片時春雨 千載名世--陸游詩《臨安春雨初霽》
世味年來薄似紗，誰令騎馬客京華？小樓一夜聽春雨，深巷明朝賣杏花。矮紙斜行閒作草，晴窗細乳戲分茶。素衣莫起風塵嘆，猶及清明可到家。
如果掩去作者的名字，讀這首《臨安春雨初霽》，也許會以為它並不是出自“鐵馬金戈”、“氣吞殘虜”的陸放翁之手。詩中雖然有杏花般的春色，卻更隱含著“世味薄似紗”的感傷之情和“閒作草”“戲分茶”的無聊之緒。這是與高唱著“為國戍輪臺”而“一身報國”的陸游的雄奇悲壯的風格特徵很不一致的。
首聯開口就言“世味”之“薄”，並驚問“誰令騎馬客京華”。陸游時年已六十二歲，不僅長期宦海沉浮，而且壯志未酬，又兼個人生活的種種不幸，這位命途坎坷的老人發出悲嘆，說出對世態炎涼的內心感受。這種悲嘆也許在別人身上是無可疑問的，而對於“僵臥孤村不自哀，尚思為國戍輪臺”的陸游來說，卻顯得不盡合乎情理。此詩是淳熙十三年陸游在山陰時奉詔入京，被任命為嚴州知州的時候所作。對於一生奮鬥不息、始終矢志不渝地實現自己的報國理想的陸游來說，授之以權，使之報國有門，竟會引起他“誰”的疑問，不是有點奇怪嗎？
頷聯點出“詩眼”。聽了一夜的春雨，次日清晨又聽到深巷叫賣杏花，淡雅的春意油然而生，令人想起江南溼漉漉、綠幽幽、亮晶晶、香噴噴的春色，濃而淡，淡而又深，深而且遠。但細品一下，詩人聽了一夜的春雨，並未入眠。在這春夜裡他為何事輾轉反側呢？那遠遠傳來的如斷如續的賣花聲，又能給他一些什麼樣的愉悅和撫慰呢？不能。只有詩人一個人在清幽得空寂的春晨中獨自惆悵。接下去的頭聯不更道出了他的這種心情嗎？“閒作草”、“戲分茶”，一生出入於戰場生死，貫遊於天南海北，時刻思慮著報國和愛民的陸游，竟也“ 閒”而又“戲”了！在詩人眼中，臨安春色，何其清淡寡味，人情何其冷漠，世味何其索薄，壯志更是無從去提起一字，只有在“閒”“戲”中打發時光。
尾聯雖不象古人抱怨“素衣化為緇”（晉陸和作《為顧彥先贈好》：“京洛多風塵，素衣化為緇”），卻也聲稱清明不遠，應早日回家，而不願在所謂“人間天堂”的江南臨安久留。詩人應召入京，卻只匆匆一過，便拂袖而去。
整個一首詩，雖然寫春，卻不是歡春；雖不是傷春，也是“薄”春。春天雖美，但在心情鬱悶的作者心目中，卻引不起多少留戀。
在陸游的眾多著名詩篇中，有壯懷激烈的愛國憂民之作，如《關山月》、《出籬門迎涼有感》；有寄夢抒懷、悲憤悽切之作，如《十一月四日風雨大作》，這些詩不是直抒胸臆，痛切陳詞，就是筆墨縱橫，撫古思今，都是雄壯的大氣磅礴之作；作者也有優美淳樸的鄉村生活描寫，如《遊山西村》；也有緬懷愛情、追思往日幸福的傷感之作，如《沈園》。等等這些，都與《初霽》極不相似。《初霽》沒有豪唱，也沒有悲鳴，沒有憤憤之詩，也沒有盈盈酸淚，有的只是結腸難解的鬱悶和淡淡然的一聲輕嘆，“別是一番滋味在心頭”。
陸游自王炎調離川陝後，也於淳熙五年（1178）在蜀東歸，在福建、江西、浙江一帶做低階官吏。“怖懼幾成床上伏，艱難何啻劍頭飲”的處境，和在王炎手下得以重用的情形是大不一樣的。淳熙十三年春，作者奉詔入京，接受嚴州知州的職務，在臨安寫了此詩。嚴酷的現實，使他不得不對朝廷對皇帝，對人生對社會作出一些陰暗的結論。與他的許多寄夢詩不一樣，在深夜，萬籟俱寂時，作者眼前沒有現實生活的情景攪擾，可以對著曠遠的星空和雨夜任意地幻想，說任何放言達詞。而身在繁榮帝都，作者卻身不由己。臨安城雖然春色明媚，但官僚們偏安一隅，忘報國仇，粉飾太平。作者是時刻清醒的，他在表面的昇平氣象和繁榮面貌中看到了世人的麻木、朝廷的昏聵，想到了自己未酬的壯志。但他既不能高唱，又無法託情夢，只好借春色說愁緒，把春天寫成了無情之物。
可以說《初霽》反映了作者內心世界的另一方面，作者除了在戰場上、幕帳中和夜空下高唱報國之外，偶爾也有惆悵徘徊的時候。在幾乎同時所作的《書憤》中，作者就截然不同地表現了一貫的豪情。《書憤》在一定意義上是作者對自己悲壯一生的總結。“早歲那知世事艱”，卻終有膽量說“千載誰堪伯仲間”，把一生留給歷史公斷。《初霽》、《書憤》的比較可以顯現出詩人感情思想的一個短時期的反覆。陸游畢竟是陸游，他不會永久地停留在“閒”“戲”之上的。不久後他在嚴州任上，仍堅持抗金，並且付諸行動，表達於詩文，終於又被以“嘲詠風月”的罪名罷官。他的綿綿“杏花春雨”，在《十一月四日風雨大作》中，發展成了“鐵馬冰河入夢來”的急風暴雨。
一個詩人的性格是複雜的，一個始終剛強不屈、矢志不渝的烈士，也難免間或惆悵抑鬱。這種抑鬱惆悵與其雄奇悲壯並不矛盾。唯其抑鬱惆悵得苦不堪言，才有更強烈的情懷的噴發。詩中一開頭就道“世味薄似紗”，正是作者對現實的否定，也體現出作者的剛直氣節。詩末拂袖而去，也是詩人對浮華帝都的不屑。因此，透過原詩的表面，我們依稀仍可看見一個威武不屈的形象，這個形象才是作者真正的一貫的自己。
片時春雨 千載名世--陸游詩《臨安春雨初霽》
世味年來薄似紗，誰令騎馬客京華？小樓一夜聽春雨，深巷明朝賣杏花。矮紙斜行閒作草，晴窗細乳戲分茶。素衣莫起風塵嘆，猶及清明可到家。
如果掩去作者的名字，讀這首《臨安春雨初霽》，也許會以為它並不是出自“鐵馬金戈”、“氣吞殘虜”的陸放翁之手。詩中雖然有杏花般的春色，卻更隱含著“世味薄似紗”的感傷之情和“閒作草”“戲分茶”的無聊之緒。這是與高唱著“為國戍輪臺”而“一身報國”的陸游的雄奇悲壯的風格特徵很不一致的。
首聯開口就言“世味”之“薄”，並驚問“誰令騎馬客京華”。陸游時年已六十二歲，不僅長期宦海沉浮，而且壯志未酬，又兼個人生活的種種不幸，這位命途坎坷的老人發出悲嘆，說出對世態炎涼的內心感受。這種悲嘆也許在別人身上是無可疑問的，而對於“僵臥孤村不自哀，尚思為國戍輪臺”的陸游來說，卻顯得不盡合乎情理。此詩是淳熙十三年陸游在山陰時奉詔入京，被任命為嚴州知州的時候所作。對於一生奮鬥不息、始終矢志不渝地實現自己的報國理想的陸游來說，授之以權，使之報國有門，竟會引起他“誰”的疑問，不是有點奇怪嗎？
頷聯點出“詩眼”。聽了一夜的春雨，次日清晨又聽到深巷叫賣杏花，淡雅的春意油然而生，令人想起江南溼漉漉、綠幽幽、亮晶晶、香噴噴的春色，濃而淡，淡而又深，深而且遠。但細品一下，詩人聽了一夜的春雨，並未入眠。在這春夜裡他為何事輾轉反側呢？那遠遠傳來的如斷如續的賣花聲，又能給他一些什麼樣的愉悅和撫慰呢？不能。只有詩人一個人在清幽得空寂的春晨中獨自惆悵。接下去的頭聯不更道出了他的這種心情嗎？“閒作草”、“戲分茶”，一生出入於戰場生死，貫遊於天南海北，時刻思慮著報國和愛民的陸游，竟也“ 閒”而又“戲”了！在詩人眼中，臨安春色，何其清淡寡味，人情何其冷漠，世味何其索薄，壯志更是無從去提起一字，只有在“閒”“戲”中打發時光。
尾聯雖不象古人抱怨“素衣化為緇”（晉陸和作《為顧彥先贈好》：“京洛多風塵，素衣化為緇”），卻也聲稱清明不遠，應早日回家，而不願在所謂“人間天堂”的江南臨安久留。詩人應召入京，卻只匆匆一過，便拂袖而去。
整個一首詩，雖然寫春，卻不是歡春；雖不是傷春，也是“薄”春。春天雖美，但在心情鬱悶的作者心目中，卻引不起多少留戀。
在陸游的眾多著名詩篇中，有壯懷激烈的愛國憂民之作，如《關山月》、《出籬門迎涼有感》；有寄夢抒懷、悲憤悽切之作，如《十一月四日風雨大作》，這些詩不是直抒胸臆，痛切陳詞，就是筆墨縱橫，撫古思今，都是雄壯的大氣磅礴之作；作者也有優美淳樸的鄉村生活描寫，如《遊山西村》；也有緬懷愛情、追思往日幸福的傷感之作，如《沈園》。等等這些，都與《初霽》極不相似。《初霽》沒有豪唱，也沒有悲鳴，沒有憤憤之詩，也沒有盈盈酸淚，有的只是結腸難解的鬱悶和淡淡然的一聲輕嘆，“別是一番滋味在心頭”。
陸游自王炎調離川陝後，也於淳熙五年（1178）在蜀東歸，在福建、江西、浙江一帶做低階官吏。“怖懼幾成床上伏，艱難何啻劍頭飲”的處境，和在王炎手下得以重用的情形是大不一樣的。淳熙十三年春，作者奉詔入京，接受嚴州知州的職務，在臨安寫了此詩。嚴酷的現實，使他不得不對朝廷對皇帝，對人生對社會作出一些陰暗的結論。與他的許多寄夢詩不一樣，在深夜，萬籟俱寂時，作者眼前沒有現實生活的情景攪擾，可以對著曠遠的星空和雨夜任意地幻想，說任何放言達詞。而身在繁榮帝都，作者卻身不由己。臨安城雖然春色明媚，但官僚們偏安一隅，忘報國仇，粉飾太平。作者是時刻清醒的，他在表面的昇平氣象和繁榮面貌中看到了世人的麻木、朝廷的昏聵，想到了自己未酬的壯志。但他既不能高唱，又無法託情夢，只好借春色說愁緒，把春天寫成了無情之物。
可以說《初霽》反映了作者內心世界的另一方面，作者除了在戰場上、幕帳中和夜空下高唱報國之外，偶爾也有惆悵徘徊的時候。在幾乎同時所作的《書憤》中，作者就截然不同地表現了一貫的豪情。《書憤》在一定意義上是作者對自己悲壯一生的總結。“早歲那知世事艱”，卻終有膽量說“千載誰堪伯仲間”，把一生留給歷史公斷。《初霽》、《書憤》的比較可以顯現出詩人感情思想的一個短時期的反覆。陸游畢竟是陸游，他不會永久地停留在“閒”“戲”之上的。不久後他在嚴州任上，仍堅持抗金，並且付諸行動，表達於詩文，終於又被以“嘲詠風月”的罪名罷官。他的綿綿“杏花春雨”，在《十一月四日風雨大作》中，發展成了“鐵馬冰河入夢來”的急風暴雨。
一個詩人的性格是複雜的，一個始終剛強不屈、矢志不渝的烈士，也難免間或惆悵抑鬱。這種抑鬱惆悵與其雄奇悲壯並不矛盾。唯其抑鬱惆悵得苦不堪言，才有更強烈的情懷的噴發。詩中一開頭就道“世味薄似紗”，正是作者對現實的否定，也體現出作者的剛直氣節。詩末拂袖而去，也是詩人對浮華帝都的不屑。因此，透過原詩的表面，我們依稀仍可看見一個威武不屈的形象，這個形象才是作者真正的一貫的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