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腐儒的典型——周進、范進：
讀過《儒林外史》的人，總也忘不了書中的周進、范進這兩個人物，他們是作者在第二、三回中分別著力塑造的兩個年紀老大而沒有考中科舉的可憐蟲，這是兩個腐儒的典型。二人在中舉之前都是很窮困的，受盡別人的白眼和嘲諷。
從這兩個人物身上，我們可以看出科舉制度對文人的毒害之深。它深深的腐蝕著文士的心靈，使一些文人因迷戀舉業而完全被動地失去了自我。作者以其悲憤和辛酸的筆觸，寫出了他們在人格意識方面的扭曲與墮落。
2、貪官汙吏的典型——湯奉、王惠：
如果可憐的讀書人一旦考中了進士，便可以名正言順的踏入仕途。而那些原本可憐的讀書人一旦做了官，很快便會成為貪官汙吏。其中湯奉和王惠就是兩個典型的例子。
南昌太守王惠，也是一個貪官的典型。他念念不忘“三年清知府，十萬雪花銀”的通例，他一到任，衙門裡就滿是“戥子聲，算盤聲，銀子聲，衙役百姓一個個被他打得魂飛魄散，合城的人，無一個不知道太守的厲害，睡夢裡也是怕的。”
這些官吏就憑藉科舉得意，升官發財，作威作福；而貪狠、蠻橫則成了他們的共同特徵。這就進一步暴露了科舉制度的罪惡，同時也反映了當時整個封建官吏政治的腐敗不堪。
3、八股迷的典型——馬靜、魯編修：
科舉既然成了讀書人獵取功名富貴的唯一手段，八股文自然就成了文章的正宗。於是無數的封建文人，孜孜不倦地鑽研八股文，其中最虔誠的八股制藝信徒當屬馬靜和魯編修了。
《儒林外史》中塑造的馬二先生，是一個為舉業而耗盡終生的受害者，但他始終把舉業視為“神聖不可侵犯的事業”，他甚至迷信八股到這樣的程度，他說：“舉業二字，是從古及今，人人必要做的。就如孔子在春秋的時候，那時用‘揚言行舉’做官，故孔子只講得個‘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這便是孔子的舉業。
另一個八股迷魯編修認為：“八股文章若做的好，隨你做什麼東西，要詩就詩，要賦就賦，都是一鞭一條痕，一摑一掌血；若是八股文章欠講究，任你做出甚麼來都是野狐禪，邪魔歪道。” 魯編修已達到了科舉考試的最高等級，實現了其人生的最高理想。但作者寫他卻是從他在京城清苦得實在混不下去的返鄉途中開始的。
作者以如此寒酸之筆來寫這位“成功者”，其畫外音顯然是說，以整個的個人尊嚴和物質生活享受為代價換來的翰林編修之職，除了徒有虛名外，沒有任何實際意義。
4、正面典型——王冕、杜少卿：
《儒林外史》中不僅有對儒林醜類的揭露和諷刺，而且有對正面人物的肯定和歌頌。作者肯定的最多的是那些不慕功名利祿的知識分子，王冕和杜少卿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作者在第一回中塑造了元末詩人王冕的形象來“敷陳大義”，“隱括全文”，並作為自己理想的楷模和臧否人物的標準。王冕出身田家，天文地理經史上的大學問無不精通；而又安於貧賤，以賣畫為生，不與權貴相與，作者透過他的嘴，抨擊了科舉制度，“這個法卻定得不好，將來讀書人既有此一條榮身之路，把那文行出處都看輕了。”
在作者看來，文士們只有像王冕那樣講求“文行出處”，才能免於“功名富貴”的牢籠，堪稱“品地最上一層。”這在當時是有一定的批判意義的。
正面人物杜少卿是以作者本人為原型寫成的，他不熱衷功名，反對八股科舉，不願做官，被視為“自古及今難得的一個奇人”。在他身上蔑視科舉的思想尤為突出。他說“這學裡的秀才未見得好似奴才。”這對封建社會選拔官吏的制度是嘲諷，也是批判。
他敢於懷疑權威，對儒家經典的解釋者朱熹提出大膽的挑戰。他說“朱文公解經，自是一說，也是要後人與諸儒參看。而今丟了諸儒，只依朱注，這是後人固陋，與朱子不相干。”這其實是對欽定的理論標準“朱注”的否定，也是對朱熹這一權威的否定。
杜少卿是一個輕視禮教的人，他反對歧視婦女，反對納妾，具有初步的民主主義思想。他仗義疏財，平等愛人，是作者心目中的理想人物。
《儒林外史》是一部描繪明清儒林士子平常生活的一部著作，其既是中國社會封建晚期的文人士子的百象圖，又是中國十八世紀前後江南士紳生活的風俗畫卷。《儒林外史》描述的物件主要是文人士子，但我們卻能夠從中探究得到豐富的商業文化資料。
在過去的歷史裡，“重農抑商”一向是政府所為，而人們心目中“士農工商”，商為末枝的思想更是在人民心目中根深蒂固。然而到了明清時期，“君子不言利”、“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這些古訓則是蕩然無存，文人學子紛紛走上上路，謀取暴利，在晉商當中更是構成了“重利途，甚於重名。
子弟之佼秀者，多入貿易一途，其次寧為胥吏。至中材以下，方使之讀書應試。”的風氣，並蔓延全國。
至於這些從商的文人士子，在《儒林外史》中我們大致能夠察覺到有這麼三類，一是做鹽商的：萬雪齋、宋為富等人經營鹽業，獲利極厚，更以金錢結交權貴，仗勢欺人；二是當典當的：毛二胡子狠毒摳門發家致富。
而其中五河縣的方鄉紳則“開典當引鹽”，成一方首富，以錢通神；而還有一類則是依附商家，做些事務養家餬口的，如周進即是當了一回記賬，之後哭得死去活來才得了商人們湊的二百兩得以進考場，最好取得了功名。
作者吳敬梓對這些從商的文人多以譏諷，將其作為“資性蠢愚，心術卑鄙，貨利聲色之外不知其他”的鄙夷物件，但其也對真正的儒商表有敬意，讚頌莊濯光、蓋寬的重義輕利、善於經商而又不失士子之骨氣。
然而其最終卻以慘淡收場，只得貧苦之命，這則是作者對當時社會只允許如萬雪齋般厚顏無恥、毛二胡子般狠毒摳門才可發家致富、道德淪喪、風氣敗壞的痛心疾首。
1、腐儒的典型——周進、范進：
讀過《儒林外史》的人，總也忘不了書中的周進、范進這兩個人物，他們是作者在第二、三回中分別著力塑造的兩個年紀老大而沒有考中科舉的可憐蟲，這是兩個腐儒的典型。二人在中舉之前都是很窮困的，受盡別人的白眼和嘲諷。
從這兩個人物身上，我們可以看出科舉制度對文人的毒害之深。它深深的腐蝕著文士的心靈，使一些文人因迷戀舉業而完全被動地失去了自我。作者以其悲憤和辛酸的筆觸，寫出了他們在人格意識方面的扭曲與墮落。
2、貪官汙吏的典型——湯奉、王惠：
如果可憐的讀書人一旦考中了進士，便可以名正言順的踏入仕途。而那些原本可憐的讀書人一旦做了官，很快便會成為貪官汙吏。其中湯奉和王惠就是兩個典型的例子。
南昌太守王惠，也是一個貪官的典型。他念念不忘“三年清知府，十萬雪花銀”的通例，他一到任，衙門裡就滿是“戥子聲，算盤聲，銀子聲，衙役百姓一個個被他打得魂飛魄散，合城的人，無一個不知道太守的厲害，睡夢裡也是怕的。”
這些官吏就憑藉科舉得意，升官發財，作威作福；而貪狠、蠻橫則成了他們的共同特徵。這就進一步暴露了科舉制度的罪惡，同時也反映了當時整個封建官吏政治的腐敗不堪。
3、八股迷的典型——馬靜、魯編修：
科舉既然成了讀書人獵取功名富貴的唯一手段，八股文自然就成了文章的正宗。於是無數的封建文人，孜孜不倦地鑽研八股文，其中最虔誠的八股制藝信徒當屬馬靜和魯編修了。
《儒林外史》中塑造的馬二先生，是一個為舉業而耗盡終生的受害者，但他始終把舉業視為“神聖不可侵犯的事業”，他甚至迷信八股到這樣的程度，他說：“舉業二字，是從古及今，人人必要做的。就如孔子在春秋的時候，那時用‘揚言行舉’做官，故孔子只講得個‘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這便是孔子的舉業。
另一個八股迷魯編修認為：“八股文章若做的好，隨你做什麼東西，要詩就詩，要賦就賦，都是一鞭一條痕，一摑一掌血；若是八股文章欠講究，任你做出甚麼來都是野狐禪，邪魔歪道。” 魯編修已達到了科舉考試的最高等級，實現了其人生的最高理想。但作者寫他卻是從他在京城清苦得實在混不下去的返鄉途中開始的。
作者以如此寒酸之筆來寫這位“成功者”，其畫外音顯然是說，以整個的個人尊嚴和物質生活享受為代價換來的翰林編修之職，除了徒有虛名外，沒有任何實際意義。
4、正面典型——王冕、杜少卿：
《儒林外史》中不僅有對儒林醜類的揭露和諷刺，而且有對正面人物的肯定和歌頌。作者肯定的最多的是那些不慕功名利祿的知識分子，王冕和杜少卿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作者在第一回中塑造了元末詩人王冕的形象來“敷陳大義”，“隱括全文”，並作為自己理想的楷模和臧否人物的標準。王冕出身田家，天文地理經史上的大學問無不精通；而又安於貧賤，以賣畫為生，不與權貴相與，作者透過他的嘴，抨擊了科舉制度，“這個法卻定得不好，將來讀書人既有此一條榮身之路，把那文行出處都看輕了。”
在作者看來，文士們只有像王冕那樣講求“文行出處”，才能免於“功名富貴”的牢籠，堪稱“品地最上一層。”這在當時是有一定的批判意義的。
正面人物杜少卿是以作者本人為原型寫成的，他不熱衷功名，反對八股科舉，不願做官，被視為“自古及今難得的一個奇人”。在他身上蔑視科舉的思想尤為突出。他說“這學裡的秀才未見得好似奴才。”這對封建社會選拔官吏的制度是嘲諷，也是批判。
他敢於懷疑權威，對儒家經典的解釋者朱熹提出大膽的挑戰。他說“朱文公解經，自是一說，也是要後人與諸儒參看。而今丟了諸儒，只依朱注，這是後人固陋，與朱子不相干。”這其實是對欽定的理論標準“朱注”的否定，也是對朱熹這一權威的否定。
杜少卿是一個輕視禮教的人，他反對歧視婦女，反對納妾，具有初步的民主主義思想。他仗義疏財，平等愛人，是作者心目中的理想人物。
《儒林外史》是一部描繪明清儒林士子平常生活的一部著作，其既是中國社會封建晚期的文人士子的百象圖，又是中國十八世紀前後江南士紳生活的風俗畫卷。《儒林外史》描述的物件主要是文人士子，但我們卻能夠從中探究得到豐富的商業文化資料。
在過去的歷史裡，“重農抑商”一向是政府所為，而人們心目中“士農工商”，商為末枝的思想更是在人民心目中根深蒂固。然而到了明清時期，“君子不言利”、“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這些古訓則是蕩然無存，文人學子紛紛走上上路，謀取暴利，在晉商當中更是構成了“重利途，甚於重名。
子弟之佼秀者，多入貿易一途，其次寧為胥吏。至中材以下，方使之讀書應試。”的風氣，並蔓延全國。
至於這些從商的文人士子，在《儒林外史》中我們大致能夠察覺到有這麼三類，一是做鹽商的：萬雪齋、宋為富等人經營鹽業，獲利極厚，更以金錢結交權貴，仗勢欺人；二是當典當的：毛二胡子狠毒摳門發家致富。
而其中五河縣的方鄉紳則“開典當引鹽”，成一方首富，以錢通神；而還有一類則是依附商家，做些事務養家餬口的，如周進即是當了一回記賬，之後哭得死去活來才得了商人們湊的二百兩得以進考場，最好取得了功名。
作者吳敬梓對這些從商的文人多以譏諷，將其作為“資性蠢愚，心術卑鄙，貨利聲色之外不知其他”的鄙夷物件，但其也對真正的儒商表有敬意，讚頌莊濯光、蓋寬的重義輕利、善於經商而又不失士子之骨氣。
然而其最終卻以慘淡收場，只得貧苦之命，這則是作者對當時社會只允許如萬雪齋般厚顏無恥、毛二胡子般狠毒摳門才可發家致富、道德淪喪、風氣敗壞的痛心疾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