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官妓大多出身於奴隸，犯罪官員家屬或淪落風塵的良家婦女地位低下，古代官員是不會取她們為妻的。所謂的官妓就是國家財政供養的妓女。生活比較優裕，編入國家正式編制(樂籍)，包括宮妓，官妓和營妓三種。中國官妓制度歷史比較優久。宮妓就是宮庭中妓女。官妓是春秋時期齊國相邦管仲設立的，史載:"管子文齊，置女閭七百，徵其夜合之資以充國用，此即花粉錢之始也！”漢武帝時設營妓(軍妓)為軍隊中無妻室者服務。隋煬帝時設教坊廣納藝人縱情聲色。唐玄宗沿習隋朝制度，教坊藝八11409人。後來又設梨園。官員門宴會賓朋廣招藝人。宋代不允許官妓為官員提供性服務。到了清雍正時期則徹底取消官妓制度。官妓來源主要有以下幾項:一，奴隸，每次打仗時把敵國女子擄來做官妓。二，官員罪犯家屬。古人犯罪講究誅連九族。如果一個官員犯了死罪，他們家男的砍頭，女的充當官妓。三，良家婦女破產後淪為官妓，有的是從小塔養。由於是為官員服務，官妓素質耍求較高，琴棋書畫樣樣精通。從中可以看出古代婦女的社會地位是非常低的，沒有任何人身自由和尊嚴。

不是禁止官員娶官妓為妻。而是官妓不能為妻。

官妓正常情況下是不能被釋放為良民的。既然不是良民，就不能成為妻。

理論上，官妓也不能被人納為妾。

因妾是私有財產，也就脫離了官妓身份，更是脫離官方監管。如果被納妾，其後所生子女將具有自由民身份，這違背了判其為官妓的判決書的本意。

事實上，官妓只能終生在教坊司為妓，而所生子女是天定官奴身份，而不論其父是誰。

不論官妓，還是官奴，絕大多數時期都是永久性賤民。比如唐代明確禁止官奴自由婚姻，需由官方指定婚姻，最終形成官奴與官奴婚配，達到所生子女永遠是官奴的目標。

官妓最早產生於春秋時期，據史書記載，齊桓公將俘虜地異國女子集中在一起，在臨淄設立了“女閭七百”即妓院，以此來增加軍餉。等到唐宋時期，官妓更加興盛，成為士大夫休閒娛樂生活中的重要內容。官妓的來源，一為買賣，一為因罪，所以官妓的身份是很卑微的，屬於賤民行列。

歷朝歷代，對於官員與官妓的交往都由規定和限制，只是程度不同罷了。如唐宋時期管控較松，因而士大夫與官妓交往十分活躍，也因此湧現了代代傳誦的詩詞佳作，而明代管理十分嚴格。但是有一點那就是每個朝代都通行的，那就是禁止官員娶官妓為妻。

如明代法律就規定：“凡官吏娶樂人為妻妾者，杖六十，並離異。若官員子孫娶者，罪亦如之。”但是隨著法律鬆弛，很多官員違背法律而迎娶官妓，但也僅僅是將其做妾，而不敢將其作為明媒正娶的妻子。

古代官員不能娶官妓為妻，甚至不能與官妓談情說愛，這在一些朝代是有明文規定的，比如宋朝。

宋朝的官場，並不只有官員，還有成群的妓女。不要笑，這是真的，而且是公開合法的。北宋首都汴京，從御街東西的朱雀門外、下橋南北的兩斜街等繁華地段，一路排過去，竟然全都是妓館。宋初翰林學士陶谷就曾專門作過統計，他說當時汴京的“鬻色戶籍”總數達萬戶。其從業人員之眾和生意之興隆，由此可見一斑。

而在這龐大的隊伍中，竟然有很大一部分人專門為官員服務，謂之“官妓”。她們是由官府供養、為官員執役的妓女，凡官府聚宴、官員唱酬，皆請教坊在籍娼戶去祗應，謂之官妓。官員與妓女，本是涇渭分明的兩個群體，生活中並無交集，但因朝廷的這種制度設定，使這兩種地位懸殊的群體，有了最為緊密的接觸，宋朝官場文人與官妓之間的交往，因而產生了許多有趣而美麗的故事。

歐陽修任洛陽推官時，就曾與某官妓纏綿悱惻，併為其填詞《臨江仙》曰：“柳外輕雷池上雨，雨聲滴碎荷聲。小樓西角斷虹明，闌干倚處，待得月華生……”蘇東坡一生與官妓多有交集，寫下過許多詩詞，其：“東坡五載黃州住，何事無言及李宜。卻似西川杜工部，海棠雖好不吟詩”，便是為黃州官妓李宜所作。

雖然官員與官妓交往密切，但歷代對於官員狎妓，都有規定。而且，“妓”的本意也不是指性，訓詁學對“妓”的註解是“女樂”，她們提供的只是歌舞、彈唱、曲藝等，而非皮肉生意。對此，宋朝在制度上也有明確規定，比如規定官員不能入隨意出入青樓，如有所需，只能召官妓。妓女赴會，官員召妓，只限於表演才藝或酒宴陪侍之類的活動，不能發展成性關係，更不能結婚，宋田汝成《西湖遊覽志餘》記載說：“宋時，閫帥、郡守等官雖得以官妓歌舞佐酒，然不得私侍枕蓆。”明確規定即使是軍政要員，也不得讓官妓侍寢。而且，一旦發生這種現象，官員與官妓皆會受到嚴厲懲處，罪名喚做“逾濫”，屬“贓私罪”。

南宋周密《齊東野語》記載說，浙江台州有官妓嚴蕊，善琴弈、歌舞、絲竹、書畫，色藝皆佳，冠絕一時，尤擅作詩詞，多出新意。四方之士，多有不遠千里慕名而來者。台州太守唐仲友十分欣賞嚴蕊，凡有雅集，必請嚴蕊赴會，唐仲友曾命她賦眼前觀賞的紅白桃花，嚴蕊援筆立成《如夢令》曰：“道是梨花不是，道是杏花不是。白白與紅紅，別是東風情味。曾記，曾記，人在武陵微醉。”唐仲友閱後大喜，遂待嚴蕊格外垂青。

朱熹與唐仲友雖同朝為官，但在學術觀點和政見上分歧較大，為打壓異己，宋孝宗淳熙九年（1182），時任提舉浙東常平茶鹽公事的朱熹，借巡視之機，揭發唐仲友與嚴蕊有姦情，以“逾濫”之罪上奏彈劾唐仲友，同時下令抓捕嚴蕊，將嚴蕊先後關押於台州和紹興二地，收監數月，施以杖刑，百般拷打，威逼嚴蕊供出與唐仲友的私情。可憐嚴蕊女身單薄，被打得皮開肉綻，死去活來，但她始終不承認與唐仲友有私，還信誓旦旦道：“豈可妄言以汙士大夫！雖死不可誣也。”嚴蕊一介娼妓，卻威武不能屈，遂在士大夫間聲名鵲起。

唐仲友並沒有坐以待斃，他也向孝宗上章，自辨其汙，還彈劾朱熹不明法紀，濫施酷刑。此事引起朝野震動，孝宗叫來宰相王淮，聽他的看法，王淮輕描淡寫道：“此乃秀才爭閒氣耳。”孝宗以為然，遂將朱熹調離，另以岳飛之子嶽霖代之。

嶽霖到任，詳察案情，可憐嚴蕊病弱之身，受刑過甚，讓她作詞自陳歸宿，嚴蕊作《卜算子》曰：“不是愛風塵，似被前緣誤。花落花開自有時，總賴東君主。去也終須去，住也如何住！若得山花插滿頭，莫問奴歸處。”隨後，嶽霖將嚴蕊無罪釋放，一場關於官妓糾纏，並夾雜著文人爭鬥的案子，就此劃上了一個句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