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16世紀，老子的《道德經》就被譯成西方文字，17世紀以後，藉助西方的商船往返，順著西方傳教士的足跡，《道德經》逐步由中國傳入歐洲
《道德經》曾風靡歐洲 發行量僅次聖經。
海外初識《道德經》
早在16世紀，老子的《道德經》就被譯成西方文字，17世紀以後，藉助西方的商船往返，順著西方傳教士的足跡，《道德經》逐步由中國傳入歐洲，西方人把《道德經》翻譯成了拉丁文、法文、德文、英文等文字，老子思想逐漸傳遍歐洲大陸。有趣的是，西方人最初把“道德經”3個字分別翻譯為“道路”(the way)、“德性”(virtue)和“經典”(classic)3個詞。
老子的《道德經》傳入德國已經有幾百年的歷史，其影響力甚為深遠。從1870年第一個德譯本後，《道德經》的德文譯本多達82種，研究老子思想的專著也高達700多種。
德國哲學家萊布尼茲最初正是根據伏羲黃老的陰陽學說提出了二進位制思想。當他第一次看到中國《河圖洛書》拉丁文譯本以後，驚呼“這是一個宇宙最高的奧秘”，連連稱讚華人太偉大了，當即給太極陰陽八卦起了一個西洋名字“辯證法”。由此可見以老子為代表的伏羲黃老學說，才是真正的辯證法之父。
萊布尼茲對辯證法的論述深刻地影響著伊曼努爾·康德，使康德成為著名的哲學家，成為辯證法的奠基人和闡發者。而黑格爾師承康德，把老子學說看成是真正的哲學，將老子所說的“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發揮得淋漓盡致，使其哲學邏輯合理，充滿生氣，理論新奇，論述動人。黑格爾研究每一個命題，都完全按照太極圖的正(陽)反(陰)合(中)的三維形式，創立了三段式解讀法。哲學家海德格爾更把老子的“道”視為人們思維得以推進的淵源。
老子的人生態度和處世哲學也給予西方學者以啟迪，唯意志主義哲學和悲觀主義的大師叔本華其精神源頭中就有著老子的影子。德國哲人尼采在讀完《道德經》之後，大加稱讚，說老子思想“像一個不枯竭的井泉，滿載寶藏，放下汲桶，唾手可得”。而托爾斯泰當年也曾說，自己良好精神狀態的保持應當歸功於閱讀《道德經》。
但是由於當時歐洲的文化並不普及，加上印刷、出版技術的現實限制，使得老子思想基本侷限於歐洲的學者和文人圈子裡，廣大民眾對於老子及其思想仍然不甚瞭然。真正讓整個歐洲民眾認識老子、瞭解其思想的契機是第一次世界大戰所引發的歐洲文化危機。
一戰後西方文化大危機
1914年，人類歷史上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到1918年大戰結束，長達四年的世界大戰給人類帶來的災難是前所未有的。據統計，整個戰爭期間，各國投入戰場兵力達7500萬人，其中死傷者達3000多萬;因戰爭引起的飢餓和災害導致1000多萬人死亡;戰爭帶來的經濟損失總計高達2700億美元。對於世界大戰的主戰場歐洲來說，昔日繁華的城市淪為廢墟，大批工廠、鐵路、橋樑和房屋被毀壞。歐洲民眾更是目睹親友死於戰場，感受生活一落千丈的痛苦。
一戰造成了一個滿目瘡痍、頹敗不堪、精神備受創傷、充滿動亂和絕望情緒的悲觀世界。“世界到底怎麼了?”“西方文化到底怎麼了?”西方人開始痛苦反思。
早在一戰爆發前，一位名叫斯賓格勒的德國中學教師便已對西方文化進行總體反思，在戰後出版的名為《西方的沒落》一書中，斯賓格勒高呼“西方文化已然走向沒落”!在他眼中，文化是一個生命有機體，有著生長、成熟、衰敗的過程，最終無論何種文化都逃脫不了死亡的歸宿，西方文化也不例外。
“西方的沒落”恰是當時西方文化虛無的極佳寫照。人們不禁深思，難道近二、三百年來光輝燦爛不可一世的西方文化，竟也不能免於滅亡的命運，終將毀於一旦?經歷一戰的慘痛，歐洲人在痛定思痛之餘，開始將目光投向東方，尋求救世的良方。
從東方尋找救世良方
1919年，法國著名文學家羅曼·羅蘭寫信給印度詩人泰戈爾，信中他心情沉重地指出，歐洲文化的弊病已經十分深重，如果不汲取東方文化的精髓，不將東西文化融於一爐，就不足以言自存。也是在這一年，梁啟超到達西歐參觀，當梁啟超向西方友人說起孔子、老子等中國傳統思想時，那些友人聽後都跳了起來，埋怨他“家裡有這些寶貝卻藏起來不分給他們，真有些對不起人”。
一戰後，在歐洲人中興起了一股東方文化熱、中國文化熱。在這股熱潮中，西方人發現，對於西方文化來說，最好的拯救良方莫過於老子和他的《道德經》。他們發現老子“天人合一”的思想理念、“道法自然”的處事原則、“無為而治”的行為方式，對彌補西方文明中的精神失落和強權意志，都具有非常積極的作用。由此老子思想在西方真正熱了起來。
當時很多西方學者到中國來尋找失落情感的歸宿和醫治西方文化弊端的藥方，像英國哲學家羅素就在1919年來到中國，他認為華人提倡的禮讓、和氣、智慧、樂觀的人生之道遠非西方文化所能及，因此西方文化要學習中國的道德哲學。而西歐的民眾尤其是青年，紛紛組織團體來研究老子思想，像德國當時著名的組織“自由德意志青年”和“遊鳥”就以老子為精神領袖，其行事一切以老子哲學為依歸，追求道家的境界。一些社團在章程中寫道，德國的青年深受組織的束縛，拘束自己的創造精神，因此現在要以老子為導師，追求自己的精神之權利和無條件的自由。1919年，德國詩人科拉邦德寫了一篇《聽著，德華人》，在這篇文章中他號召德華人應當按照“神聖的道家精神”來生活，要爭做“歐洲的華人”。
老子的思想由此在西歐影響廣泛，當時有位名叫魏時珍的中國學生到歐洲留學，發現大學的教授十分熱衷於與他探討中國文化。一位姓陳的中國學生在歐洲旅行時，發現在一所鄉村中學裡，老師向學生講授“無為而治”的道理，並盛讚老子學說比孔子學說深奧。當時老子成為歐洲人心中最知名的華人之一，不少家庭都收藏有一本老子的《道德經》。
對於老子的崇拜，在戰敗國德國體現的尤為明顯，戰爭的失敗使德國民眾對西方文化弊病有著更深的切膚之痛。而老子的思想就像一劑清醒劑，直接指出了西方文化的弊病，因此深受德國青年的崇拜，當時一篇文章這樣寫道，“戰前德國青年在山林中散步時懷中大半帶一本尼采的《查拉圖斯特拉》，現在的青年人卻帶一本老子的《道德經》。”
早在16世紀，老子的《道德經》就被譯成西方文字，17世紀以後，藉助西方的商船往返，順著西方傳教士的足跡，《道德經》逐步由中國傳入歐洲
《道德經》曾風靡歐洲 發行量僅次聖經。
海外初識《道德經》
早在16世紀，老子的《道德經》就被譯成西方文字，17世紀以後，藉助西方的商船往返，順著西方傳教士的足跡，《道德經》逐步由中國傳入歐洲，西方人把《道德經》翻譯成了拉丁文、法文、德文、英文等文字，老子思想逐漸傳遍歐洲大陸。有趣的是，西方人最初把“道德經”3個字分別翻譯為“道路”(the way)、“德性”(virtue)和“經典”(classic)3個詞。
老子的《道德經》傳入德國已經有幾百年的歷史，其影響力甚為深遠。從1870年第一個德譯本後，《道德經》的德文譯本多達82種，研究老子思想的專著也高達700多種。
德國哲學家萊布尼茲最初正是根據伏羲黃老的陰陽學說提出了二進位制思想。當他第一次看到中國《河圖洛書》拉丁文譯本以後，驚呼“這是一個宇宙最高的奧秘”，連連稱讚華人太偉大了，當即給太極陰陽八卦起了一個西洋名字“辯證法”。由此可見以老子為代表的伏羲黃老學說，才是真正的辯證法之父。
萊布尼茲對辯證法的論述深刻地影響著伊曼努爾·康德，使康德成為著名的哲學家，成為辯證法的奠基人和闡發者。而黑格爾師承康德，把老子學說看成是真正的哲學，將老子所說的“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發揮得淋漓盡致，使其哲學邏輯合理，充滿生氣，理論新奇，論述動人。黑格爾研究每一個命題，都完全按照太極圖的正(陽)反(陰)合(中)的三維形式，創立了三段式解讀法。哲學家海德格爾更把老子的“道”視為人們思維得以推進的淵源。
老子的人生態度和處世哲學也給予西方學者以啟迪，唯意志主義哲學和悲觀主義的大師叔本華其精神源頭中就有著老子的影子。德國哲人尼采在讀完《道德經》之後，大加稱讚，說老子思想“像一個不枯竭的井泉，滿載寶藏，放下汲桶，唾手可得”。而托爾斯泰當年也曾說，自己良好精神狀態的保持應當歸功於閱讀《道德經》。
但是由於當時歐洲的文化並不普及，加上印刷、出版技術的現實限制，使得老子思想基本侷限於歐洲的學者和文人圈子裡，廣大民眾對於老子及其思想仍然不甚瞭然。真正讓整個歐洲民眾認識老子、瞭解其思想的契機是第一次世界大戰所引發的歐洲文化危機。
一戰後西方文化大危機
1914年，人類歷史上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到1918年大戰結束，長達四年的世界大戰給人類帶來的災難是前所未有的。據統計，整個戰爭期間，各國投入戰場兵力達7500萬人，其中死傷者達3000多萬;因戰爭引起的飢餓和災害導致1000多萬人死亡;戰爭帶來的經濟損失總計高達2700億美元。對於世界大戰的主戰場歐洲來說，昔日繁華的城市淪為廢墟，大批工廠、鐵路、橋樑和房屋被毀壞。歐洲民眾更是目睹親友死於戰場，感受生活一落千丈的痛苦。
一戰造成了一個滿目瘡痍、頹敗不堪、精神備受創傷、充滿動亂和絕望情緒的悲觀世界。“世界到底怎麼了?”“西方文化到底怎麼了?”西方人開始痛苦反思。
早在一戰爆發前，一位名叫斯賓格勒的德國中學教師便已對西方文化進行總體反思，在戰後出版的名為《西方的沒落》一書中，斯賓格勒高呼“西方文化已然走向沒落”!在他眼中，文化是一個生命有機體，有著生長、成熟、衰敗的過程，最終無論何種文化都逃脫不了死亡的歸宿，西方文化也不例外。
“西方的沒落”恰是當時西方文化虛無的極佳寫照。人們不禁深思，難道近二、三百年來光輝燦爛不可一世的西方文化，竟也不能免於滅亡的命運，終將毀於一旦?經歷一戰的慘痛，歐洲人在痛定思痛之餘，開始將目光投向東方，尋求救世的良方。
從東方尋找救世良方
1919年，法國著名文學家羅曼·羅蘭寫信給印度詩人泰戈爾，信中他心情沉重地指出，歐洲文化的弊病已經十分深重，如果不汲取東方文化的精髓，不將東西文化融於一爐，就不足以言自存。也是在這一年，梁啟超到達西歐參觀，當梁啟超向西方友人說起孔子、老子等中國傳統思想時，那些友人聽後都跳了起來，埋怨他“家裡有這些寶貝卻藏起來不分給他們，真有些對不起人”。
一戰後，在歐洲人中興起了一股東方文化熱、中國文化熱。在這股熱潮中，西方人發現，對於西方文化來說，最好的拯救良方莫過於老子和他的《道德經》。他們發現老子“天人合一”的思想理念、“道法自然”的處事原則、“無為而治”的行為方式，對彌補西方文明中的精神失落和強權意志，都具有非常積極的作用。由此老子思想在西方真正熱了起來。
當時很多西方學者到中國來尋找失落情感的歸宿和醫治西方文化弊端的藥方，像英國哲學家羅素就在1919年來到中國，他認為華人提倡的禮讓、和氣、智慧、樂觀的人生之道遠非西方文化所能及，因此西方文化要學習中國的道德哲學。而西歐的民眾尤其是青年，紛紛組織團體來研究老子思想，像德國當時著名的組織“自由德意志青年”和“遊鳥”就以老子為精神領袖，其行事一切以老子哲學為依歸，追求道家的境界。一些社團在章程中寫道，德國的青年深受組織的束縛，拘束自己的創造精神，因此現在要以老子為導師，追求自己的精神之權利和無條件的自由。1919年，德國詩人科拉邦德寫了一篇《聽著，德華人》，在這篇文章中他號召德華人應當按照“神聖的道家精神”來生活，要爭做“歐洲的華人”。
老子的思想由此在西歐影響廣泛，當時有位名叫魏時珍的中國學生到歐洲留學，發現大學的教授十分熱衷於與他探討中國文化。一位姓陳的中國學生在歐洲旅行時，發現在一所鄉村中學裡，老師向學生講授“無為而治”的道理，並盛讚老子學說比孔子學說深奧。當時老子成為歐洲人心中最知名的華人之一，不少家庭都收藏有一本老子的《道德經》。
對於老子的崇拜，在戰敗國德國體現的尤為明顯，戰爭的失敗使德國民眾對西方文化弊病有著更深的切膚之痛。而老子的思想就像一劑清醒劑，直接指出了西方文化的弊病，因此深受德國青年的崇拜，當時一篇文章這樣寫道，“戰前德國青年在山林中散步時懷中大半帶一本尼采的《查拉圖斯特拉》，現在的青年人卻帶一本老子的《道德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