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麼叫公共精神？可以這樣解釋：
公共精神是指孕育於公民社會之中，位於最深的基本道德和政治價值層面的以社會發展為依歸的一種價值取向，且滲透於政治經歷、文化領域的精神傳統。
或簡單概括為：獨立自由的個體所具有的一種整體意識或整體觀念。
這種精神主要表現在“公共”兩字身上，用中國話來說叫“天下為公”，這個成語原意是指天下是大眾的。公共是集體所享有、存在或理解的處境、觀念和行為，在現代道德公共精神中，譬如不要隨地吐痰、不要在公開場合吸菸、不要大聲喧譁。
這些屬於被社會推崇和認可的公共行為，也正是公共精神的表現，維護和營造我們共有的事物和環境，最終使大家都受益。羅素在《中國問題》一書的《19世紀的中國》這一章節中談到說：
孝道或族權是或許是孔子倫理中最大的弱點，孔子倫理中與常理相去太遠的也就在於此。家族意識會削弱人的公共精神，賦予長者過多的權力會導致舊勢力的肆虐……孔子宣揚的孝道有礙於公共精神的發展。
羅素的這番話包含了兩個層面的意思，因為這是他在19世紀發表的一部作品，所以裡面有一些時代因素。譬如他說“家族意思會削弱人的公共精神”，他的理由在於華人太過於注重孝道，而在不孝之道中最嚴重的情形就是絕嗣斷絕了對祖宗的祭祀。
這就是我們說的“不孝有三，無後為大”。他說羅馬人和希臘人也曾經像華人一樣注重孝道，但是在歷史上的發展中逐漸淡化了，家庭關係也隨之淡化。但中國相反，孝道更加受到重視，家族關係更加密切。由於孝道對應的是家族，而不是國家，所以它和愛國主義不同的是愛國主義容易發展成為軍國主義，而孝道至多會表現為受賄和陰謀。
羅素後文中說的“舊勢力的肆虐”其實指的是中國在宗法制度下，一個家族中的長者成為了家族的最高統治者，這些長者擁有根深蒂固的封建思想，也多是守舊的，所以如果繼續賦予他們過多的權力就會導致封建勢力的反撲，這是他對應的族權。
這話是他說給“少年中國群體”聽的（指的是那些接受過現代教育的知識分子，羅素認為他們是中國的希望）。依照羅素的觀點，之所以家族意識導致華人缺乏公共精神，是因為孝道束縛了他們，譬如對一個官員來說，如果他想要做到廉潔，那麼他就會和孝道或者說自己的家族背道而馳。
譬如像范仲淹這樣以天下為己任的人，但這樣的人畢竟是很少的，絕大多數人考取功名都是為了改變命運，如《儒林外傳》中的范進。中國是功利性很強的一個社會，以家族為集團，每一個人的奮鬥除了是改變自己窮苦的命運，還揹負著一種“光宗耀祖”的家族責任。
而在中國，一個人的富貴往往也意味著一個家族的富貴，華人家族意識強，這是由於宗法制度導致的結果。不過羅素並沒有在這本書中深談家族意識和公共精神之間的關係，沒有深入談及為何家族意識會削弱公共意識。
不過這並不難理解，因為家族實際上本質是一個以血緣為紐帶的集團，族群構成了社會的基礎，每一個家庭都以各自的姓氏、傳統、血緣將家族和家族之間區分開來。這樣做的好處是提高了一個家族在社會中的生存率，譬如從東漢末年以來，門閥士族在中國歷史上的崛起。
不過宗法制度本質上是一個約束條款，真正使它發揮無窮力量的是儒家理論和它的結合。儒家的倫理體系和宗法制度的結合，如果說宗法制度只是骨架的話，那麼儒家倫理體系就是血肉。在這兩者的作用和影響下，它把中國的社會巧妙的分割成為一個個以家族為組成集團的社會。
其形式正猶如蜂巢一樣，我們的社會就是整體的蜂巢，而每一個巢眼就是我們的家族，家族和家族之間以一種十分緊密的姿態緊挨在一起，這導致公共空間最大限度的遭到積壓。華人是生活在家族和族群劃定的空間以內，而不是公共空間。
與之相反的是，歐洲人家族意識淡薄，並不是以家族或族群為中心和生活範圍。換言之，華人的生活範圍始終保持在家族的範圍內，而西方人的生活範圍卻始終保持在家庭之外，外面的空間才是他們生活的範圍，對華人來說，“無家可歸”是一種悲慘的命運，但對於西方人來說“無家可歸”則是一種常態。
因為華人始終被束縛在家族的範圍內，而西方人則遊離在家族之外。
這導致的結果就是華人注重家族事務，禮儀和倫理包括許多的規矩，但是家族之外的事情他們並不關心，所以中國把這種現象概括為“國有國法，家有家規”，把社會非常簡明的劃分為這種二元關係。但對於西方人而言，除了大家族以外，並不存在所謂的“家規”。
實際上所謂的家規在西方社會已經轉變為公共秩序，西方人家族意識淡薄，生活在一種公共的空間以內，所以他們注重維護公共精神。但華人由於生活在家族以內，注重的只是家族規矩和倫理，並不存在所謂公共精神，實際上至少在清代以前中國文化中都不存在這種精神。
注重家族意識所以就會表現為“各人自掃門前雪”，這很難說是自私，實際上是因為生活環境的不同導致的。西方人生活在門以外，所以注重對公共事務的經營，因為每個人都會受益，而且切身關乎著每個人的生活。公共精神和家族意識談不到孰優孰劣，各有好處，但在家族逐漸被瓦解的今天，公共精神的培養和維護有助於社會變得更加和諧和美好。
這是因為，當華人的家族意識逐漸開始淡化和瓦解以後，他們的生活場景會由先輩們的家族之中轉移到公共空間來，他們越來越多的生活會置身在公共之中，因此這個時候公共精神就顯得愈發重要。當以氏族為組成的村落在現代轉變為不同出身和血緣的社群時，這就是公共精神需要發揮作用的時刻了。
但是在廣大的農村，公共精神依然是缺乏的，這是因為在那裡還殘留著濃厚的家族意識。羅素後來說中國要進步，必須要打破家族意識，其實這句話的意思並不是說要我們淡化家族觀念，而是指要打破以往族權、父權操控下的現象，這樣每個人才能從家族的束縛中解放出來。
但這並不是說拋棄一些傳統，這句話更多的是指擺脫家族權力的束縛和阻礙。譬如魯迅礙於孝道最終接受了母親安排的婚姻，這些都是家族對人的束縛，對社會和個體都是無益的。
羅素說家族意識削弱了華人的公共精神，這話可能還有一些剋制，實際上在清代以前華人並不具備公共精神，清代以後才逐漸開始培養起來，這是由於傳統社會的瓦解。
什麼叫公共精神？可以這樣解釋：
公共精神是指孕育於公民社會之中，位於最深的基本道德和政治價值層面的以社會發展為依歸的一種價值取向，且滲透於政治經歷、文化領域的精神傳統。
或簡單概括為：獨立自由的個體所具有的一種整體意識或整體觀念。
這種精神主要表現在“公共”兩字身上，用中國話來說叫“天下為公”，這個成語原意是指天下是大眾的。公共是集體所享有、存在或理解的處境、觀念和行為，在現代道德公共精神中，譬如不要隨地吐痰、不要在公開場合吸菸、不要大聲喧譁。
這些屬於被社會推崇和認可的公共行為，也正是公共精神的表現，維護和營造我們共有的事物和環境，最終使大家都受益。羅素在《中國問題》一書的《19世紀的中國》這一章節中談到說：
孝道或族權是或許是孔子倫理中最大的弱點，孔子倫理中與常理相去太遠的也就在於此。家族意識會削弱人的公共精神，賦予長者過多的權力會導致舊勢力的肆虐……孔子宣揚的孝道有礙於公共精神的發展。
羅素的這番話包含了兩個層面的意思，因為這是他在19世紀發表的一部作品，所以裡面有一些時代因素。譬如他說“家族意思會削弱人的公共精神”，他的理由在於華人太過於注重孝道，而在不孝之道中最嚴重的情形就是絕嗣斷絕了對祖宗的祭祀。
這就是我們說的“不孝有三，無後為大”。他說羅馬人和希臘人也曾經像華人一樣注重孝道，但是在歷史上的發展中逐漸淡化了，家庭關係也隨之淡化。但中國相反，孝道更加受到重視，家族關係更加密切。由於孝道對應的是家族，而不是國家，所以它和愛國主義不同的是愛國主義容易發展成為軍國主義，而孝道至多會表現為受賄和陰謀。
羅素後文中說的“舊勢力的肆虐”其實指的是中國在宗法制度下，一個家族中的長者成為了家族的最高統治者，這些長者擁有根深蒂固的封建思想，也多是守舊的，所以如果繼續賦予他們過多的權力就會導致封建勢力的反撲，這是他對應的族權。
這話是他說給“少年中國群體”聽的（指的是那些接受過現代教育的知識分子，羅素認為他們是中國的希望）。依照羅素的觀點，之所以家族意識導致華人缺乏公共精神，是因為孝道束縛了他們，譬如對一個官員來說，如果他想要做到廉潔，那麼他就會和孝道或者說自己的家族背道而馳。
譬如像范仲淹這樣以天下為己任的人，但這樣的人畢竟是很少的，絕大多數人考取功名都是為了改變命運，如《儒林外傳》中的范進。中國是功利性很強的一個社會，以家族為集團，每一個人的奮鬥除了是改變自己窮苦的命運，還揹負著一種“光宗耀祖”的家族責任。
而在中國，一個人的富貴往往也意味著一個家族的富貴，華人家族意識強，這是由於宗法制度導致的結果。不過羅素並沒有在這本書中深談家族意識和公共精神之間的關係，沒有深入談及為何家族意識會削弱公共意識。
不過這並不難理解，因為家族實際上本質是一個以血緣為紐帶的集團，族群構成了社會的基礎，每一個家庭都以各自的姓氏、傳統、血緣將家族和家族之間區分開來。這樣做的好處是提高了一個家族在社會中的生存率，譬如從東漢末年以來，門閥士族在中國歷史上的崛起。
不過宗法制度本質上是一個約束條款，真正使它發揮無窮力量的是儒家理論和它的結合。儒家的倫理體系和宗法制度的結合，如果說宗法制度只是骨架的話，那麼儒家倫理體系就是血肉。在這兩者的作用和影響下，它把中國的社會巧妙的分割成為一個個以家族為組成集團的社會。
其形式正猶如蜂巢一樣，我們的社會就是整體的蜂巢，而每一個巢眼就是我們的家族，家族和家族之間以一種十分緊密的姿態緊挨在一起，這導致公共空間最大限度的遭到積壓。華人是生活在家族和族群劃定的空間以內，而不是公共空間。
與之相反的是，歐洲人家族意識淡薄，並不是以家族或族群為中心和生活範圍。換言之，華人的生活範圍始終保持在家族的範圍內，而西方人的生活範圍卻始終保持在家庭之外，外面的空間才是他們生活的範圍，對華人來說，“無家可歸”是一種悲慘的命運，但對於西方人來說“無家可歸”則是一種常態。
因為華人始終被束縛在家族的範圍內，而西方人則遊離在家族之外。
這導致的結果就是華人注重家族事務，禮儀和倫理包括許多的規矩，但是家族之外的事情他們並不關心，所以中國把這種現象概括為“國有國法，家有家規”，把社會非常簡明的劃分為這種二元關係。但對於西方人而言，除了大家族以外，並不存在所謂的“家規”。
實際上所謂的家規在西方社會已經轉變為公共秩序，西方人家族意識淡薄，生活在一種公共的空間以內，所以他們注重維護公共精神。但華人由於生活在家族以內，注重的只是家族規矩和倫理，並不存在所謂公共精神，實際上至少在清代以前中國文化中都不存在這種精神。
注重家族意識所以就會表現為“各人自掃門前雪”，這很難說是自私，實際上是因為生活環境的不同導致的。西方人生活在門以外，所以注重對公共事務的經營，因為每個人都會受益，而且切身關乎著每個人的生活。公共精神和家族意識談不到孰優孰劣，各有好處，但在家族逐漸被瓦解的今天，公共精神的培養和維護有助於社會變得更加和諧和美好。
這是因為，當華人的家族意識逐漸開始淡化和瓦解以後，他們的生活場景會由先輩們的家族之中轉移到公共空間來，他們越來越多的生活會置身在公共之中，因此這個時候公共精神就顯得愈發重要。當以氏族為組成的村落在現代轉變為不同出身和血緣的社群時，這就是公共精神需要發揮作用的時刻了。
但是在廣大的農村，公共精神依然是缺乏的，這是因為在那裡還殘留著濃厚的家族意識。羅素後來說中國要進步，必須要打破家族意識，其實這句話的意思並不是說要我們淡化家族觀念，而是指要打破以往族權、父權操控下的現象，這樣每個人才能從家族的束縛中解放出來。
但這並不是說拋棄一些傳統，這句話更多的是指擺脫家族權力的束縛和阻礙。譬如魯迅礙於孝道最終接受了母親安排的婚姻，這些都是家族對人的束縛，對社會和個體都是無益的。
羅素說家族意識削弱了華人的公共精神，這話可能還有一些剋制，實際上在清代以前華人並不具備公共精神，清代以後才逐漸開始培養起來，這是由於傳統社會的瓦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