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清楚杜甫如何讚美貞觀之治。只知道白居易有“怨女三千出後宮,四百囚徒來歸獄”詩句。“怨女三千出後宮”，出宮女這件事發生在貞觀二年九月，《資治通鑑》記載：天少雨，中書舍人李百藥上言：“往年雖出宮人，竊 聞太上皇宮及掖庭宮人，無用者尚多，豈惟虛費衣食，且陰氣鬱積，亦足致旱。”上曰：“婦人幽閉深宮，誠為可愍。灑掃之餘，亦何所用，宜皆出之，任求伉儷。”於是遣尚書左丞戴胄、給事中洹水杜正倫於掖庭西門簡出之， 前後所出三千餘人。這事兒言之鑿鑿，好像假不了，仔細一論，似乎又不盡然。要知道那時大內的主人還是退位為太上皇的高祖李淵，李世民還不是大內的真正主人，直到李世民登基三年之後的貞觀三年（629年）四月，李淵才遷出大內，移居大安宮，李世民當月才開始在太極殿聽政。所以，李世民所放者乃是他老子的宮人，並不是他自己的宮人，太宗的行為不過是慷他老子之慨，拿他老子的宮人來為自己收攬人心。“死囚四百來歸獄”，事在貞觀六年（632年）。《新唐書·刑法志》記載：“六年，親錄囚徒，閔死罪者三百九十人，縱之還家，期以明年秋即刑，及期，囚皆詣朝堂，無後者，太宗嘉其誠信，悉原之。”李世民縱囚在歷史上也並非都是頌聲一片。北宋的歐陽修在他《縱囚論》裡道：“吾見上下交相賊以成此名也，烏有所謂施恩德與夫知信義者哉？”意思是這不過是太宗和罪囚們事先約定的一場政治秀，太宗藉此以成賢君之名，罪囚們也得不死之惠。清代大儒王夫之同歐陽修一樣，也認為李世民縱死囚是一場徹頭徹尾的政治騙局：“太宗陰授其來歸則赦之旨於有司，使密諭所縱之囚，交相隱以相飾，傳之天下與來世，或驚為盛治，或詫為非常，皆其君民上下密用之機械所籠致而如拾者也。”王夫之以為，李世民之所以敢鋌而走險，是因為他有十足的把握，不怕死囚們不按時來歸，因為“（太宗之世）法令密而廬井定，民什伍以相保，宗族親戚比閭而處，北不可以走胡，南不可以走粵，囚之縱者雖欲逋逸，抑誰為之淵藪者？”（語見《讀通鑑論》卷二十《太宗》之十一。）意思是太宗時的法令嚴密，戶籍和連坐制度尤為完備，邊關的管理也相當到位，要想逃出去，幾無可能。列位可別以為古時候的國境線都是一些天高皇帝遠的地方，可以任人自由出入。要知道，當年玄奘法師因未取得政府的通關文牒而偷渡出境，過五烽，涉大漠，九死一生，如果沒有第一烽校尉王祥和一干關吏的幫助，恐怕早成一堆白骨了。（事見《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死囚們既無處可逃，又無處可藏，還得冒宗族親戚遭受株連的風險，他們怎麼可能不乖乖回來？再者，這其實也不是一件什麼值得大書特書的事，因為在李世民前，早有人幹過。清人趙翼的《陔餘叢考》卷十九“縱囚不始於唐太宗”條謂，縱死囚歸家始於後漢的馬援，自後漢、兩晉、南北朝至於隋、唐、宋、元、明，其中皇帝和官吏縱囚的，共有二十餘次。而只有李世民一人獨得大名，就不能不讓人懷疑他的用心。“太宗之心，則吾恐其無一念之不出於人欲也。直以其能假仁借義，以行其私，而當時與之爭者，才、能、知、術既出其下，又不知有仁義之可借，是彼善於此而得以成功耳。”唐太宗與唐高宗干預史官工作, 造成了對"貞觀之治"的過分美化。經過兩代帝王的精心刪改與美化, "貞觀之治"的光輝形象便正式樹立起來。待印刷術和文史之學繁盛之後, 人們由皇室定調潤飾過的基本史料去研究唐史, 對唐太宗的光輝語錄佩服得五體投地, 對誇飾過的貞觀之治產生美好印象, 自然容易構想出一個太平盛世的太宗時代, 傳訛出教訓後世的典範。然而細讀史書, 還是能發現唐太宗說得比唱得好聽,貞觀之治做的比寫的難看。到了貞觀晚期, 天下漸亂而唐太宗也人之將死,在<帝範>中對接班人說了幾句其言也善的實話, 談到自己的若干過失: "吾在位以來, 所制多矣: 奇麗服玩錦繡珠玉不絕於前, 此非防欲也；雕楹刻角高臺深池每興其役, 此非儉志也；犬馬鷹鶻無遠必致, 此非節心也；數有行幸以亟勞人, 此非屈己也。斯事者, 吾之深過。勿以茲為是而後法焉,,"對自己僅僅作奢華享樂方面的檢討, 主要是針對太子亦步亦趨地奢靡好內之性而言, 並未全言種種嚴重的貞觀之失。
不清楚杜甫如何讚美貞觀之治。只知道白居易有“怨女三千出後宮,四百囚徒來歸獄”詩句。“怨女三千出後宮”，出宮女這件事發生在貞觀二年九月，《資治通鑑》記載：天少雨，中書舍人李百藥上言：“往年雖出宮人，竊 聞太上皇宮及掖庭宮人，無用者尚多，豈惟虛費衣食，且陰氣鬱積，亦足致旱。”上曰：“婦人幽閉深宮，誠為可愍。灑掃之餘，亦何所用，宜皆出之，任求伉儷。”於是遣尚書左丞戴胄、給事中洹水杜正倫於掖庭西門簡出之， 前後所出三千餘人。這事兒言之鑿鑿，好像假不了，仔細一論，似乎又不盡然。要知道那時大內的主人還是退位為太上皇的高祖李淵，李世民還不是大內的真正主人，直到李世民登基三年之後的貞觀三年（629年）四月，李淵才遷出大內，移居大安宮，李世民當月才開始在太極殿聽政。所以，李世民所放者乃是他老子的宮人，並不是他自己的宮人，太宗的行為不過是慷他老子之慨，拿他老子的宮人來為自己收攬人心。“死囚四百來歸獄”，事在貞觀六年（632年）。《新唐書·刑法志》記載：“六年，親錄囚徒，閔死罪者三百九十人，縱之還家，期以明年秋即刑，及期，囚皆詣朝堂，無後者，太宗嘉其誠信，悉原之。”李世民縱囚在歷史上也並非都是頌聲一片。北宋的歐陽修在他《縱囚論》裡道：“吾見上下交相賊以成此名也，烏有所謂施恩德與夫知信義者哉？”意思是這不過是太宗和罪囚們事先約定的一場政治秀，太宗藉此以成賢君之名，罪囚們也得不死之惠。清代大儒王夫之同歐陽修一樣，也認為李世民縱死囚是一場徹頭徹尾的政治騙局：“太宗陰授其來歸則赦之旨於有司，使密諭所縱之囚，交相隱以相飾，傳之天下與來世，或驚為盛治，或詫為非常，皆其君民上下密用之機械所籠致而如拾者也。”王夫之以為，李世民之所以敢鋌而走險，是因為他有十足的把握，不怕死囚們不按時來歸，因為“（太宗之世）法令密而廬井定，民什伍以相保，宗族親戚比閭而處，北不可以走胡，南不可以走粵，囚之縱者雖欲逋逸，抑誰為之淵藪者？”（語見《讀通鑑論》卷二十《太宗》之十一。）意思是太宗時的法令嚴密，戶籍和連坐制度尤為完備，邊關的管理也相當到位，要想逃出去，幾無可能。列位可別以為古時候的國境線都是一些天高皇帝遠的地方，可以任人自由出入。要知道，當年玄奘法師因未取得政府的通關文牒而偷渡出境，過五烽，涉大漠，九死一生，如果沒有第一烽校尉王祥和一干關吏的幫助，恐怕早成一堆白骨了。（事見《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死囚們既無處可逃，又無處可藏，還得冒宗族親戚遭受株連的風險，他們怎麼可能不乖乖回來？再者，這其實也不是一件什麼值得大書特書的事，因為在李世民前，早有人幹過。清人趙翼的《陔餘叢考》卷十九“縱囚不始於唐太宗”條謂，縱死囚歸家始於後漢的馬援，自後漢、兩晉、南北朝至於隋、唐、宋、元、明，其中皇帝和官吏縱囚的，共有二十餘次。而只有李世民一人獨得大名，就不能不讓人懷疑他的用心。“太宗之心，則吾恐其無一念之不出於人欲也。直以其能假仁借義，以行其私，而當時與之爭者，才、能、知、術既出其下，又不知有仁義之可借，是彼善於此而得以成功耳。”唐太宗與唐高宗干預史官工作, 造成了對"貞觀之治"的過分美化。經過兩代帝王的精心刪改與美化, "貞觀之治"的光輝形象便正式樹立起來。待印刷術和文史之學繁盛之後, 人們由皇室定調潤飾過的基本史料去研究唐史, 對唐太宗的光輝語錄佩服得五體投地, 對誇飾過的貞觀之治產生美好印象, 自然容易構想出一個太平盛世的太宗時代, 傳訛出教訓後世的典範。然而細讀史書, 還是能發現唐太宗說得比唱得好聽,貞觀之治做的比寫的難看。到了貞觀晚期, 天下漸亂而唐太宗也人之將死,在<帝範>中對接班人說了幾句其言也善的實話, 談到自己的若干過失: "吾在位以來, 所制多矣: 奇麗服玩錦繡珠玉不絕於前, 此非防欲也；雕楹刻角高臺深池每興其役, 此非儉志也；犬馬鷹鶻無遠必致, 此非節心也；數有行幸以亟勞人, 此非屈己也。斯事者, 吾之深過。勿以茲為是而後法焉,,"對自己僅僅作奢華享樂方面的檢討, 主要是針對太子亦步亦趨地奢靡好內之性而言, 並未全言種種嚴重的貞觀之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