天,跨文化傳播也有“跨嚴肅文化傳播”與“跨通俗文化傳播”之分,往往是“嚴肅文化無人喝彩而通俗文化叫好滿天”,故而在進行跨文化傳播時要調整策略，“嚴肅”與“通俗”並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