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希臘天文學需要大量資料的記錄，需要大量公式的演算。任何文字的記載，都是歷史的重要一筆。也正是文字的記載，使得歷史有了重大程序。

所以說，古希臘天文學對歷史學的誕生有重大作用。

但如今，任何歷史的遺物與記載都是研究歷史學的重要依據，但是，天文學與歷史學，本就是不同的兩個學科。過往的天文學是歷史學誕生的重要條件，到如今的天文學，與歷史學的交集卻很少了。

也許對未來的人來說，如今的天文學也是未來歷史學研究的物件，但現在來說，交集不大。

遠古文明，天地混沌，學科雜糅，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人們對自然科學、社會科學慢慢地摸索，然後到近代，誕生了近代意義上的各種學科。現在的學科，更專業，更細緻。學科雜糅的情況較少見啦。

比如雖然說文史哲不分家，數理化一體。但在專業問題上，對學科的區分度顯然更高了。

對題主的提法不太認可，我認為歷史學不是起源於天文學，而是起源於人們對曾經發生過事件的追索和考證。

最早可考是中中國產生了“史書”並形成了傳承，甚至得到統治者——“朝庭”的支援和奉行。中國歷史學起源於《春秋》成形於《史記》。

由於古天文學包含記時、祭祀、曆法等內容，是古人留下記錄與痕跡的最多且重要的內容，確實是研究歷史的重要參考依據，可以透過這些來了解當時古人的行為模式、社會結構和意識形態。

而進入有明確文字記載的時代，書籍與文化藝術作品就成為後人更準確研究歷史的重要依據。

所以，天文學就成了歷史學的輔助研究內容，近現代天文物理學的研究，幾乎推翻了古天文學的絕大部分認識，因此古天文學在歷史學研究中佔據的比重也越來越小。

（歐多克索斯）

不知道題主這個說法的根據是什麼。古希臘，天文和歷史都有傲人的成就。但是，第一，古希臘有不少人在研究天問現象，不過還沒還形成專門的“天文學”這樣的學科；第二，古希臘也有幾個著名的史學家，但也沒形成獨立的”歷史學”這門學科；第三，古希臘天文研究對歷史研究的誕生是否起過重要作用，恕我孤陋，好像二者之間沒啥大關係。

（恩培多克勒）

據說，生於約公元前625年的泰勒斯，曾預報了他死後才發生的日食。

又據說，生於公元前493年的恩培多克勒，正確解釋了日食形成的規律——因為月亮走到了太陽和地球之間。

還據說，同時的阿那克薩戈正確解釋了月食——地球走到了太陽和月亮之間。他還說銀河是許多遠處的星星所發出的光；月亮上有山有谷；太陽不過是一塊灼熱的石頭，並不存在什麼太陽神。關於太陽的這些話，只能看做是猜測或者推斷。

生於公元前408年的歐多克索斯，根據實際觀測和幾何原理，嘗試構想以地球為中心的宇宙幾何模型。

除歐多克索斯有著作傳於後世，前面幾位的事蹟和思想，基本是別人的轉述。

（希羅多德）

古希臘有三位著名的史學家——希羅多德（約公元前484-前425 年）、修昔底德（約公元前460-前400年）和色諾芬（約公元前431-前354年）。

希羅多德被西方稱為“史學之父”。其出生於哈利卡爾納蘇斯，希波戰爭後居於雅典，後成為雅典政治家伯里克利的朋友，參加了雅典在南義大利建立圖裡殖民城邦的活動，成為該城公民。希羅多德的寫了以希波戰爭為主軸的通史體裁著作《歷史》；共9卷。書中用約一半篇幅介紹埃及、巴比倫和波斯各東方古國的歷史。

修昔底德寫了《伯羅奔尼撒戰爭史》。他曾任雅典將軍，後因故被流放，於是專心記述這次他認為是希臘歷史上最重要的戰爭。紀實詳細，史事準確。

（修昔底德）

色諾芬生活於城邦危機時代，出身雅典上層公民，拜蘇格拉底為師，政治觀點與柏拉圖相近。寫了《希臘史》，有意作為修昔底德著作的續篇，記述公元前411年至362年的史事。但總體上比不上前兩位。

後面這三位史學作者，並不是研究天文的，好像也沒受到多少天文方面的影響，以致他們下決心寫上述史學的書籍。

既然一開始就沒有什麼密切關係，後來缺少交集也就正常了。

有一套四個外國學者寫的《哈佛中國史》，裡面一個作者，的確是運用氣候學考察歷史了——小冰河時代對元明社會的影響。不過有學者指出，這個叫卜正民的外國學者所謂的“小冰河時代”，與竺可楨先生的界定是有出入的。

歷史研究方法的“複雜化”，是20世紀後期出現的現象，即利用更多的現代知識和手段，回過頭來審視以往對歷史的研究。

所以，在某種程度上說，歷史和很多以前“不搭界”的學科，反倒是可能產生更多交集的。

順便說一句，本人的看法，前面說到的三位古希臘史學家，比起司馬遷來，總感覺還有點距離——他們寫的其實是斷代史，不到百年；或是專業史，比如戰爭史。司馬遷的《史記》，記述了三千年，而且無所不包。

曾寫過一個問答，比較了司馬遷和上述三位，還有羅馬幾位史學家的著作。有興趣可搜出來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