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名律師，因此經常會有人問我這個問題，我一開始還會去解釋，但遇見的多了，也就懶得去解釋了。因為，我很清楚，指責你的人，任憑你作出再多的解釋，對方也不會聽，他們享受的就是指責這個過程。
尤其是我在代理刑事案件，併為“壞人”辯護時，經常受到受害人家屬的指責，他們會指著你並質問“你們律師怎麼能幫壞人辯護呢？這不是助紂為虐嗎？”！甚至還有一些罵人的語言。
在面對受害人家屬的指責時，我無法去解釋，因為我身上肩負著法律指責：為“壞人”辯護。
我這些經歷跟我的同事比起來並不算啥，有些同事遇到的處境更極端。曾經有同事跟我說，他辦理了一個涉嫌故意傷害罪案件，為“壞人”辯護，在開庭時，家屬情緒異常激動，時不時的對我這位同事進行指責，甚至謾罵。但我這位同事不愧是專業素質過硬、心理素質過硬，絲毫沒有受環境的影響，而是從始至終根據事實與法律進行辯護。
但是，等我這位同事開完庭走到法院門口時，受害人的家屬卻圍了上來，不讓他走，並且開始動手撕扯。而我這位同事又不能還手，怕把矛盾激化，於是只能躲，最後還是靠著法警解圍，但身上的衣服卻早已經被撕扯的破破爛爛。
按理說，如果是一位剛入行的年輕律師遇到這種情形時，可能會遭受打擊，以後再也不做刑事案件了。但我這位同事後來卻跟我說，這件事確實對他影響挺大，算是他二十多年職業生涯中遇到的最差的處境。不過他又說不後悔，這是他的工作，既然是工作就要承受委屈，他也不想去解釋。
可見，律師為“壞人”辯護是要承受很大精神壓力的，甚至還有生命危險。
然而，這根本無法擋住律師的腳步，無法阻擋律師去為“壞人”辯護。
因為，我上面的文章中提到的“壞人”為何一直打著雙引號？因為在我們眼中的壞人跟你們眼中的壞人是兩碼事。無論是好人還是壞人，這都是人類的一個主觀評價。人本身是不分好壞的，只分男女（雖然現在發達的變性手術導致男女的區分也日漸模糊）。
既然是一個評價，那就有評價標準。如果只以個人好惡標準來評判的話，你看的順眼的就是好人，看不順眼的就是壞人；對你好的就是好人，對你不好的就是壞人。如果是以這種標準去衡量好人還是壞人的話，那就太不靠譜了。
在我們律師的眼中，你們說的“壞人”相當於我們說的“犯罪嫌疑人”。因為，根據中國法律明確規定，任何未經法院判決構成犯罪的人，都不能稱作是罪犯！此時，只能叫做犯罪嫌疑人，即只是有犯罪的嫌疑，並不一定就是罪犯。
而你們說的律師為壞人辯護，就是律師在法庭上為犯罪嫌疑人辯護。那麼，律師為何要為犯罪嫌疑人辯護呢？——為了防止冤假錯案的發生！
大家在小的時候肯定都有過被人冤枉的經歷。比如，某一個早上，你的同桌小明突然聲稱他的文具盒不見了，而你前一天晚上最後一個離開教室的，那麼你就成了最大的嫌疑犯，於是全班同學都在你背後議論紛紛，認為你就是那個拿走小明文具盒的“壞人”。你很委屈，拼命的去解釋，卻發現沒有人願意聽你的解釋，只會認為你在狡辯。就連一向對你很看好的老師也在苦口婆心的勸你“要做一個誠實的人，做錯了就要承認”。你頂不住壓力，最後違心的承認拿了文具盒。多年過後，小明卻告訴你說，你沒拿他的文具盒，是他自己不小心弄丟了，怕被父母責罵，於是就撒了謊。你瞬間崩潰，想起多年來承受的委屈。
是的，人都是衝動的動物，並且容易受群體影響，人云亦云。當一個人被認定為是嫌疑犯，如果沒有人為他辯解，那就很容易產生冤家錯案。因為，一旦認定為罪犯，那將面臨嚴重的懲罰，輕則被剝奪人身自由，重則被剝奪宣告。所以，中國針對刑事案件，才制定了嚴密的司法體系，成立了公安、檢察院、法院三家機構相互牽制、制衡，並且讓律師參與其中，使得各方對犯罪嫌疑人犯罪的事實與證據進行充分討論，進而最大程度的還原事實。
但即使如此，在前些年律師參與的程度很低，很多犯罪嫌疑人沒有律師為其辯護。另一方面，公安機構又在執行從重、從快打擊犯罪的政策，並且盲目的追求破案率，導致了一些冤假錯案的發生。
例如，最著名的冤案“河北徐計彬強姦案”（以下對案件的介紹部分引字新浪新聞）
那是在1990年底的一個清晨。徐計彬隔壁家發生一起入室案，女戶主尚某被人強姦。案後，尚某指認徐計彬是施暴者。尚某的丈夫徐長恩是徐計彬的堂兄。結婚四年的徐計彬已分家單獨立戶，正忙著蓋新房。當時原告指認徐計彬的重要證據，是因為化驗出他的血型是Ｂ型血。而透過化驗床上遺留著的精斑，發現該男子也是Ｂ型血。
“可我明明是Ｏ型血，我做的多次化驗都證明這一點。1990年，事發後，我被抽血化驗。那時辦案人員說我沒事了，因為和我血型不一樣。”徐計彬回家後不久，突然又被警察帶走，說血型對上了。“我懷疑有人在裡面搗鬼。”
徐計彬說，在1992年8月22日一審開庭時，他就提出原告編造謊言告假狀，“可是法官偏聽偏信，根本對我的要求不予理睬。”
1992年8月23日，法院判定徐計彬罪名成立，他被判入獄8年。
刑滿後，他不服原先判決，堅決認定自己無罪。後來在律師的幫助下，才得以洗刷冤屈。
由此可見，即使向抽血化驗這種事情也是會出錯的，會導致案件被錯判。如果當時就有律師為其辯護，並堅決要求重新抽血化驗的話，可能就不會導致冤家錯案了。
所以，律師為犯罪嫌疑人辯護，並不是為了幫助“壞人”，而是在幫助每一個好人不被冤枉。
然後從另一個角度來講，即使某位犯罪嫌疑人的犯罪事實與證據都很充分了，他自己也認罪了，但此時的律師也是有辯護價值了。因為即使是犯罪，也有罪名的區分，也有重罪與輕罪的區分。a罪不能被認定為b罪，輕罪也不能被認定為重罪，這些都是現代司法文明、公平正義的應有之義。
如果說，一位犯罪嫌疑人在律師的辯護下，得到了輕判，那並不是說律師幫助了“壞人”，而是隻能說明公安、檢察院一開始的罪名認定就有錯誤，本來應該以輕罪起訴的，卻以重罪起訴了。
最後，用一句話概括筆者的觀點：律師為“壞人”辯護，是為了不讓好人蒙冤。
我是一名律師，因此經常會有人問我這個問題，我一開始還會去解釋，但遇見的多了，也就懶得去解釋了。因為，我很清楚，指責你的人，任憑你作出再多的解釋，對方也不會聽，他們享受的就是指責這個過程。
尤其是我在代理刑事案件，併為“壞人”辯護時，經常受到受害人家屬的指責，他們會指著你並質問“你們律師怎麼能幫壞人辯護呢？這不是助紂為虐嗎？”！甚至還有一些罵人的語言。
在面對受害人家屬的指責時，我無法去解釋，因為我身上肩負著法律指責：為“壞人”辯護。
我這些經歷跟我的同事比起來並不算啥，有些同事遇到的處境更極端。曾經有同事跟我說，他辦理了一個涉嫌故意傷害罪案件，為“壞人”辯護，在開庭時，家屬情緒異常激動，時不時的對我這位同事進行指責，甚至謾罵。但我這位同事不愧是專業素質過硬、心理素質過硬，絲毫沒有受環境的影響，而是從始至終根據事實與法律進行辯護。
但是，等我這位同事開完庭走到法院門口時，受害人的家屬卻圍了上來，不讓他走，並且開始動手撕扯。而我這位同事又不能還手，怕把矛盾激化，於是只能躲，最後還是靠著法警解圍，但身上的衣服卻早已經被撕扯的破破爛爛。
按理說，如果是一位剛入行的年輕律師遇到這種情形時，可能會遭受打擊，以後再也不做刑事案件了。但我這位同事後來卻跟我說，這件事確實對他影響挺大，算是他二十多年職業生涯中遇到的最差的處境。不過他又說不後悔，這是他的工作，既然是工作就要承受委屈，他也不想去解釋。
可見，律師為“壞人”辯護是要承受很大精神壓力的，甚至還有生命危險。
然而，這根本無法擋住律師的腳步，無法阻擋律師去為“壞人”辯護。
因為，我上面的文章中提到的“壞人”為何一直打著雙引號？因為在我們眼中的壞人跟你們眼中的壞人是兩碼事。無論是好人還是壞人，這都是人類的一個主觀評價。人本身是不分好壞的，只分男女（雖然現在發達的變性手術導致男女的區分也日漸模糊）。
既然是一個評價，那就有評價標準。如果只以個人好惡標準來評判的話，你看的順眼的就是好人，看不順眼的就是壞人；對你好的就是好人，對你不好的就是壞人。如果是以這種標準去衡量好人還是壞人的話，那就太不靠譜了。
在我們律師的眼中，你們說的“壞人”相當於我們說的“犯罪嫌疑人”。因為，根據中國法律明確規定，任何未經法院判決構成犯罪的人，都不能稱作是罪犯！此時，只能叫做犯罪嫌疑人，即只是有犯罪的嫌疑，並不一定就是罪犯。
而你們說的律師為壞人辯護，就是律師在法庭上為犯罪嫌疑人辯護。那麼，律師為何要為犯罪嫌疑人辯護呢？——為了防止冤假錯案的發生！
大家在小的時候肯定都有過被人冤枉的經歷。比如，某一個早上，你的同桌小明突然聲稱他的文具盒不見了，而你前一天晚上最後一個離開教室的，那麼你就成了最大的嫌疑犯，於是全班同學都在你背後議論紛紛，認為你就是那個拿走小明文具盒的“壞人”。你很委屈，拼命的去解釋，卻發現沒有人願意聽你的解釋，只會認為你在狡辯。就連一向對你很看好的老師也在苦口婆心的勸你“要做一個誠實的人，做錯了就要承認”。你頂不住壓力，最後違心的承認拿了文具盒。多年過後，小明卻告訴你說，你沒拿他的文具盒，是他自己不小心弄丟了，怕被父母責罵，於是就撒了謊。你瞬間崩潰，想起多年來承受的委屈。
是的，人都是衝動的動物，並且容易受群體影響，人云亦云。當一個人被認定為是嫌疑犯，如果沒有人為他辯解，那就很容易產生冤家錯案。因為，一旦認定為罪犯，那將面臨嚴重的懲罰，輕則被剝奪人身自由，重則被剝奪宣告。所以，中國針對刑事案件，才制定了嚴密的司法體系，成立了公安、檢察院、法院三家機構相互牽制、制衡，並且讓律師參與其中，使得各方對犯罪嫌疑人犯罪的事實與證據進行充分討論，進而最大程度的還原事實。
但即使如此，在前些年律師參與的程度很低，很多犯罪嫌疑人沒有律師為其辯護。另一方面，公安機構又在執行從重、從快打擊犯罪的政策，並且盲目的追求破案率，導致了一些冤假錯案的發生。
例如，最著名的冤案“河北徐計彬強姦案”（以下對案件的介紹部分引字新浪新聞）
那是在1990年底的一個清晨。徐計彬隔壁家發生一起入室案，女戶主尚某被人強姦。案後，尚某指認徐計彬是施暴者。尚某的丈夫徐長恩是徐計彬的堂兄。結婚四年的徐計彬已分家單獨立戶，正忙著蓋新房。當時原告指認徐計彬的重要證據，是因為化驗出他的血型是Ｂ型血。而透過化驗床上遺留著的精斑，發現該男子也是Ｂ型血。
“可我明明是Ｏ型血，我做的多次化驗都證明這一點。1990年，事發後，我被抽血化驗。那時辦案人員說我沒事了，因為和我血型不一樣。”徐計彬回家後不久，突然又被警察帶走，說血型對上了。“我懷疑有人在裡面搗鬼。”
徐計彬說，在1992年8月22日一審開庭時，他就提出原告編造謊言告假狀，“可是法官偏聽偏信，根本對我的要求不予理睬。”
1992年8月23日，法院判定徐計彬罪名成立，他被判入獄8年。
刑滿後，他不服原先判決，堅決認定自己無罪。後來在律師的幫助下，才得以洗刷冤屈。
由此可見，即使向抽血化驗這種事情也是會出錯的，會導致案件被錯判。如果當時就有律師為其辯護，並堅決要求重新抽血化驗的話，可能就不會導致冤家錯案了。
所以，律師為犯罪嫌疑人辯護，並不是為了幫助“壞人”，而是在幫助每一個好人不被冤枉。
然後從另一個角度來講，即使某位犯罪嫌疑人的犯罪事實與證據都很充分了，他自己也認罪了，但此時的律師也是有辯護價值了。因為即使是犯罪，也有罪名的區分，也有重罪與輕罪的區分。a罪不能被認定為b罪，輕罪也不能被認定為重罪，這些都是現代司法文明、公平正義的應有之義。
如果說，一位犯罪嫌疑人在律師的辯護下，得到了輕判，那並不是說律師幫助了“壞人”，而是隻能說明公安、檢察院一開始的罪名認定就有錯誤，本來應該以輕罪起訴的，卻以重罪起訴了。
最後，用一句話概括筆者的觀點：律師為“壞人”辯護，是為了不讓好人蒙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