寧靜淡泊中的智慧 ——說說陶淵明 歸園田居（其三） 種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 晨興理荒穢，帶月荷鋤歸。 道狹草木長，夕露沾我衣。 衣沾不足惜，但使願無違。 自然、恬靜、安逸，除此以外還有什麼能夠形容陶淵明的詩文呢？無論是《歸園田居》、《歸去來兮辭》，還是《飲酒》、《五柳先生傳》，字字都散發出那樣一種淡遠清新、平實淳厚、意韻悠長的獨特風韻，沒有任何華麗的詞藻，彷彿未經雕琢，卻自然地流露著他特有的古樸之風，他的文風，他的處世哲學，都好似夾雜在那久遠的魏晉之風中一絲淡淡的菊香，細若遊絲，而又綿遠悠長。 三國歸魏，司馬氏專權，曾經的宏謀遠圖、血撒沙場化作了爭權奪利、勾心鬥角，沒有了亂世梟雄，取而代之的是將權術玩弄於鼓掌之間的小人。就在這樣的社會現實之中，無數文人墨客選擇了逃避現實，而將寶貴的生命耗費於空談玄學、追求虛幻中的長生不老之上。陶淵明這等隱逸之士的誕生似乎是時代的必然，然而我們卻在他身上看到了不同於同時代、同階層人物的精神與思想。 陶淵明生活在複雜的政治環境之中。他的曾祖父陶侃曾任晉朝的大司馬；祖父做過太守，而在陶淵明幼年就去世了。他在柴桑的農村裡度過少年時代，“少無適俗韻，性本愛丘山”（《歸園田居》其一），“少年罕人事，遊好在六經”（《飲酒》其十六），便是那時生活的寫照。他常說因家貧而不得不出仕謀生，這固然是實情，但也不能排除一般士人具有的那種想要建功立業的動機。“ 晉安帝隆安二年（398），陶淵明到江陵，入荊州刺史兼江州刺史桓玄幕。當時桓玄掌握著長江中上游的軍政大權，野心勃勃圖謀篡晉。陶淵明便又產生了歸隱的想法，這年冬因母親病逝，便回尋陽舉喪了。此後政局發生了急劇的變化，安帝元興元年（402），桓玄以討尚書令司馬元顯為名，舉兵東下攻入京師。元興二年（403）桓玄篡位，改國號曰楚。元興三年（404）劉裕起兵討伐桓玄，入建康，任鎮軍將軍，掌握了國家大權，給晉王朝帶來一線希望。於是陶淵明又出任鎮軍將軍劉裕的參軍，在赴任途中寫了《始作鎮軍參軍經曲阿作》。他的心情矛盾，一方面覺得時機到來了，希望有所作為。另一方面又眷戀著田園的生活。這時劉裕正集中力量討伐桓玄及其殘餘勢力，陶淵明在劉裕幕中恐難有所作為。到了第二年即安帝義熙元年（405）八月又請求改任彭澤縣令，在官八十餘日就辭官歸隱了。至於這次辭去縣令的原因，《歸去來兮辭》說道：“歸去來兮，請息交以絕遊，世與我而相違，復駕言兮焉求！”陶淵明徹底覺悟到世俗與自己崇尚自然的本性是相違背的，他不能改變本性以適應世俗，再加上對政局的失望，於是堅決地辭官隱居了。這次辭官，便是陶淵明一生命運的重大轉折，從此他再未入朝為官，而是專心守住一方寸土，一直過著隱居躬耕的生活。 陶淵明遠離了當時的士大夫階層，“躬耕自資”，恣情與山水之間，忘卻對於現實黑暗的失望之情，他愛菊，便在宅邊遍植菊花；他嗜酒，而且每飲必醉；他好讀書，卻又不求甚解。他的思想與行動都與傳統的儒家思想有著太多的不同，而他又不似與他同時代的某些文人那樣放蕩不羈、拋棄一切禮法；陶潛絕對不會赤身迎客，絕對不會與金石為伴，更不會嚮往長生不死。他僅僅出於現實的失望，更出於自己獨特的志趣，而放棄了出仕的道路，他看輕生死，不計得失，安貧樂道；但從他歸隱後的一些詩文上仍可看出他對於“俗世”的關注，可以說，他的思想的根基是傳統的儒家學說，卻又融會了道家的老莊哲學，但他並不沉溺於老莊和玄談，他是一個很實際的、腳踏實地的人，做縣吏就有勸農之舉，做隱士又堅持力耕，與虛談廢務浮文妨要的玄學家很不同。 正因為陶淵明遠離政治，接近勞動人民，才使他的詩歌無論在思想內容上，在文藝形式上，都走著與當時貴族化的文壇相反的道路。他反對剝削，歌頌了勞動，並身體力行；他發揮了五言古詩優秀的傳統，高度發展了民歌傳統上白描的手法；在數量上及詩歌的接觸面上都遠遠超過前代及當代的詩人；他的成就因此成為中國詩史上一個寶貴的收穫。正像無數優秀的作家們，都代表一個寒士階層與統治階級的對抗，但在這些寒士中，只有陶淵明是真正走向農民的。這就使得陶詩在一切詩篇中，都顯得那麼素樸淳厚，單純明朗。他的風格是最富有個性的，也是最典型的。在中國文學史上，自屈原以後，僅有少數詩人能以自己的品格構成典型的形象，陶淵明正是這樣的，他因此是中國最優秀而且偉大的詩人之一。 陶淵明的文章，並未沿襲當時盛行的華麗的駢體風格，而是清麗脫俗，清新雋永，彷彿雨後山谷中的長虹，又彷彿一汪潺潺湧動的甘泉，文字中寄託著他對生活的感悟以及對理想生活的期盼。 例如他最後一次辭官時寫下的《歸去來兮辭》，是一篇脫離仕途迴歸田園的豪邁宣言，陶淵明以詩心慧眼來透視生活，用生花妙筆來點化景物，透過無拘無束的鄉間生活的再現和雲淡風清、明淨如洗的自然景物的描寫，展示了詩人崇尚自然、追求自由的浪漫情懷，也反映出詩人厭惡官場、遠離世俗的孤傲之態。字裡行間又彷彿潛藏了深刻的人生悲涼。詩人抒寫歡快喜樂的同時，總是有意無意地使用一些容易引發人們聯想到他的酸心隱痛的詞句，《歸去來兮辭》是一篇孤憤難平、憂樂相生的心靈之歌，有詩人返樸歸真、頤養天年的自足自安，也有時光易逝、人生苦短的悲愁苦嘆；有縱浪大化、逍遙浮世的自由自在，也有誤入官場、心性扭曲的懊悔痛心；有家人團聚、琴書相伴的寧靜淡泊，也有世乏知音、心曲難訴的鬱悶孤寂…… 又如著名的《桃花源記》，陶淵明在文中塑造了一個心目中完美的理想社會：與俗世隔絕，男耕女織，雞鳴犬吠，其樂融融。但他又將這個社會架空於“避秦時亂”而隱居的先人之中，分明表現出他迴歸本源的願望以及對現實的失望，理想之中還透出一絲哀愁。 總之，陶淵明的思想可以這樣概括：透過泯去後天的經過世俗薰染的“偽我”，以求返歸一個“真我”。陶淵明看到了社會的腐朽，但沒有力量支改變它，只好追求自身道德的完善。他看到了社會的危機，但找不到正確的途徑去挽救它，只好求救於人性的復歸。這在他自己也許能部分地達到，特別是在他所創造的詩境裡，但作為醫治社會的藥方卻是無效的。以世俗的眼光看來，陶淵明的一生是很“枯槁”的，但以超俗的眼光看來，他的一生卻是很藝術的。 推之於今，陶淵明不僅以他在文學世界中表現出的追求自由、自然、瀟灑飄逸的生活態度感染著生活忙亂嘈雜的現代人；他的思想也仍存在著積極的一面——潔身自好，不與世俗同流，更重要的是使人們不去刻意地追求功名利祿，即使有一些失去也不必感到絕望，只要內心中保有最原始的對美好生活的渴望，簡單而質樸的生活也可以是幸福的。
寧靜淡泊中的智慧 ——說說陶淵明 歸園田居（其三） 種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 晨興理荒穢，帶月荷鋤歸。 道狹草木長，夕露沾我衣。 衣沾不足惜，但使願無違。 自然、恬靜、安逸，除此以外還有什麼能夠形容陶淵明的詩文呢？無論是《歸園田居》、《歸去來兮辭》，還是《飲酒》、《五柳先生傳》，字字都散發出那樣一種淡遠清新、平實淳厚、意韻悠長的獨特風韻，沒有任何華麗的詞藻，彷彿未經雕琢，卻自然地流露著他特有的古樸之風，他的文風，他的處世哲學，都好似夾雜在那久遠的魏晉之風中一絲淡淡的菊香，細若遊絲，而又綿遠悠長。 三國歸魏，司馬氏專權，曾經的宏謀遠圖、血撒沙場化作了爭權奪利、勾心鬥角，沒有了亂世梟雄，取而代之的是將權術玩弄於鼓掌之間的小人。就在這樣的社會現實之中，無數文人墨客選擇了逃避現實，而將寶貴的生命耗費於空談玄學、追求虛幻中的長生不老之上。陶淵明這等隱逸之士的誕生似乎是時代的必然，然而我們卻在他身上看到了不同於同時代、同階層人物的精神與思想。 陶淵明生活在複雜的政治環境之中。他的曾祖父陶侃曾任晉朝的大司馬；祖父做過太守，而在陶淵明幼年就去世了。他在柴桑的農村裡度過少年時代，“少無適俗韻，性本愛丘山”（《歸園田居》其一），“少年罕人事，遊好在六經”（《飲酒》其十六），便是那時生活的寫照。他常說因家貧而不得不出仕謀生，這固然是實情，但也不能排除一般士人具有的那種想要建功立業的動機。“ 晉安帝隆安二年（398），陶淵明到江陵，入荊州刺史兼江州刺史桓玄幕。當時桓玄掌握著長江中上游的軍政大權，野心勃勃圖謀篡晉。陶淵明便又產生了歸隱的想法，這年冬因母親病逝，便回尋陽舉喪了。此後政局發生了急劇的變化，安帝元興元年（402），桓玄以討尚書令司馬元顯為名，舉兵東下攻入京師。元興二年（403）桓玄篡位，改國號曰楚。元興三年（404）劉裕起兵討伐桓玄，入建康，任鎮軍將軍，掌握了國家大權，給晉王朝帶來一線希望。於是陶淵明又出任鎮軍將軍劉裕的參軍，在赴任途中寫了《始作鎮軍參軍經曲阿作》。他的心情矛盾，一方面覺得時機到來了，希望有所作為。另一方面又眷戀著田園的生活。這時劉裕正集中力量討伐桓玄及其殘餘勢力，陶淵明在劉裕幕中恐難有所作為。到了第二年即安帝義熙元年（405）八月又請求改任彭澤縣令，在官八十餘日就辭官歸隱了。至於這次辭去縣令的原因，《歸去來兮辭》說道：“歸去來兮，請息交以絕遊，世與我而相違，復駕言兮焉求！”陶淵明徹底覺悟到世俗與自己崇尚自然的本性是相違背的，他不能改變本性以適應世俗，再加上對政局的失望，於是堅決地辭官隱居了。這次辭官，便是陶淵明一生命運的重大轉折，從此他再未入朝為官，而是專心守住一方寸土，一直過著隱居躬耕的生活。 陶淵明遠離了當時的士大夫階層，“躬耕自資”，恣情與山水之間，忘卻對於現實黑暗的失望之情，他愛菊，便在宅邊遍植菊花；他嗜酒，而且每飲必醉；他好讀書，卻又不求甚解。他的思想與行動都與傳統的儒家思想有著太多的不同，而他又不似與他同時代的某些文人那樣放蕩不羈、拋棄一切禮法；陶潛絕對不會赤身迎客，絕對不會與金石為伴，更不會嚮往長生不死。他僅僅出於現實的失望，更出於自己獨特的志趣，而放棄了出仕的道路，他看輕生死，不計得失，安貧樂道；但從他歸隱後的一些詩文上仍可看出他對於“俗世”的關注，可以說，他的思想的根基是傳統的儒家學說，卻又融會了道家的老莊哲學，但他並不沉溺於老莊和玄談，他是一個很實際的、腳踏實地的人，做縣吏就有勸農之舉，做隱士又堅持力耕，與虛談廢務浮文妨要的玄學家很不同。 正因為陶淵明遠離政治，接近勞動人民，才使他的詩歌無論在思想內容上，在文藝形式上，都走著與當時貴族化的文壇相反的道路。他反對剝削，歌頌了勞動，並身體力行；他發揮了五言古詩優秀的傳統，高度發展了民歌傳統上白描的手法；在數量上及詩歌的接觸面上都遠遠超過前代及當代的詩人；他的成就因此成為中國詩史上一個寶貴的收穫。正像無數優秀的作家們，都代表一個寒士階層與統治階級的對抗，但在這些寒士中，只有陶淵明是真正走向農民的。這就使得陶詩在一切詩篇中，都顯得那麼素樸淳厚，單純明朗。他的風格是最富有個性的，也是最典型的。在中國文學史上，自屈原以後，僅有少數詩人能以自己的品格構成典型的形象，陶淵明正是這樣的，他因此是中國最優秀而且偉大的詩人之一。 陶淵明的文章，並未沿襲當時盛行的華麗的駢體風格，而是清麗脫俗，清新雋永，彷彿雨後山谷中的長虹，又彷彿一汪潺潺湧動的甘泉，文字中寄託著他對生活的感悟以及對理想生活的期盼。 例如他最後一次辭官時寫下的《歸去來兮辭》，是一篇脫離仕途迴歸田園的豪邁宣言，陶淵明以詩心慧眼來透視生活，用生花妙筆來點化景物，透過無拘無束的鄉間生活的再現和雲淡風清、明淨如洗的自然景物的描寫，展示了詩人崇尚自然、追求自由的浪漫情懷，也反映出詩人厭惡官場、遠離世俗的孤傲之態。字裡行間又彷彿潛藏了深刻的人生悲涼。詩人抒寫歡快喜樂的同時，總是有意無意地使用一些容易引發人們聯想到他的酸心隱痛的詞句，《歸去來兮辭》是一篇孤憤難平、憂樂相生的心靈之歌，有詩人返樸歸真、頤養天年的自足自安，也有時光易逝、人生苦短的悲愁苦嘆；有縱浪大化、逍遙浮世的自由自在，也有誤入官場、心性扭曲的懊悔痛心；有家人團聚、琴書相伴的寧靜淡泊，也有世乏知音、心曲難訴的鬱悶孤寂…… 又如著名的《桃花源記》，陶淵明在文中塑造了一個心目中完美的理想社會：與俗世隔絕，男耕女織，雞鳴犬吠，其樂融融。但他又將這個社會架空於“避秦時亂”而隱居的先人之中，分明表現出他迴歸本源的願望以及對現實的失望，理想之中還透出一絲哀愁。 總之，陶淵明的思想可以這樣概括：透過泯去後天的經過世俗薰染的“偽我”，以求返歸一個“真我”。陶淵明看到了社會的腐朽，但沒有力量支改變它，只好追求自身道德的完善。他看到了社會的危機，但找不到正確的途徑去挽救它，只好求救於人性的復歸。這在他自己也許能部分地達到，特別是在他所創造的詩境裡，但作為醫治社會的藥方卻是無效的。以世俗的眼光看來，陶淵明的一生是很“枯槁”的，但以超俗的眼光看來，他的一生卻是很藝術的。 推之於今，陶淵明不僅以他在文學世界中表現出的追求自由、自然、瀟灑飄逸的生活態度感染著生活忙亂嘈雜的現代人；他的思想也仍存在著積極的一面——潔身自好，不與世俗同流，更重要的是使人們不去刻意地追求功名利祿，即使有一些失去也不必感到絕望，只要內心中保有最原始的對美好生活的渴望，簡單而質樸的生活也可以是幸福的。