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哦喉，介荷包跌了哩哇。”

這是一句于都話，翻譯成普通話就是: 哎呀，我的錢包掉了。

可見在贛南客家話中，有把“錢包”稱做“荷包”的叫法。

贛州城區:

錢包(qianbao) …欽包(qinbao)，

qin bao 均讀二聲，

贛州客家方言從語音上看，有單音節，雙音節和多音節嘆詞，①如“亥、嗯”；②如“哦喉、啊嘞、媽嘞”；③哎呀嘞；(興國山歌《哎呀勒》)這些嘆詞在語句中具有表達情感或表指示的作用。如“哦喉，介荷包跌了哩哇。”一句中“哦喉”表惋惜之情，又如“媽嘞，嘿你啊。”(媽嘞，是你呀。)一句中“媽嘞”表驚訝之情，再如“嗯，的介事自己想清楚。(嗯，這件事自己想清楚”)中的“嗯”跟“按”相同，表提示。

客家人的歷史是一幅遷徒漂泊的流動畫卷，客家人就是這幅畫卷中的一頁。語言學家薩丕爾在他的《語言論》中指出:語言有一個底座-----語言也不會脫離文化而存在。也就是說語言包含了民族的歷史和文化背景，反映了一個民族的特徵。

客家話實際上也是我們客家人的特徵之一，走遍世界，天下客家都說一樣的話，說客家話的都是同文同種的客家人。

錢包，在膠州方言裡，好像還是叫“錢包”的居多，此外還有諸如“皮夾子”、“票夾子”、“錢夾子”之類叫法。

如今，錢包在生活中愈益難尋其蹤影，我自己可能也有二十多年沒用過錢包了。和手錶一樣，自從有了手機，便難得一見誰會把一塊金屬錶鏈，像手銬一樣箍在自己的手腕上了。自從有了移動支付，生活中便少了一道點鈔的風景。實物鈔票離我們漸行漸遠，外出時，最多口袋裡揣上十幾塊零錢，很少有人願意帶上大把鈔票出門，倒省卻了遭扒竊的煩惱。

家裡有一張舊式靠牆桌，三個抽屜鼻子原本鑲嵌著精美的金屬飾品，聽說在上個世紀的大鍊鋼鐵運動中，被敲下來（不知道出於父親的自願還是不得已），奉獻給了集體鍊鋼爐，為建設新中國做了貢獻。代之以金屬飾品的是三個隨處可見的小銅錢，不很般配地嵌在抽屜拉環上。

中間的抽屜永遠是上了鎖的，一把舊時老鎖，鑰匙像一挺機關槍的槍膛，父親擁有這把鑰匙的絕對支配權。雖然知道這把鑰匙被父親壓在他睡覺一頭的炕蓆下面，但我們兄妹幾個，絕對不敢偷偷拿出來，更不敢比試著捅開那個神秘的抽屜看一看，看看裡面究竟藏著什麼傳家的寶物。

曾經從旁邊用眼睛的餘光偷偷地窺探過父親開鎖，見的裡面放著一個長方形的小匣子，小匣子的上面是一面可以抽拉的蓋子，大概這個小匣子就是我們的身家性命了。十五年前，父親去世了，一直到現在，我也不曾仔細地翻一翻，匣子裡面究竟放著父親的什麼秘密。也許讓它作為一個永遠的秘密放在那裡，會更合適，就讓它成為我心中的一個念想吧。

★ 母親也有屬於自己的錢包，雖然她並不擁有家庭財政的支配權。母親的銀行是幾隻可敬而勤奮的老母雞，五天一集，母親把五天積攢起來的二十來個雞蛋（兩把），放在小籃子裡，挎到集市上賣掉，換來的五六塊錢便是母親可以支配的財權。沒有母親賣雞蛋的這幾個錢，我們兄妹四人的鉛筆本子費用，家裡的油鹽醬醋日常開銷，便沒有著落。可以說母親靠扣雞腚眼，維持了一家人的生活。母親常說：口裡不吃，腚裡不拉，一分錢掰成兩半兒花，才能活下我們幾個。

開始，母親並沒有專屬於自己的錢包。每次賣了雞蛋，母親總是把這來之不易的幾塊錢，仔細地摺疊在一起，裡三層外三層，卷在一塊老舊的小手絹裡，再小心地塞進靠近腰部的褲子口袋裡。後來，母親不知道從哪裡得到了一個真正的軟皮錢夾子，手掌大小，呈橢圓形，上面的拉鍊還缺了幾個齒，總是拉不嚴縫。好在母親可支配的錢並不多，所以母親的錢包從來沒見過有鼓漲起來的時候。不太完美的拉鍊倒也無妨，裡面的幾張毛票或者幾個分錢，沒有輕易掉出來過。

直到患了小腦萎縮、腿腳不便的前幾年，母親才終於放下了她那專屬的錢包。母親的錢包對我們不是秘密，母親從來不需要像父親那樣防著我們。即使我淘氣地拉開她的錢包，母親也不會跟我翻臉，而是任由我翻騰，當然我也從來沒有偷偷地從她的錢包裡拿過一毛錢。

★ 該說說我小時候用過的錢夾了。小孩子還需要什麼錢夾？當然，小孩子也有日進斗金、財大氣粗的時候啊！每年的過年，便是我們小孩子家發財的大好時機，討要壓歲錢是我們唯一的收入來源。大年初一，天不亮就跑到大娘家，磕頭作揖討賞錢，通常可以從大娘那裡得到兩毛或者三毛。稍大一點，大娘給的壓歲錢長到了五毛，好像不記得有超過一塊的時候。

姑姑家離著十幾裡遠，正月初三，為了幾毛壓歲錢，死乞白賴地跟在哥哥屁股後面，踩著一尺多厚的積雪，到姑姑家出門。姑姑比較小氣，給的壓歲錢通常不會超過四毛。不過，在我眼裡，兩張兩毛遠比一張五毛更令我激動。但即便年年對姑姑心生“怨恨”，每到過年，依然屁顛屁顛地去給姑姑拜年。

不知道為什麼，我沒怎麼去過舅舅家，不記得從舅舅那裡討到過幾個壓歲錢。所以加上自己父母給的，我一個小孩子家，過年這幾天基本可以進賬兩到三元。現在的孩子，即使馬路上躺著幾個鋼鏰，恐怕也沒幾個彎腰去撿的。但在當時那個物質金錢奇缺的年代，在兩分錢買一支鉛筆的年代，兩三元毫無疑問屬於大款，所以絕對值得配一個像模像樣的錢包了。

也不知道是哪一個手巧的傢伙，用厚紙疊出了第一個紙錢包，過年疊錢包便成為我們小孩子家的一件大事。錢包最適宜用水泥袋子紙摺疊，用過的水泥袋子是上好的牛皮紙，耐折不碎。比較時髦講究的折法是，夾層裡面暗藏內夾層，附帶著一個可裝硬幣的小口袋。錢包摺好，把過年收穫的幾塊錢全部裝進去，最好一層放一張，拿到小夥伴面前各自炫耀，表面上炫耀的是錢包的折工之精美，實際上炫耀的是各自收取壓歲錢的多少。遺憾的是，我總是比不過他人，誰讓我家雖然親戚多，可過年走動的實在太少呢？

比起錢包裡面的內容，紙錢包於那個時代的我們而言，其實大家更看重的是一種厚重的儀式感。正因為囊中的羞澀，方顯錢包這一形式的重要。這就像，為了顯擺自己有文化，我們常常會學老師的做法，找幾個廢棄的鋼筆筆帽，插在中山裝的上衣口袋外面一樣。後來讀了師範，沒幾個人穿得起帶領子的襯衫，有人便發明了只有領子和半個袖子的假領，於是假領便流行在同學之間。讓徒有領子的假領裝點一下十七八歲青澀的青春，這又何嘗不是一張儀式呢？

儀式是一種時代的產物，是一種面子文化，但也是一種青蔥的記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