契丹屬東胡族系，是鮮卑族的一支。它原先本與宇文、庫莫奚兩個部落一起遊牧，公元344年(東晉康帝建元二年)，前燕主慕容皝進攻宇文逸豆歸，契丹也同時被擊潰，遂從鮮卑族中分離出來，自號“契丹”，從兩個氏族小部落，逐漸發展為八個氏族，再後又由八個氏族發展為八個部落。公元六、七世紀之交(隋朝時期)，據說契丹曾一度發展至十個部，每部有兵多者三千，少者千餘，別部又有四千餘家。至七世紀(唐初)時，“勝兵”竟達四萬人，已是一個包括很多個部的大部落。一、契丹部落聯盟的形成契丹在北魏(公元四世紀後期至六世紀前期)時，尚未形成部落聯盟。史載契丹八個部，分別各自以其部內的名馬、文皮弓獻給北魏政府，並各自與北魏互市於和龍(今遼寧朝陽縣)、密雲（今北京市密雲縣）之間。說明當時契丹各部仍各具獨立性有時各部之間甚或互相攻戰不止。及至隋初(公元六世紀後期)，各部已在一定程度上聯合起來，故這時“如有徵伐，則各部酋帥相與共議之，興兵動眾則合符契”。契丹部落聯盟的最後形成是在唐初(公元七世紀初期)。《新唐書》“契丹傳”載，當時契丹部落聯盟的首領是大賀氏，他有勝兵四萬人；聯盟包括八個部落，盟約規定：凡徵調兵馬對外攻戰，各部必須會齊、統一行動；至於狩獵，則各部可以單獨出動。二、契丹背棄突厥，歸附唐朝契丹原臣服於突厥奴隸主在漠北建立的政權，突厥統治者委任大賀氏為俟斤(突厥一種官號)。唐高祖武德(公元618——626年)中，契丹大酋長孫敖曹先後遣使入唐朝貢。太宗貞觀二年(公元628年)，部落聯盟首領摩會背棄突厥，歸附唐朝，並隨從唐軍征伐。至窟哥任部落聯盟首領時，更舉部內屬，唐朝乃於契丹的駐牧地設定松漠都督府和十個州，以窟哥為使持節十州諸軍事、松漠都督，封無極男(爵號)，並賜姓李氏。從此契丹及其駐牧地歸唐朝政府直接管轄。武則天執政(公元684——704年)時，由於唐朝邊臣趙文湖(音會)的錯誤措施，曾激起契丹的反抗，在首領孫萬榮的統領下，入犯幽州、瀛州(今北京市及河北河間縣一帶)等地，但不久即被擊敗。玄宗(公元712——756年)時又復歸附。終唐一代，契丹與唐朝的關係錯綜複雜，既有朝貢、入仕和貿易，也有戰爭和俘掠。透過這些複雜的關係，契丹受到了中原先進封建經濟文化的劇烈影響。契丹在唐代已日趨強大。及至唐末，漠北迴鶻政權衰亡，中原藩鎮割據，唐朝政府軟弱無力，已不能控制邊疆地區，契丹貴族遂乘時而起，建立政權，成為祖國北方的一個強大的勢力。三、契丹部落聯盟的領導權的更替契丹在它的發展過程中，部落聯盟的領導權最先掌握在大賀氏這一氏族之中，大賀氏的第一個首領便是上文提到的窟哥。唐玄宗開元十八年(公元730年)，大賀氏一系的最後一個首領邵固被殺之後，聯盟的領導權便轉入另一個氏族遙輦氏(輦音捻)之手。遙輦氏的第一個首領是窪可汗屈列。從屈列至耶律氏一系建立政權(公元916年)，其間大約一百七十餘年，史書記載，共傳九世(總稱“遙輦九帳”)。耶律氏族，在遙輦時代，屬於聯盟中的迭刺部，世為部內的夷離堇(掌管兵馬的大官，堇音僅)。當時契丹聯盟內部的政治組織，各部除有個大酋長擔任政治首領外，還有一個夷離堇作為軍事首長，實行二頭首長制。由於迭刺部在遙輦氏為首的聯盟中獨強，故迭刺部的夷離堇，事實上便成為全部落聯盟的軍事首長，握有極大的權力。契丹各部和部落聯盟的首領都稱“大人”，在先連同夷離堇都是透過氏族和部落內部的民主選舉產生的。《新五代史》“四夷附錄”第一描述這種選舉的情況說：契丹各部的首長稱“大人”，常推一大人建立旗鼓以統領八部；及至在任歲久，或族內有災病而畜牧業衰落，則八部聚議，以旗鼓更立其他大人以替代之；被代者以為盟約本來如此，故亦不敢抗爭。後來到了遙輦時代的阻午可汗(唐賜名李懷秀)時(約在唐玄宗開元之末，即公元734——741年之間)，選舉制受到破壞，開始從個別顯貴氏族或家族中選舉以替代一般的選舉，因而民主選舉制事實上變成了顯貴氏族或家族的世選制。《遼史》“蕭韓家奴傳”說：“自夷離堇雅裡(耶律氏始祖)立阻午（為可汗），大位始定。”就是指大人世選制的確立而言。四、契丹逐漸擺脫“無有定所”的遊牧生活，開始“分營置部”契丹是個遊牧部族。在先他們隨寒暑追逐水草，經營畜牧業，居無常處，以氈帳為室。他們的主要經濟雖是畜牧，但魚獵在社會經濟中仍佔有一定的地位。正如《遼史》“食貨志”上說：契丹舊俗，其富以馬，其強以兵，馬逐水草，人食湩酪，挽弓射獵，以給日用，盡賴於此矣。至阻午可汗後，農業及紡織、冶鐵、煮鹽等手工業也發展起來，逐漸擺脫“草居野處，無有定所”的在較大範圍移動的遊牧生活，轉向“始制部族，各有分地”，亦即《遼史》所謂“分營置部”的在較小範圍移動的遊牧生活。“分營置部”，就是把原來適應於在較大範圍移動的“營”改組為適應於在較小範圍移動“部”，而各“部”又都劃分了一定的土地作為自己“部”內的疆界。故這時的部與原來的部，意義略有不同。這時的“部”是與土地相結合的、佔有一定地區所形成的一個畜牧業和農業生產單位(“部”內成員則在劃定的“分地”內遊牧)，同時也是按照氏族和部落組織起來的一個軍事武裝單位，既是一個村社，也是一個軍事基地。在這裡，生產組織與軍事組織是緊密結合的，“部”內的氏族成員，一方面是自由的農牧民，同時又是武裝戰士，他們平時參與生產勞動，戰時則上馬戰鬥。正如《遼史》“兵衛志”上及“營衛志”上說：“凡民(男子)十五以上、五十以下，皆隸兵籍”，“有事則以攻戰為務，間暇則政漁為生。”這種生產與軍事二重體制的組織，在中國古代北方遊牧民族中，都是常見的。參考資料：陳述：《契丹史論證稿》(1948年印行)第四篇《遼史》“百官志”《魏書》《北史》“契丹傳”
契丹屬東胡族系，是鮮卑族的一支。它原先本與宇文、庫莫奚兩個部落一起遊牧，公元344年(東晉康帝建元二年)，前燕主慕容皝進攻宇文逸豆歸，契丹也同時被擊潰，遂從鮮卑族中分離出來，自號“契丹”，從兩個氏族小部落，逐漸發展為八個氏族，再後又由八個氏族發展為八個部落。公元六、七世紀之交(隋朝時期)，據說契丹曾一度發展至十個部，每部有兵多者三千，少者千餘，別部又有四千餘家。至七世紀(唐初)時，“勝兵”竟達四萬人，已是一個包括很多個部的大部落。一、契丹部落聯盟的形成契丹在北魏(公元四世紀後期至六世紀前期)時，尚未形成部落聯盟。史載契丹八個部，分別各自以其部內的名馬、文皮弓獻給北魏政府，並各自與北魏互市於和龍(今遼寧朝陽縣)、密雲（今北京市密雲縣）之間。說明當時契丹各部仍各具獨立性有時各部之間甚或互相攻戰不止。及至隋初(公元六世紀後期)，各部已在一定程度上聯合起來，故這時“如有徵伐，則各部酋帥相與共議之，興兵動眾則合符契”。契丹部落聯盟的最後形成是在唐初(公元七世紀初期)。《新唐書》“契丹傳”載，當時契丹部落聯盟的首領是大賀氏，他有勝兵四萬人；聯盟包括八個部落，盟約規定：凡徵調兵馬對外攻戰，各部必須會齊、統一行動；至於狩獵，則各部可以單獨出動。二、契丹背棄突厥，歸附唐朝契丹原臣服於突厥奴隸主在漠北建立的政權，突厥統治者委任大賀氏為俟斤(突厥一種官號)。唐高祖武德(公元618——626年)中，契丹大酋長孫敖曹先後遣使入唐朝貢。太宗貞觀二年(公元628年)，部落聯盟首領摩會背棄突厥，歸附唐朝，並隨從唐軍征伐。至窟哥任部落聯盟首領時，更舉部內屬，唐朝乃於契丹的駐牧地設定松漠都督府和十個州，以窟哥為使持節十州諸軍事、松漠都督，封無極男(爵號)，並賜姓李氏。從此契丹及其駐牧地歸唐朝政府直接管轄。武則天執政(公元684——704年)時，由於唐朝邊臣趙文湖(音會)的錯誤措施，曾激起契丹的反抗，在首領孫萬榮的統領下，入犯幽州、瀛州(今北京市及河北河間縣一帶)等地，但不久即被擊敗。玄宗(公元712——756年)時又復歸附。終唐一代，契丹與唐朝的關係錯綜複雜，既有朝貢、入仕和貿易，也有戰爭和俘掠。透過這些複雜的關係，契丹受到了中原先進封建經濟文化的劇烈影響。契丹在唐代已日趨強大。及至唐末，漠北迴鶻政權衰亡，中原藩鎮割據，唐朝政府軟弱無力，已不能控制邊疆地區，契丹貴族遂乘時而起，建立政權，成為祖國北方的一個強大的勢力。三、契丹部落聯盟的領導權的更替契丹在它的發展過程中，部落聯盟的領導權最先掌握在大賀氏這一氏族之中，大賀氏的第一個首領便是上文提到的窟哥。唐玄宗開元十八年(公元730年)，大賀氏一系的最後一個首領邵固被殺之後，聯盟的領導權便轉入另一個氏族遙輦氏(輦音捻)之手。遙輦氏的第一個首領是窪可汗屈列。從屈列至耶律氏一系建立政權(公元916年)，其間大約一百七十餘年，史書記載，共傳九世(總稱“遙輦九帳”)。耶律氏族，在遙輦時代，屬於聯盟中的迭刺部，世為部內的夷離堇(掌管兵馬的大官，堇音僅)。當時契丹聯盟內部的政治組織，各部除有個大酋長擔任政治首領外，還有一個夷離堇作為軍事首長，實行二頭首長制。由於迭刺部在遙輦氏為首的聯盟中獨強，故迭刺部的夷離堇，事實上便成為全部落聯盟的軍事首長，握有極大的權力。契丹各部和部落聯盟的首領都稱“大人”，在先連同夷離堇都是透過氏族和部落內部的民主選舉產生的。《新五代史》“四夷附錄”第一描述這種選舉的情況說：契丹各部的首長稱“大人”，常推一大人建立旗鼓以統領八部；及至在任歲久，或族內有災病而畜牧業衰落，則八部聚議，以旗鼓更立其他大人以替代之；被代者以為盟約本來如此，故亦不敢抗爭。後來到了遙輦時代的阻午可汗(唐賜名李懷秀)時(約在唐玄宗開元之末，即公元734——741年之間)，選舉制受到破壞，開始從個別顯貴氏族或家族中選舉以替代一般的選舉，因而民主選舉制事實上變成了顯貴氏族或家族的世選制。《遼史》“蕭韓家奴傳”說：“自夷離堇雅裡(耶律氏始祖)立阻午（為可汗），大位始定。”就是指大人世選制的確立而言。四、契丹逐漸擺脫“無有定所”的遊牧生活，開始“分營置部”契丹是個遊牧部族。在先他們隨寒暑追逐水草，經營畜牧業，居無常處，以氈帳為室。他們的主要經濟雖是畜牧，但魚獵在社會經濟中仍佔有一定的地位。正如《遼史》“食貨志”上說：契丹舊俗，其富以馬，其強以兵，馬逐水草，人食湩酪，挽弓射獵，以給日用，盡賴於此矣。至阻午可汗後，農業及紡織、冶鐵、煮鹽等手工業也發展起來，逐漸擺脫“草居野處，無有定所”的在較大範圍移動的遊牧生活，轉向“始制部族，各有分地”，亦即《遼史》所謂“分營置部”的在較小範圍移動的遊牧生活。“分營置部”，就是把原來適應於在較大範圍移動的“營”改組為適應於在較小範圍移動“部”，而各“部”又都劃分了一定的土地作為自己“部”內的疆界。故這時的部與原來的部，意義略有不同。這時的“部”是與土地相結合的、佔有一定地區所形成的一個畜牧業和農業生產單位(“部”內成員則在劃定的“分地”內遊牧)，同時也是按照氏族和部落組織起來的一個軍事武裝單位，既是一個村社，也是一個軍事基地。在這裡，生產組織與軍事組織是緊密結合的，“部”內的氏族成員，一方面是自由的農牧民，同時又是武裝戰士，他們平時參與生產勞動，戰時則上馬戰鬥。正如《遼史》“兵衛志”上及“營衛志”上說：“凡民(男子)十五以上、五十以下，皆隸兵籍”，“有事則以攻戰為務，間暇則政漁為生。”這種生產與軍事二重體制的組織，在中國古代北方遊牧民族中，都是常見的。參考資料：陳述：《契丹史論證稿》(1948年印行)第四篇《遼史》“百官志”《魏書》《北史》“契丹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