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諸如團體氣氛、團體成員間的關係、領導作風對團體性質的影響等團體生活的動力方面的社會心理學分支。團體動力學一詞最初由K.勒溫於1939年提出，後來得到廣泛使用。尤其自1945年勒溫在馬薩諸塞理工學院創辦團體動力學研究中心以來，團體動力學無論在理論研究上還是在實際應用上都得到迅速的發展，推動了美國社會心理學的研究。 勒溫的場論主要講的是個體的行為，但它為團體動力學的研究提供了理論基礎。勒溫個人的愛好民主的信念、喜歡與大家共同討論決定問題的作風、深受法西斯迫害的遭遇以及重視理論應用於實際生活和社會改革的學術風格，也是促使他提出團體動力學的主觀原因。勒溫既重視實實在在的做，又重視設計一些實驗來研究問題，所以他的團體動力學一經提出，便受到人們的重視，建立起研究中心,發展出不少實驗研究,應用於政治、經濟、教育、軍事等等社會生活的許多方面，以至形成為美國社會的一種廣泛的運動。 勒溫場論的基本概念是生活空間，它包括人與環境。但人既是個體的存在，也是團體的存在；而環境既是物理的、心理的，也是社會的。個體不是孤立的個別屬性的機械相加，它是在一定的生活空間裡組織為一個完整的系統。從這一點出發,勒溫很容易達到這樣的結論:團體決不是各個互不相干的個體的集合，而是有著聯絡的個體間的一組關係。作為團體它不是由各個個體的特徵所決定的，而取決於團體成員相互依存的那種內在的關係。由此認為，雖然團體的行動要看構成團體的成員本身，但已經建立起來的一個團體有著很強的紐帶使個體成員的動機與團體目標幾乎混為一體，難以區分。所以一般說來，引起社會團體變化而改變其個體要比直接改變個體容易得多。這就是整體比部分重要得多的場論的基本思想。在實際研究工作上，勒溫也達到了這樣的結論。無論是訓練領導、改變食物習慣、提高勞動生產以至於克服偏見，都表明了透過改變一個團體來改變其中的個體比一個個地改變個體要容易得多。勒溫指出，只要團體的價值觀沒有改變，很難使個體放棄團體的標準來改變原有的主見。而一旦團體標準本身變了，則由於個體依附於該團體而導致的那種抵抗也就隨之消除了。 勒溫提出社會改變的計劃包括三個步驟：第一步是“解凍”，即消退與以往團體標準的聯絡；第二步是引進新標準；最後一步是“重凍”，這是穩固地建立新的標準的過程。在這三個過程中，透過團體討論決定都要比單是向個體提出改變要求的效果好得多。 勒溫於1938～1939年與R.利皮特和R.懷特進行了一項關於民主和專制的團體氣氛的實驗研究。他們按成人領導的不同方式把兒童分成幾個遊戲小組。先分為專制式和民主式兩組，研究比較兩種方式的領導效果；後來又增加放任式作自身比較研究。再使每一組變換不同的領導方式進行自身比較，看以領導為中心的(專制的)組與以團體為中心的（民主的）組在行為上有何不同，在團體的影響上又有何不同。結果一致表明，民主式的領導方式優於專制式。例如，在專制式領導下，孩子的主動性差，而且對待小組內其他成員的行為蠻橫；而民主式領導的小組在這些方面表現很好，無論整個小組還是極大多數小組成員都是如此。放任式領導的小組表現出民主式領導的小組所沒有的那種普遍不滿與缺乏目標的特點。實驗結果還表明，民主團體的統一性和穩定性高於專制團體。因為專制團體的統一性的保持依賴於領導的努力，一旦沒有了領導，團體的結構便由大化小，而民主團體的統一性及穩定性則完全根據工作的需要，與領導的壓力無關。利皮特的實驗根據小組成員會話的分析也表明民主團體的團結精神比專制團體更豐富。前者使用“我們”或“我們的”這種表示團體中心的語言佔36％，比專制團體的要多一倍。 勒溫和利皮特根據上述實驗得出以下結論：①團結力是使某一團體穩定並抗拒分裂的重要力量。②在獨裁的團體中存在更高的緊張氣氛。③民主團體中的成員總是努力進行合作，並越來越要求提供和尋求合作。④民主團體中的成員客觀態度更多。⑤民主團體中的成員積極性更高,表現為“我們需要”,而不是“我需要”。⑥民主團體的結構更穩定，成員的感情和目的得到更大的發展。 勒溫認為，社會團體作為一個“社會場”，其不同型別將對個體產生很大影響。個體的行為受他從屬的社會團體的影響和制約。G.奧爾波特將勒溫的研究主題歸為一個個體從屬的團體是這個個體的知覺、情感和行為的背景。勒溫強調從嬰兒開始，個體便受到社會因素的影響和社會環境的改造，個體所屬的團體決定了個體的行為和心理趨向。為此，勒溫不僅研究了不同型別的團體對個人的影響，也研究了有無團體的參照對個體的影響。 勒溫的學生查普曼和福爾克曼進行的一項研究表明，個人的抱負水平總是參照別人的成就而定的，它總是高於比自己水平低的人，低於比自己水平高的人，接近與自己水平相同的人。A.J.馬羅的實驗也發現，在工廠裡，如果沒有團體作參照，工人的生產效率會大大降低。勒溫親自指導的團體決策的實驗，說明個人的行為和習慣在團體影響下會發生變化。 作為一名格式塔心理學家，勒溫把團體作為一個不可分割的分析單位,其中的成員不是孤立的個體存在,而是被組織到一個複雜的，互相依賴的系統之中。一個團體較之它的個體成員的總和要多。一個團體具備為個體所沒有的那種動力的特性。比如像團體的凝聚力。這些看法產生了現在的所謂敏感訓練或敏感小組。1946年,勒溫受康涅狄格州種族委員會的邀請為社群計劃訓練領導，以克服種族與宗教的偏見。訓練的目的在於使人們能對別人的思想感情更加了解，並利用團體凝聚力來促使獲得這些意識。在這項實施中，受訓者作了自我反饋與行為的自我分析。勒溫根據這個經驗，又在緬因州建立了一個新組織——國家訓練實驗室。雖然勒溫很快去世,但他所倡導的“非指示性、敏感性”的觀察訓練小組，卻開了60～70年代敏感訓練運動的先河。 勒溫的團體動力學改變了以往心理學只研究個體心理不研究團體心理的局面。或者說，以往雖對團體進行研究，但大抵依靠對文化歷史的考察，而不採用嚴格求證的實驗方法。勒溫在嘗試用實驗方法於團體動力學的研究促進了實驗社會心理學的產生，在心理學的發展上有積極的意義。 勒溫的團體動力學在他重視應用的思想指導下，注意與社會實際相結合。然而有些社會問題，如克服美國的種族歧視等，決非單單靠學術工作所能說明和解決得了的。所以有的人對他的結論與應用抱懷疑態度是很自然的。
研究諸如團體氣氛、團體成員間的關係、領導作風對團體性質的影響等團體生活的動力方面的社會心理學分支。團體動力學一詞最初由K.勒溫於1939年提出，後來得到廣泛使用。尤其自1945年勒溫在馬薩諸塞理工學院創辦團體動力學研究中心以來，團體動力學無論在理論研究上還是在實際應用上都得到迅速的發展，推動了美國社會心理學的研究。 勒溫的場論主要講的是個體的行為，但它為團體動力學的研究提供了理論基礎。勒溫個人的愛好民主的信念、喜歡與大家共同討論決定問題的作風、深受法西斯迫害的遭遇以及重視理論應用於實際生活和社會改革的學術風格，也是促使他提出團體動力學的主觀原因。勒溫既重視實實在在的做，又重視設計一些實驗來研究問題，所以他的團體動力學一經提出，便受到人們的重視，建立起研究中心,發展出不少實驗研究,應用於政治、經濟、教育、軍事等等社會生活的許多方面，以至形成為美國社會的一種廣泛的運動。 勒溫場論的基本概念是生活空間，它包括人與環境。但人既是個體的存在，也是團體的存在；而環境既是物理的、心理的，也是社會的。個體不是孤立的個別屬性的機械相加，它是在一定的生活空間裡組織為一個完整的系統。從這一點出發,勒溫很容易達到這樣的結論:團體決不是各個互不相干的個體的集合，而是有著聯絡的個體間的一組關係。作為團體它不是由各個個體的特徵所決定的，而取決於團體成員相互依存的那種內在的關係。由此認為，雖然團體的行動要看構成團體的成員本身，但已經建立起來的一個團體有著很強的紐帶使個體成員的動機與團體目標幾乎混為一體，難以區分。所以一般說來，引起社會團體變化而改變其個體要比直接改變個體容易得多。這就是整體比部分重要得多的場論的基本思想。在實際研究工作上，勒溫也達到了這樣的結論。無論是訓練領導、改變食物習慣、提高勞動生產以至於克服偏見，都表明了透過改變一個團體來改變其中的個體比一個個地改變個體要容易得多。勒溫指出，只要團體的價值觀沒有改變，很難使個體放棄團體的標準來改變原有的主見。而一旦團體標準本身變了，則由於個體依附於該團體而導致的那種抵抗也就隨之消除了。 勒溫提出社會改變的計劃包括三個步驟：第一步是“解凍”，即消退與以往團體標準的聯絡；第二步是引進新標準；最後一步是“重凍”，這是穩固地建立新的標準的過程。在這三個過程中，透過團體討論決定都要比單是向個體提出改變要求的效果好得多。 勒溫於1938～1939年與R.利皮特和R.懷特進行了一項關於民主和專制的團體氣氛的實驗研究。他們按成人領導的不同方式把兒童分成幾個遊戲小組。先分為專制式和民主式兩組，研究比較兩種方式的領導效果；後來又增加放任式作自身比較研究。再使每一組變換不同的領導方式進行自身比較，看以領導為中心的(專制的)組與以團體為中心的（民主的）組在行為上有何不同，在團體的影響上又有何不同。結果一致表明，民主式的領導方式優於專制式。例如，在專制式領導下，孩子的主動性差，而且對待小組內其他成員的行為蠻橫；而民主式領導的小組在這些方面表現很好，無論整個小組還是極大多數小組成員都是如此。放任式領導的小組表現出民主式領導的小組所沒有的那種普遍不滿與缺乏目標的特點。實驗結果還表明，民主團體的統一性和穩定性高於專制團體。因為專制團體的統一性的保持依賴於領導的努力，一旦沒有了領導，團體的結構便由大化小，而民主團體的統一性及穩定性則完全根據工作的需要，與領導的壓力無關。利皮特的實驗根據小組成員會話的分析也表明民主團體的團結精神比專制團體更豐富。前者使用“我們”或“我們的”這種表示團體中心的語言佔36％，比專制團體的要多一倍。 勒溫和利皮特根據上述實驗得出以下結論：①團結力是使某一團體穩定並抗拒分裂的重要力量。②在獨裁的團體中存在更高的緊張氣氛。③民主團體中的成員總是努力進行合作，並越來越要求提供和尋求合作。④民主團體中的成員客觀態度更多。⑤民主團體中的成員積極性更高,表現為“我們需要”,而不是“我需要”。⑥民主團體的結構更穩定，成員的感情和目的得到更大的發展。 勒溫認為，社會團體作為一個“社會場”，其不同型別將對個體產生很大影響。個體的行為受他從屬的社會團體的影響和制約。G.奧爾波特將勒溫的研究主題歸為一個個體從屬的團體是這個個體的知覺、情感和行為的背景。勒溫強調從嬰兒開始，個體便受到社會因素的影響和社會環境的改造，個體所屬的團體決定了個體的行為和心理趨向。為此，勒溫不僅研究了不同型別的團體對個人的影響，也研究了有無團體的參照對個體的影響。 勒溫的學生查普曼和福爾克曼進行的一項研究表明，個人的抱負水平總是參照別人的成就而定的，它總是高於比自己水平低的人，低於比自己水平高的人，接近與自己水平相同的人。A.J.馬羅的實驗也發現，在工廠裡，如果沒有團體作參照，工人的生產效率會大大降低。勒溫親自指導的團體決策的實驗，說明個人的行為和習慣在團體影響下會發生變化。 作為一名格式塔心理學家，勒溫把團體作為一個不可分割的分析單位,其中的成員不是孤立的個體存在,而是被組織到一個複雜的，互相依賴的系統之中。一個團體較之它的個體成員的總和要多。一個團體具備為個體所沒有的那種動力的特性。比如像團體的凝聚力。這些看法產生了現在的所謂敏感訓練或敏感小組。1946年,勒溫受康涅狄格州種族委員會的邀請為社群計劃訓練領導，以克服種族與宗教的偏見。訓練的目的在於使人們能對別人的思想感情更加了解，並利用團體凝聚力來促使獲得這些意識。在這項實施中，受訓者作了自我反饋與行為的自我分析。勒溫根據這個經驗，又在緬因州建立了一個新組織——國家訓練實驗室。雖然勒溫很快去世,但他所倡導的“非指示性、敏感性”的觀察訓練小組，卻開了60～70年代敏感訓練運動的先河。 勒溫的團體動力學改變了以往心理學只研究個體心理不研究團體心理的局面。或者說，以往雖對團體進行研究，但大抵依靠對文化歷史的考察，而不採用嚴格求證的實驗方法。勒溫在嘗試用實驗方法於團體動力學的研究促進了實驗社會心理學的產生，在心理學的發展上有積極的意義。 勒溫的團體動力學在他重視應用的思想指導下，注意與社會實際相結合。然而有些社會問題，如克服美國的種族歧視等，決非單單靠學術工作所能說明和解決得了的。所以有的人對他的結論與應用抱懷疑態度是很自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