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敢說評價，只能說說自己讀他作品的一些感受，供諸君一覽。2010年12月31日，我在教學樓最角落的教室，坐在最角落的角落裡，得知史鐵生的逝世。那段印象尤為深刻，不是因為第二天是元旦的緣故。活在語文課本里的史鐵生，在我還對生死懵裡懵懂的時候，就教會我：“死是一件無須乎著急去做的事，是一件無論怎樣耽擱也不會錯過了的事，一個必然會降臨的節日。”從一開始認識他，他似乎就是在死生線上不斷掙扎，然而當死亡節日降臨在他身上時，又似乎顯示了命運的另一番捉弄。他消失了，在2010年的最後一天；他消失了，在人生即將花甲的前一年。天干地支的紀年法中，六十一甲子，是一個生命輪迴，而他，卻始終無法圓滿地完成這一輪迴，一如他充滿缺憾的一生。只有人才把怎樣活著看得比活著本身更要緊 只有人在頑固地追問並要求著生存的意義。 我們每個人，都不得不拜服於他的執著。從他雙腿癱瘓走上寫作之路起，無論多麼艱難的境遇，他都堅持他的“寫作之夜”。 “我從雙腿殘疾的那天，開始想到寫作。孰料這殘疾死心塌地一輩子都不想離開我，這樣，它便每時每刻都向我提出一個問題：你為什麼要活著？——這可能就是我的寫作動機。就是說，要為活著找到充分的理由。” 在生命的最後時光，雙腎功能衰竭的疾病降臨，但他仍然寫出了《病隙碎筆》這部充滿哲學思考的作品。它確是疾病間隙的零碎筆錄,然而讀來卻絲毫不讓人感到病和碎,呈現在讀者面前的仍是一個健康靈魂的完整的思考。在忙忙碌碌的高中，它帶給我無窮的觸動。如今重拾起來，仍然感慨萬千。殘疾 打在史鐵生身上最深刻的的印記，也許就是殘疾。常常聽人說，史鐵生之所以善於思考，是因為殘疾，是因為他被困在輪椅上，除了思考便無事可做。假如他不是一個殘疾人呢，他就肯定不會成為現在這個史鐵生。所以身體的殘缺造就了他靈魂的完整。誠然，如果不是殘疾，他也許不會走上寫作這條路，但是他的那種“無師自通”的哲學智慧，又絕不是殘疾就能帶來的。世間上disabled的人那麼多，又能有幾個史鐵生呢？ 關於殘疾，史鐵生自己有一個清晰的認識：“人所不能者，即是限制，即是殘疾。 ”在這個意義上，我們每一個人，都是殘疾的，殘疾是與生俱來的。而精神的殘疾比之肉體，實在是更為可怕。可惜不是每個人，都能如他那樣看的透徹。物質的世界尚且讓我們應接不暇，又有什麼工夫去關注精神？ 正如作家李銳所說，我們都把他當做殘疾作家，殊不知他比我們每一個人都健康，反而我們這些身體健康的人，心靈都是殘疾的。因為身體的原因，他與這個世俗社會保持了一定的距離，總是給人一種安寧的感覺。 人眼視物，總是要有一定的距離。若是把東西太過於貼近，反而是看不清的，人心也是如此。換句話說，總要失去了才會懂得珍惜。就像史鐵生在《病隙碎筆》裡寫到：發燒了，才知道不發燒的日子多麼清爽。咳嗽了，才體會不咳嗽的嗓子多麼安詳。剛坐上輪椅時，我老想，不能直立行走豈非把人的特點搞丟了？便覺天昏地暗。等到又生出褥瘡，一連數日只能歪七扭八地躺著，才看見端坐的日子其實多麼晴朗。後來又患“尿毒症”，經常昏昏然不能思想，就更加懷戀起往日時光。終於醒悟：其實每時每刻我們都是幸運的，因為任何災難的前面都可能再加一個“更”字。精神與肉體 正像人眼視物的道理一樣，我們要看到限制，必然是同限制拉開一定的距離。人最大的限制，莫過於肉身凡胎。擁有肉體，就有了病痛、衰老、消亡。而只有精神性的自我脫離了肉身的限制，才能真正看清自己的殘疾。周國平說：“智慧就好像某種‘分身術"，要把一個精神性的自我從這個肉身的自我中分離出來，讓它站在高處和遠處，以便看清楚這個在塵世掙扎自己所處的位置和可能的出路。” 肉體的消亡引起人的恐懼，人死後靈魂的有無始終無法拿出確切的證據，而科學只不過是一種不可靠的依賴，於是便產生了兩種截然不同的態度。“信其有者，為人的行為找到了終極評判乃至獎懲的可能，因為為人性找到法律之外的監督。比如說警察照看不到的地方，惡也有管束。當然，弄不好也會為專制者提供方便，強徒也會祭起神明。信其無者則為人的為所欲為鋪開坦途，看上去像是渴盼已久的自由終於降臨，但種種惡念也隨之解放，有恃無恐。但這也並不就能預防專制，亂世英雄大權獨握，神俗都踩在腳下。” 對於精神和肉體的關係，史鐵生舉了一個很生動的例子：“一棵樹上落著一群鳥兒，把樹砍了，鳥兒也就沒有了嗎？不，樹上的鳥兒沒了，但它們在別處。同樣，此一肉身，棲居過一些思想、情感和心緒，這肉身火化了，那思想、情感和心緒也就沒有了嗎？不，他們在別處。”神與神性 《病隙碎筆》發表之後，一個讀者寫信給他，說他“證明了神性,卻不想證明神”。這個評價倒是十分恰切，以至於史鐵生本人也很是認可。在他看來,證明神性比證明神更要緊。沒有信仰固然可怕,但假冒的“神”更可怕——比如造人為神。我們的身邊從來不缺乏神，但有神卻不代表著有信仰。這類“神明”也有其性,即與精神拯救有關,而是對肉身福樂的期許;比如對權、財的攀爭,比如“樂善好施”也只圖“來生有報”。這恰恰反映了民間信仰的功利性。家裡有人生病了，才會想到廟裡燒燒香，許諾菩薩一隻燒豬來換取自己的慾望。這不像信仰,更像是行賄或投資。“所以,證明神務先證明神性,神性昭然,其形態倒不妨入鄉隨俗。況且,其實,惟對神性的追問與尋覓,是實際可行的信仰之路。” 命運並不受賄，但希望與你同在，這才是信仰的真意，是信者的路。
不敢說評價，只能說說自己讀他作品的一些感受，供諸君一覽。2010年12月31日，我在教學樓最角落的教室，坐在最角落的角落裡，得知史鐵生的逝世。那段印象尤為深刻，不是因為第二天是元旦的緣故。活在語文課本里的史鐵生，在我還對生死懵裡懵懂的時候，就教會我：“死是一件無須乎著急去做的事，是一件無論怎樣耽擱也不會錯過了的事，一個必然會降臨的節日。”從一開始認識他，他似乎就是在死生線上不斷掙扎，然而當死亡節日降臨在他身上時，又似乎顯示了命運的另一番捉弄。他消失了，在2010年的最後一天；他消失了，在人生即將花甲的前一年。天干地支的紀年法中，六十一甲子，是一個生命輪迴，而他，卻始終無法圓滿地完成這一輪迴，一如他充滿缺憾的一生。只有人才把怎樣活著看得比活著本身更要緊 只有人在頑固地追問並要求著生存的意義。 我們每個人，都不得不拜服於他的執著。從他雙腿癱瘓走上寫作之路起，無論多麼艱難的境遇，他都堅持他的“寫作之夜”。 “我從雙腿殘疾的那天，開始想到寫作。孰料這殘疾死心塌地一輩子都不想離開我，這樣，它便每時每刻都向我提出一個問題：你為什麼要活著？——這可能就是我的寫作動機。就是說，要為活著找到充分的理由。” 在生命的最後時光，雙腎功能衰竭的疾病降臨，但他仍然寫出了《病隙碎筆》這部充滿哲學思考的作品。它確是疾病間隙的零碎筆錄,然而讀來卻絲毫不讓人感到病和碎,呈現在讀者面前的仍是一個健康靈魂的完整的思考。在忙忙碌碌的高中，它帶給我無窮的觸動。如今重拾起來，仍然感慨萬千。殘疾 打在史鐵生身上最深刻的的印記，也許就是殘疾。常常聽人說，史鐵生之所以善於思考，是因為殘疾，是因為他被困在輪椅上，除了思考便無事可做。假如他不是一個殘疾人呢，他就肯定不會成為現在這個史鐵生。所以身體的殘缺造就了他靈魂的完整。誠然，如果不是殘疾，他也許不會走上寫作這條路，但是他的那種“無師自通”的哲學智慧，又絕不是殘疾就能帶來的。世間上disabled的人那麼多，又能有幾個史鐵生呢？ 關於殘疾，史鐵生自己有一個清晰的認識：“人所不能者，即是限制，即是殘疾。 ”在這個意義上，我們每一個人，都是殘疾的，殘疾是與生俱來的。而精神的殘疾比之肉體，實在是更為可怕。可惜不是每個人，都能如他那樣看的透徹。物質的世界尚且讓我們應接不暇，又有什麼工夫去關注精神？ 正如作家李銳所說，我們都把他當做殘疾作家，殊不知他比我們每一個人都健康，反而我們這些身體健康的人，心靈都是殘疾的。因為身體的原因，他與這個世俗社會保持了一定的距離，總是給人一種安寧的感覺。 人眼視物，總是要有一定的距離。若是把東西太過於貼近，反而是看不清的，人心也是如此。換句話說，總要失去了才會懂得珍惜。就像史鐵生在《病隙碎筆》裡寫到：發燒了，才知道不發燒的日子多麼清爽。咳嗽了，才體會不咳嗽的嗓子多麼安詳。剛坐上輪椅時，我老想，不能直立行走豈非把人的特點搞丟了？便覺天昏地暗。等到又生出褥瘡，一連數日只能歪七扭八地躺著，才看見端坐的日子其實多麼晴朗。後來又患“尿毒症”，經常昏昏然不能思想，就更加懷戀起往日時光。終於醒悟：其實每時每刻我們都是幸運的，因為任何災難的前面都可能再加一個“更”字。精神與肉體 正像人眼視物的道理一樣，我們要看到限制，必然是同限制拉開一定的距離。人最大的限制，莫過於肉身凡胎。擁有肉體，就有了病痛、衰老、消亡。而只有精神性的自我脫離了肉身的限制，才能真正看清自己的殘疾。周國平說：“智慧就好像某種‘分身術"，要把一個精神性的自我從這個肉身的自我中分離出來，讓它站在高處和遠處，以便看清楚這個在塵世掙扎自己所處的位置和可能的出路。” 肉體的消亡引起人的恐懼，人死後靈魂的有無始終無法拿出確切的證據，而科學只不過是一種不可靠的依賴，於是便產生了兩種截然不同的態度。“信其有者，為人的行為找到了終極評判乃至獎懲的可能，因為為人性找到法律之外的監督。比如說警察照看不到的地方，惡也有管束。當然，弄不好也會為專制者提供方便，強徒也會祭起神明。信其無者則為人的為所欲為鋪開坦途，看上去像是渴盼已久的自由終於降臨，但種種惡念也隨之解放，有恃無恐。但這也並不就能預防專制，亂世英雄大權獨握，神俗都踩在腳下。” 對於精神和肉體的關係，史鐵生舉了一個很生動的例子：“一棵樹上落著一群鳥兒，把樹砍了，鳥兒也就沒有了嗎？不，樹上的鳥兒沒了，但它們在別處。同樣，此一肉身，棲居過一些思想、情感和心緒，這肉身火化了，那思想、情感和心緒也就沒有了嗎？不，他們在別處。”神與神性 《病隙碎筆》發表之後，一個讀者寫信給他，說他“證明了神性,卻不想證明神”。這個評價倒是十分恰切，以至於史鐵生本人也很是認可。在他看來,證明神性比證明神更要緊。沒有信仰固然可怕,但假冒的“神”更可怕——比如造人為神。我們的身邊從來不缺乏神，但有神卻不代表著有信仰。這類“神明”也有其性,即與精神拯救有關,而是對肉身福樂的期許;比如對權、財的攀爭,比如“樂善好施”也只圖“來生有報”。這恰恰反映了民間信仰的功利性。家裡有人生病了，才會想到廟裡燒燒香，許諾菩薩一隻燒豬來換取自己的慾望。這不像信仰,更像是行賄或投資。“所以,證明神務先證明神性,神性昭然,其形態倒不妨入鄉隨俗。況且,其實,惟對神性的追問與尋覓,是實際可行的信仰之路。” 命運並不受賄，但希望與你同在，這才是信仰的真意，是信者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